剛出版不久的《行走的印跡——安平秋古籍工作論談》（簡稱《行走的印跡》），濃縮了作者59年古籍事業的歷程。安平秋先生自1965年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留校后，即投身古典文獻研究，1983年起，他受命主持籌建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簡稱“高校古委會”）并歷任要職。自1992年起，他又先后擔任當時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現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副組長。可以說，安先生將生命中最多、最好的時光，都獻給了古籍工作，以“行走的印跡”來命名此書，樸素中透著謙退，實在是很恰切的。

回顧近四十年的高校古籍工作，總結高校古委會的工作，沒有人比安先生更有資格，更能說得“累累如貫珠”。《行走的印跡》就是安先生這一方面論談的結集。此書所涉及的古籍工作，包括“古籍的收藏與保護、古籍的整理與研究、古籍的出版與數字化”三個部分。鑒于安先生數十年來對這三部分工作的全面參與，此書所記錄的，既是他個人在古籍工作領域“行走的印跡”，也是近四十年高校古籍工作“行走的印跡”。此書的出版無疑具有歷史意義。

書中所收錄的多篇安先生的講話，我都曾現場聆聽，近日通讀《行走的印跡》，勾起我的回憶，也使我加深了對他古籍工作實踐與思考的體會。這本書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如下三句話，請容我一一道來。

“古籍工作是一條大河”

“古籍工作是一條大河。”這句話涉及安先生對古籍工作范圍的界定與理解。他原話是這樣說的：“古籍的收藏與保護、古籍的整理與研究、古籍的出版與數字化，這三個部分猶如一條大河的上中下游，互相關聯，互為支撐。”照我粗淺的理解，這句話包含有三層意思。

第一，這句話明確指出古籍工作有三個組成部分，十分重要。要深入理解這一層意思，還要明白一個背景，那就是安先生在2022年3月15日《致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師生的信》中說到的，按照教育部新的要求，“古委會的工作任務，在原有的受教育部委托，負責組織、協調全國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培養及經費分配管理的基礎上，增加了負責全國高校古籍保護、利用、修復和數字化的職能”。這表明，隨著高校古籍工作的推進，隨著電子網絡和數字技術的廣泛運用，古籍工作的內涵也有與時俱進的更新與拓展。古籍整理工作是黨和國家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在新時代新形勢之下，已經被注入新的內涵，稱之為“古籍事業”，是當之無愧的。

第二，隨著高校古委會工作范圍的擴大，“任務更重，責任也更大”，教育部“希望古委會真正發揮好全國古籍工作主陣地作用”。所謂“主陣地”，是指古委會依托高校，四十多年來致力于古籍整理與研究，已經培養出一支古籍整理與研究的人才隊伍，也為古籍保護利用以及出版與數字化奠定了學術基礎。換個角度來說，高等院校既具有古籍典藏的資源優勢，又具有人才培養的隊伍優勢，還具有多學科融合與新技術開發利用的學科優勢，完全勝任全國古籍工作主陣地的職責。

第三，安先生把古籍工作所包含的三個部分，比作一條大河的上中下游，比喻生動而貼切。一方面，古籍工作像一條大河，源遠流長，流域廣袤，文脈久遠；另一方面，這樣一條大河的上游、中游和下游之間，又是互相關聯、互相支撐的關系。那么，在具體工作中，應該如何落實三者的“互相關聯、互相支撐”呢？安先生說：“我希望高校古委會在中宣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的指導下，與文化部全國古籍保護中心呼應，推動國家古籍收藏與保護、整理與研究、出版與利用三個有機組成部分共同發展。我們期待著一個新局面的出現。”我相信，按照這樣的籌劃，新時代高校古籍工作必將宏開新局。

“古籍整理事業需要一種精神”

“古籍整理事業需要一種精神。”這既是安先生對高校古委會工作經驗的總結，也是他對高校古籍工作從業者提出的希望。安先生曾在2000年全國高校古委會古籍研究所所長與專業主任工作會議上講道：“古委會多年來提倡一種精神，是在委員之間提倡這種精神，在所長之間提倡這種精神，在古委會工作人員之間，在古委會工作人員和各個所所長、各個專業主任之間也提倡這種精神。我們在80年代就講，到了90年代還講。那就是：互相支持，互相幫助，互相鼓勵……人總是需要別人幫忙的。一個人是成不了什么事，只有我們聯合起來，更多的人，大家真正為古籍整理事業獻身，至少為古籍整理事業貢獻我們自己的力量。有這樣一種奉獻精神，一種事業心，那么才能做好工作。而在這事業心里面需要的是互相支持，互相幫助，互相鼓勵。我想再加一條，就是互相體諒。”這種精神可以概括為“四個互相”，也可以總結為奉獻的精神。四十年來，古委會不僅提倡這種精神，也在實際工作中實踐這種精神。

