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娘》出版十多年后，彭學明的《爹》又與讀者見面了，雖然在文體上，《爹》歸屬長篇小說，但在內在寫作觀念上，《爹》與《娘》一脈相承，它們聯袂成為彭學明最重要的兩部作品，也證明了回歸文學常道的寫作雖然樸素卻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

電影《一代宗師》里有個著名的說法：“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此語后來常被引用為人生修行的三重境界：“見自己”意為認識局限，反省自我；“見天地”意為了解大化，順應自然；“見眾生”意為理解他者，心存慈悲。在武學的世界里，“見自己”是第一層，在人文的范疇里卻未必如此，尤其對于寫作者而言，真誠地面對自我恐怕是一個終極的問題。萊昂內爾·特里林認為，如果把真誠理解為“公開表示的感情和實際的感情之間的一致性”，那么就會發現，在二十世紀的文學中，真誠是持續貶值的，原因在于一些作家在論及文學與讀者的關系時過于強調他們自己“不是什么普通的人或什么自我，他們是藝術家”，而這也就“排除了他們作為一個人而跟眾人說話的可能性，因而真誠與否、感受與表述一致與否，這些衡量標準都跟對他們作品的評判無關”。[1]特里林此論與彭學明的觀點不謀而合。

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里，彭學明針對“迷路的中國散文”說過這樣一番話：“寫自然風光的，往往賣的是導游圖；寫思想哲理的，往往上的是政治課；寫歷史文化的，往往開的是文史館；寫日常生活的，往往記的是流水賬；而寫時代現實的，往往喊的是大口號。”[2]在這篇文章里，他還著重批判了一些寫作者把自己當成“專家學者”“導師牧師”和“思想家”的“創作角色的錯位”現象。這確是一針見血，而這些批判性的憂憤之后則隱含著他對寫作的一個根本認識，即寫作者要回歸本色，回到常道。寫作的本色和常道是什么？答案也不復雜，那就是寫作者的“誠與真”，是寫作者能夠體貼、同情、忍耐、犧牲、自審的靈魂與生氣淋漓、富有真氣的語言的彼此激發，是寫作者能否真正直面自己，讓社會中的“我”與作品中的“我”相一致并將之忠誠轉化記錄的誠篤。彭學明創作的題材覆蓋面廣是眾所周知的，上述自然風光、思想哲理、歷史文化、日常生活、時代現實諸種題材，他都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我的湘西》《娘》《人間正是艷陽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祖先歌舞》《映山紅遍》等，且每一部都直入肺腑，“寫入人心”。他評價余秀華等詩人時，說他們是“用靈魂書寫靈魂”，這其實亦是他多年秉持的寫作立場。在新世紀的散文版圖里，談起散文文體的探索和建構，談起散文邊界的融合與跨界，談起別致新穎或嘔啞啁哳的語詞沉迷，我們能想到很多名字，但談到真摯，談到赤子之心，談到散文品性的清正良直，談到修辭立其誠，談到對讀者的尊重和共情，很多人會想到彭學明。

筆者以為，“誠與真”的寫作態度也是支撐《爹》這座大山的壘土。

二

討論《爹》之前，還是先從名滿天下的《娘》說起吧。這部致敬偉大母愛的親情書，從另一面講也是彭學明的罪己書，承擔敘述的“我”是真誠的歌者，也是無偽的悔者。在接受訪談時，彭學明這樣描述自己的寫作初衷：“沒有有意地去代表天下兒女去喚醒什么，只是以自己血淋淋的事實提醒大家不要像我一樣在擁有父愛母愛時不理解、不珍惜，甚至肆無忌憚地去破壞去拋棄，等到失去了又椎心泣血地去追憶、去懺悔，犯子欲養親不待的錯誤。人一簡單，就敢一往無前。”[3]像很多同類作品一樣，《娘》也把母親的命運納入時代的巨變中，不同的是，彭學明雖也記錄了母親微小的個體生命與重大歷史事件迎面相撞的點滴細節，但更多場景還是在家庭內部展開，在母子之間展開，在倫理親情的糾結與誤會里展開，在溫暖與痛楚交織的調性中展開。散文始終通過“我”的視角來觀察母親，聆聽母親，落筆的重點不在“變”，而在“常”，在于縱浪大化中母親那未曾更易過的“以兒女為重”的堅韌和慈愛。窮困時，母親教子甚嚴，堅持“養兒不教，養個苕包”；發達時，母親循循善誘，告訴兒子“要學芭蕉一條心，莫學花椒藏黑心”。映襯這“常”之仁厚的，是“我”的上學、進城、升遷等帶來的自我角色的轉變，就像特里林說的那樣，對自己忠實也許不是難題，但當出現了社會需要我們扮演的“角色”之后，“個體真誠與否”就成為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

與《娘》偏重個體敘事和抒情相比，《爹》則宏闊得多，作為一部反映湘西子弟接續為國奮戰的力作，它的寫作難度也比《娘》大很多，彭學明要處理的不再是一個母親，而是包括彭家云、彭武豪、龍光烈、向頂天、向立地、彭武定、彭武生、彭勝虎、劉清平、吳點金、吳賽銀、楊高山、侯小山等等在內的正面父輩群像，與田平、朱疤子、麻桿子這些反面父輩群像。

