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是世界制造業名城，也是著名的“打工之都”，是中國農村城鎮化的典型，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精彩縮影。城市外來人口逾千萬，各色人等雜糅相處，文學題材與城市敘事呈現多樣化。隨著社會的深入轉型與急劇嬗變，東莞的社會生活現實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出現了很多城鄉敘事未曾涉及的新事物和新現象。相對于內地城鄉的變遷，東莞改革開放40多年的變化，尤其具有代表性和中國特色。東莞城鄉敘事是這40年中國經驗的現場，因而對它的文學描寫，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文學史的意義，這也是東莞文學的一個天然優勢。

東莞文學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東莞制造”的實踐范本。在一定程度上，東莞文學的創作生態是大灣區文學創作生態的鮮活標本，具有某種代表性的意義。東莞文學作為一種動態性和開放性的城市文學現象，持續刺激和活躍了當下的中國文壇，并隨著許多文化現象的出現而呈現出許多富有價值的新質。近年來，東莞文學發生了巨大的嬗變，出現了一些標志性的事件和代表性的作家，涌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東莞寫作群落，其中包括曾明了、詹谷豐、陳啟文、胡磊、雪漠、塞壬、丁燕、陳璽、周齊林、莫華杰、李會展、柳冬嫵等作家和評論家。此外，作為國內打工文學的重鎮，具有現象級傳播影響力的寫作群落增多，在國內文學界形成了廣為關注的“樟木頭中國作家第一村”“長安文學現象”“橋頭文學模式”等文學效應，從不同角度為當代文學提供了新鮮、有益、獨到、有效的時代生活、城市經驗與美學建構。隨著東莞文學的繁榮，地域寫作意識的覺醒，以及作家作品及其現象研究的深入，東莞寫作群自身的獨特價值在逐漸確立。在個案意義上，東莞寫作群對大灣區文學乃至中國文學研究具有普適性價值。

面對歷史的價值書寫與致敬

文字是人類抵抗遺忘的有效手段，這也是作家書寫的初心與意義所在。詹谷豐專注于歷史新散文創作，他的系列歷史散文《書生的骨頭》《山河故人——廣東左聯人物志》《半元社稷半明臣》《一座城池的一百張面孔》等，鉤沉了東莞學人及文化賢達的文化形象，表現了一個地域群體的人文氣節、士人風骨、書生情懷和英豪氣概，從血脈、文脈和精神傳統上，書寫追尋理想、堅韌前行的文化人的命運。陳啟文的長篇紀實文學《海祭——從虎門銷煙到鴉片戰爭》，采用“國運與命運”的復調敘事，以一以貫之的敘事基調和歷史在場感，書寫了時空的滄桑感、歷史的興亡感和人生的命運感。丁燕的報告文學《等待的母親》以彭湃母親周鳳的百年人生經歷為主線，從一個特定角度勾連起百年黨史，為紅色文學的書寫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林漢筠的歷史文化散文《嶺南讀碑記》，從本土歷史文化和自然生態文化中挖掘資源，通過讀碑的方式為東莞立傳，沉郁的文字與碑文的歷史積淀互為印證、相映成趣。彭爭武的長詩《虎門書》巧妙地處理了時間與空間、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從空間中的時間，歷史中的現實，以及詩歌里暗藏的人性輝光，共同講述了一個地方的靈魂”（謝有順）。