安先生在書中多次提到這種精神。早在1991年11月10日，他在全國高校古委會三屆一次會議全體委員聚會時，就把第一、二屆高校古委會工作的經驗總結為兩條：“第一條就是要有事業心。古籍整理是個事業，大家在古委會里面，在各個研究所工作，在各個學校工作，集中到一起，成為一個新的集體，這幾年靠什么能夠團結，能夠和諧，我覺得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有一顆為古籍整理事業獻身的事業心，這是把我們凝聚在一起的一個基本的力量。第二條我覺得就是大家互相支持，互相幫助，互相鼓勵……根據目前的情況，我想在第二條里再加一句，就是互相諒解。”與2000年會議講話對“四個互相”的詳細闡述相比，1991年的這兩條總結講事業心比較多一些。

實際上，“一顆為古籍整理事業獻身的事業心”，其本質就是奉獻精神。2018年10月12日，安先生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與文獻學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閉幕式的發言，更拈出“古籍整理事業需要一種精神”一句為題，明確提出：“在古委會工作，是需要一種精神的，需要一種為事業獻身的精神……我們所需要的一種精神，實際上是一種奉獻精神。這是太普通，也太需要的精神。它應該成為我們全國高校從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所有人員的共同的精神。”這段話特別強調高校所有從事古籍工作的人員都應該具有這種精神。因為古籍工作是大家的事業，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齊心協力，有這樣的事業心，有這種奉獻精神，才能做到“四個互相”。從這個角度來說，這種精神也可以概稱為古委會的精神。

“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這句話原出明代學者呂坤之口，原創權不屬于安先生，但他不止一次引述此句，雖然每次的發揮不盡相同，但可見他對此語格外重視。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南京召開的第三屆古籍整理與研究青年學者會上講道：“作為一個人來說，做事可以有虛有實，有輕重緩急；但是做人，不可虛而不實、假而不真。我想，我們做人首先就要真誠、實在；而待人，對待別人，要平等，肯替他人想。明代學者呂坤講過這樣的話，‘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我們仔細琢磨這句話，確實如此。我們很容易為自己想，而為他人想得不夠。凡事能夠考慮到周圍，特別考慮到別人，我覺得不容易。”

高校古委會開過四屆青年學者會，在前三屆青年學者會上，安先生都有發言，都對青年學者提出希望和建議。在第一屆青年學者會上，他先講到古委會準備重點抓45歲以下的青年學術骨干，在科研項目的立項評審中適當加大青年學者的立項幅度，給青年學者以特殊的照顧，這都表明高校古委會很替青年學者著想。他接著講道：“年輕學者都在不斷地向上發展，地位也越來越高，要注意到真誠地待人，自己為人要真誠，待人要平等。”又講道：“古委會歷來提倡真誠，提倡平等。為人要真誠，待人要平等，這是非常重要的。在自己學問稍微大一點的時候，或者意識到和自己在一起的人學問不如自己的時候，不要自傲，不要自視甚高而看不起別人，不要矯揉造作，故作清高……總之，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只顧自己，不顧集體，要有全局觀念，要尊重別人的工作和勞動，不要鼠目寸光，只看到自己。”這段話雖然沒有引述呂坤之語，但“多為他人著想”之意已在其中。我由此聯想到，程千帆師很喜歡唐人錢起七律詩《山中酬楊補闕見過》中的一聯“幽溪鹿過苔還靜，深樹云來鳥不知”，原因是此聯描寫的是沉潛低調、不事張揚之境，有助于“檢身悟學”，值得參詳。安先生講話雖然沒有引錢起詩，卻與錢詩異曲同工。在第二屆青年學者會上，安先生對青年學者的發展和成長提出更具體的建議，特別強調“做人、做事、做學問這三者能夠兼顧、不偏廢”，做事方面“就是多為他人著想”。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

從根本上說，這三句話所論所談，也無非做人、做事、做學問三者，并無其他。安先生在《行走的印跡》一書中論談古籍工作，正是以這三者為核心而展開，特別強調其最終目標，即做好古籍整理事業。故可以一言以蔽之：從事古籍整理事業，需要一種為事業獻身的精神，一種相互支持的奉獻精神。

（作者：程章燦，系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