小說的第一個難題是如何重塑《娘》里已定型的爹的形象，畢竟在《娘》中，生父是拋妻棄子的負心男，可在《爹》中，這個讓“我”“從牙根里恨”“從骨子里恨”“從骨髓里恨”的男人是恩義惠及綿長的、鐵骨錚錚的漢子。這種巨大的轉變如果處理不當，人物形象根本就立不起來，勉強立起來也是不能自洽的。彭學明的方式是，用心去走一遍父親人生的長旅，就像朝圣路上磕長頭的信眾，在每一步的行旅中，他撥開時光的帷帳聆聽父親的心音，叩拜父輩不屈的英魂，調動歷史經驗和累積的感情來重審父親。他用了更多篇幅敘述作為個體的父輩與重大歷史事件迎面相撞的種種經歷，在一場又一場的苦戰里，父輩們的面目一點點地清晰，他們時而金剛怒目，時而柔情繾綣，剛柔并濟中，不變的是胸中的誠篤之氣，是對家、對鄉、對國未曾遷變的愛意。而伴隨這些事件的，是徹底的、真誠的自我拷問。筆者以為，《爹》和《娘》給了讀者很多東西，其中最有價值的一點就是它促使我們省思、檢點自己與父母親人的相處之道，在我們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的家庭角色轉變中，在承擔多重社會角色的情勢下，我們還能見到自己的本心，還有理解親人的初心嗎？彭學明所給予讀者的，正是很多精致高蹈的作品所拒絕給予的慈悲啊。有不少評論者都把《娘》和《懺悔錄》相提并論，對此彭學明敬謝不敏，畢竟寫作語境不同，懺悔范疇不一，而且《懺悔錄》太經典了，盧梭的懺悔是啟蒙運動大潮里的主音，攜帶著歷史和宗教的光澤，他的罪感、他自我裁決的勇氣和面向全社會的控訴都是常人不可企及的。而《娘》里對母親的追悔和《爹》里對父親形象的重建是多么人間化、多么接地氣呀。

三

在《湘行散記》里，每當寫到湘西鄉野那些卑微的民眾默默承擔各自的命運時，沈從文經常會使用“莊嚴”一詞。如草芥一般的個體生命放在歷史的大潮里總是無足輕重，然而他們負荷人生的態度，卻給人啟示、給人敬畏、給人莊嚴。這“莊嚴”的湘西精魂也升騰在彭學明塑造的父親群像中。

湘西故土與彭學明的文字相得益彰。如他在《湘西的前世與今生》里說的那樣：“我是湘西的孩子，我是湘西的根。”因為湘西這方水土的滋養，在寫最沉痛的題材時，他運思也不滯重，在寫最重大的主題時，他的行文也不拘謹，下筆如湯湯河水，汩汩俱來，不擇地而流，所謂：“水的德性為兼容并包，柔弱中有強韌，從表面看，極容易范圍，其實無堅不摧。水教給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樂，并作橫海揚帆的美夢，刺激我對于工作永遠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個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熱忱洋溢。”[4]彭學明對此一定心有戚戚，他筆下的幾位父輩，尤其是生父彭家云不正是“柔弱中有強韌”、涓滴不倦而能無堅不摧的范例嗎？英雄、功臣、抗戰義士與土匪、特務、壞分子，這些分裂的形象放在任何一個人身上都是難以承載的包袱，可是無論遭逢順逆，無論是主動涉入還是被動卷入歷史的漩渦，父親從來都是淡然處之。

小說中有一筆感人至深：悍匪田平落網后，作為剿匪英模的爹被請到縣第一小學作報告，報告很動人，但恰在該小學讀書的田平的孩子田年年卻難以接受，而爹也深感自責，“一個大人的報告，傷害了一個無辜的孩子，這是作了什么孽啊？上輩人的恥辱要下輩人承擔，特別是讓一個年少無知的孩子承擔，這又是作的什么孽啊？”[5]。后來父親聽說田家斷糧，特意買了一袋米，給田平的遺孀送去，并告訴田年年：“哪里都有對人好的，也有對人壞的。對你好的，我們做出成績報答他。對你不好的，我們做出成績回擊他。我們不能因為別人看不起我們，就各人看不起各人，各人放棄各人，那不更被人看不起、更證明我們各人不行了……”[6]父親素樸的話語中包蘊的人生道理如此簡單又如此浩瀚，正是依憑了這道理，父親和他的至親好友努力正當地擔負各人的人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如劃過夜空的耀眼流星，最終是無聲墜落的結局，但因為這無可計量的擔負，湘西大地才成為一方閃光的土地。