社會轉型背景下的改革敘事

東莞的文學創作有不少關注反映改革開放的作品，這些文本與現實社會的改革實踐形成互動的言說關系，再現了城市化背景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新型社會關系、生活圖景和精神象征。胡海洋的小說《太陽轉身》，是對“后改革”時代灣區社會生活的還原書寫，經典敘事中折射出千千萬萬南下打工謀生者的多維面孔與社會群像，反映社會關系變革和城鄉裂變中各色人等的時代命運。陳啟文的報告文學《為什么是深圳》采取全局鳥瞰與典型剖析相結合的方式，梳理了深圳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軌跡，既突出他們與時俱進的智慧，也強調他們對改革開放精神的堅守。丁燕的報告文學《東莞轉身》是一部紀實作品，敘寫東莞作為城市的普通狀態和東莞人的普通生活，透過地域性社會形態，洞見全球化變遷中當代中國普通人的行為與福祉。《嶺南萬戶皆春色：廣東精準扶貧紀實》以圖文并茂的形式講述新時代中國扶貧攻堅故事，在充分把握時代精神的前提下堅持個性化表達，延續了丁燕一向關注轉型期普通人精神狀況的寫作特點。周齊林的《香港大命脈：東深工程對港供水紀事》，是一部有特殊意義的國家重大工程題材報告文學，記錄東深工程對港供水的感人歷程，從歷史背景與國家目標起筆，是頗有價值的一次重要文學表達。陳璽的小說《珠江潮》通過生動的人物關系和特定歷史社會背景，描繪了一幅東莞與世界接軌、歷史與現實交匯的開闊恢宏的改革開放畫卷，反映了改革開放大潮中廣東人敢闖敢試的開創精神。與陳璽的宏大史詩敘事不同，莫華杰的小說《春潮》以一種個體成長敘事為框架，敘寫的是改革開放大潮中昂揚奮發的青春奮斗史和時代新聲交響曲。吳詩嫻的長篇小說《向上生長的城》敘寫改革開放潮流中內地小縣城在收縮，而建設中的新城充滿了向上和向前的希望，揭示改革開放中多元文化思潮的沖突和激蕩。吳向東、屈中朝的報告文學《一座城和一群人》，通過東莞勞動者群像式的紀實故事，探索東莞制造成功背后的人文邏輯，書寫東莞經濟騰飛的真相。侯山河的散文集《知秋房記》，將東莞與浙南兩個地理意義上的符號并置，聚焦東莞40年波瀾壯闊的工業革命，以文學史詩般的圖景凝煉，為改革開放艱難而光輝的歷程書寫了一個值得頌揚的范本。

后打工文學語境下的基層書寫

真正使東莞文學走向繁盛的是與“東莞制造”步履同頻的打工文學，東莞亦借此成為國內打工文學的重鎮。農民工進城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生命圖景成為都市草根書寫的新焦點。通過文學敘事關注他們生活空間的矛盾沖突及其生命價值的具體體現，已經成為當代城市文學的一個重要表現目標。塞壬的散文《奔跑者》《沉溺》和丁燕的長篇小說《工廠愛情》等“工廠三部曲”系列作品，正是這一寫作主題最直接、最原生態的呈現。東莞的文學與生活處在一種零距離的互動狀態。塞壬的散文《無塵車間》，描寫現代化工廠里的生存狀態以及一個人在機器空間里的痛感和無感。作者打通了文學作品與現實之間的通道，不再是藏在生活背后的觀察者，而是生活現場的直接參與者。她的散文被稱為“具有足夠的魔力、魅力和殺傷力”，因為她注重對個人內心體驗的深度開掘和對人生命運的執著追問，她的散文集《沉默、堅硬，還有悲傷》《鏡中顏尚朱》即為明證。周齊林的《底色》以逼真的細節呈現打工者的生存狀態，用細節叩問生命，細致描繪艱難謀生的社會普通打工者群像圖，引發對農村現狀和外出打工者生存狀況的深度思考。彭爭武的詩集《尋找》，關注基層打工生活，勇于打開自己的生命感知，進行艱難的自我審視和確認，從而譜寫出一曲時代變遷史和個人心靈史的雙調詠唱。