張新穎在討論沈從文時談到過：“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人物，農民、士兵、水手，如果放進一個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學敘事模式里，大多應該處在被啟蒙的位置。但沈從文沒有跟從這個模式。他作品的敘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較起來，并沒有處在優越的位置上，相反，這個敘述者卻常常從他們身上受到‘感動’和‘教育’。……當這些人出現在沈從文筆下的時候，他們不是作為愚昧落后中國的代表和象征而無言地承受著‘現代性’的批判，他們是以未經‘現代’洗禮的面貌，呈現著他們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從文對這些人‘有情’，他能從他們身上體會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莊嚴，體會到對人生的忠實與對命運的承擔。”[7]彭學明也是如此，他寫人物，并不把他們裝到既有的套子里，而是瞄準他們自湘西大地的根脈中獲得的飽滿淋漓的生機，著重在歷史之中的自然性，他們的生命教育和道德感是與個體生命的經驗高度綰結在一起的，因此，他們品性的單純，對人事的理解簡單之下反而更有負重前行的品質和順應大化的德行，啟迪人們思考善的大道和人生的真意。

甚至對于悍匪田平，小說也抱有巨大的哀矜之心，寫出了他性情莊肅的一面。他一生為惡多端，殺人無數，數次加害武豪干爹等人，甚至截獲紅軍的緊缺物資，但在日軍的鐵蹄踏入湘西大地時，也曾帶領部下浴血奮戰。解放后，他東躲西藏，但最終還是被爹發現，因為妻子的懷孕，他沒有選擇負隅頑抗，而是借公安押送之機，一頭撞向石壁，“一生的罪惡，一生的孽債，一生的恥辱，都在柔軟的頭顱和堅硬的石壁間，畫上了休止符”[8]。

四

構成《爹》主線情節的是一場又一場的戰事，雖然它能否被列入戰爭文學可能言人人殊，但小說對中國人戰爭觀的糾偏和自覺的歷史反思意識，以及它如何將宏大的時代敘事始終籠于人間悲喜的底色里，卻很值得以新世紀的戰爭文學為參照來予以討論。

彭學明是有著強烈道德感和愛國主義情懷的作家，他書寫戰爭時并沒有像一些近來寫作戰爭題材作品的作者那樣，將抽象的人類情感認同凌駕在民族情感認同之上，所以他忍不住多次現身，禮贊完成數次艱苦卓絕之戰的湘西兒女：“我湘西子弟用血肉之軀、用勇敢之膽、用忠誠之義、用智慧之略，筑成了中華民族的鋼鐵長城。試想，假如沒有湘西子弟兵的殊死抵抗，假如日本帝國主義真的三天占領了南京，那歷史會不會由此轉向，會不會由此改寫？那歷史又該帶著怎樣的血淚、悲涼和恥辱？”為了凸顯父輩們的神勇，在一些章節里，他也用了一些不無夸張的手法，比如第二十四章中，就穿插了龍光烈和爹在張青山老人的幫助下，與日軍智斗，用毒蘑菇和各種毒草毒殺一百多名鬼子的情節，多少顯得有點奇觀化，但情節背后的愛憎分明及其所體現的民族情感則是真誠無疑的。

另一方面，彭學明在書寫戰爭時，雖不斷把視線放開，寫到共產黨、國民黨、當地自發的民間武裝的一些代表人物，但聚焦點在普通士兵和鄉民身上，從未遠離。草根民眾投入戰爭的目的正是為了保家衛國，為了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在這個投入的過程中，民眾的民族意識也得到極大的升華，像吳玉音跟隨戀人龍光烈在刑場上慷慨就義，吳點金和田杏這對鴛鴦在朝鮮戰場上從容赴死，都以近乎“極致”的形式將兒女情上升到英雄氣。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人們看到的從來都是長河蜿蜒的走勢和磅礴的氣勢，很難看到那構成巨浪的涓滴細流，更不用說細小的微沫了，《爹》卻躍入大河之中，痛切地感知并傳遞每一滴水的重量和沖刷，讓讀者知道在一樁樁影響巨大的事件、一場場青史留名的戰爭背后，到底有多少無名者堅韌的苦斗，他們的流離和犧牲中又充滿了怎樣的精神型構。印度小說家高希認為，歷史學家與作家的區別很大程度上即來自涉入歷史時的姿態，以歷史品格為追求的小說家也要明白“真正重要的部分和其他任何小說中一樣，也就是人，是故事”，所以“作為一個作家，你永遠不能忘記，在讀你小說的那個人不是因為想要讀歷史，他們是為了人物和故事而讀它。所以你總得找到二者之間的平衡”[9]。筆者以為，《爹》找到了這個平衡。

注釋：

[1][美]萊昂內爾·特里林：《誠與真》，劉佳林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頁。

[2]彭學明：《散文如何走出沼澤》，《人民日報》2009年3月14日。

[3]彭學明、舒晉瑜：《長篇散文〈娘〉暢銷的背后——彭學明訪談》，《名作欣賞》2022年第31期。

[4]沈從文：《一個傳奇的本事》，《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頁。

[5][6][8]彭學明：《爹》，山東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543頁、549頁、539頁。

[7]張新穎：《沈從文：人物由內而外散發著生機》，《光明日報》2022年8月17日。

[9]參見李純一、周程祎：《高希：小說家可以對歷史想象產生深遠影響》，《文匯報》2016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