城鄉社會的雙重敘事

農村與城市的對比和沖突，一直是當代中國文學的中心焦慮。城鄉沖突中的人性考察是當代文學的一個表達傾向。陳璽的長篇小說《一抹滄桑》以懵懂少年的視角，勾勒出鄉間孩童嬉戲的童年歲月，描繪了一幅具有時代特色的塬上全景風情畫。小說《塬上童年》將童年敘事作為一種現代性的審美意趣，通過刻畫一批典型農村人物的童年行跡及群體肖像，展示了一幅風格濃郁獨特的渭北地域文化圖景。小說《風吹麥浪》講述了一群渴望走出農村、邁向城市的年輕學子的成長故事，呈現了改革開放初期鄉土中國的復雜面貌。《世界微塵里》是莫華杰的自傳體長篇紀實文學作品，是難得的“青少年勵志范本”，以自己“一粒微塵”的飄浮，書寫了一代人的青春，映射了一座城市的溫度和一個時代的變遷。陳啟文的報告文學《可可西里》，直觀地反映可可西里蒼涼、博大、雄渾、神奇的地貌帶給人的震撼，既是一部致敬生態文明之書，也是一部禮贊可可西里堅守精神之書。丁燕在散文《蝶變：一個家族的詞語遷徙史》中，非常真實地講述了自己家族作為“盲流”的家族史，她既為“盲流”恢復名譽，也為移民所帶來的文化大融合歌詠。謝蓮秀、香杰新的小說《東江謠》，以少年兒童的視角，描繪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下，城市化進程中的變遷、發展、沖突，以及人與人之間微妙的心理和思想變化，并延伸出源頭的生態之美、嶺南水鄉的人文之美，呼喚人們的家園意識、生態意識和環保意識。新時代的中國文學，關于城市與鄉村的記錄與闡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線索和源頭。有關城鄉的共同敘寫只是其顯在的一面，文學更重要的是發現現實，甚至是創造現實。李知展（寒郁）的《明月愴》是一篇頗具古風的小說，暗示我們并非所有的品質和追望都能被生活磨蝕精光，妥協也可能是持守的方式。短篇小說集《孤步巖的黃昏》，構建了一個屬于他自己的文學世界。那些看似零散的故事，串聯起一個豐饒而蒼涼的鄉村世界。他既寫鄉村普通民眾，也寫都市的邊緣人，以及在都市的鄉村漂泊者，他始終傾力關注的，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群。每一個人都為了最簡單也最永恒的生存問題，而拼盡全力地掙扎著。

植根灣區文化土壤開枝散葉

東莞詩歌群是一個多元共生的生態群體，我們能從中感受到不同的氣味和色彩。如黎啟天詩歌的“海腥味”與奇崛想象力的融合，澤平詩歌的親和力和純粹性的對話。黎啟天的組詩《小草提著大山走向更高處》是一部在題材和敘事上都充滿探索性的詩歌文本，始終關注個人生活，探求普通人的悲喜，并向個體精神內部深度開掘。薛依依在詩集《夜晚與抵達之謎》中細膩的知覺表達，構成詩人富有個性的表情。孔鑫雨的詩集《墨塵》善于打破社會生活的日常，以含蓄性、暗示性和虛擬性的創作手法，通過對非常態意境的解構、整合與重構，營造一個個出其不意的日常場景。有評論家曾說，她的詩歌具有超越其玄幻小說寫作的力量。在網絡和影視文學方面，以卻卻、禾豐浪、求無欲、華發生、陳長金、孔鑫雨、瓦力、王虹虹、打眼、環珮叮當、穆肅等為代表的東莞網絡作家，立足東莞這片文學熱土，正一步步朝著更高更遠的網絡文學目標發展前行。在文學評論方面，以柳冬嫵、胡磊、田根勝、嚴前海、曾海津、許澤平等為主要代表的評論家，關注本市文學創作，進行追蹤式的批評與研究，促進了東莞文學創作的不斷發展。他們重視文學現場的批評實踐，具有較強的批評活力。

作為國內新一線城市，東莞文學是大灣區文學版圖上的重要區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其視為中國當代文學區域性發展的一個實踐樣本，具有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同步發展的當下性、時代性、典型性和文學對話性。從整個文學發展史來看，所謂的“灣區文學”無疑只是一個時代性和階段性的文學積淀。灣區文學確實已經成為具有鮮明代際特點或時代特征的集區域性、階段性于一體的具有相當規模和成就的文學類型。灣區文學書寫不可能離開中國城市轉型和社會轉型這一復合性背景，城與鄉始終是灣區文學賴以存在的雙重根基，尤其是這一文學形式始終不可能離開熟悉的灣區生活場景，它既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產物，也是中國當代歷史、現實和未來的一種隱喻。從這一意義上講，東莞寫作群具有社會學和城市人文學的觀察視角和認知價值，其生命力在于能否有效書寫當代中國尤其是城市化過程中新的思想、情感與經驗，以及能否以獨特新穎的形式加以表現。東莞寫作群如何反映灣區的文學現實？如何基于新的價值選擇而作出新的文化闡釋？如何尋求一種新的價值立場和言說方式？這些應該是當前灣區文學普遍關切的現實問題。

［作者系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南大學）研究員，東莞市文聯副主席，東莞市作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