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開卷》最早的讀者。與《開卷》最早的關聯(lián)是薛原寫了一篇讀《雀巢語屑》的書評，他除了發(fā)在自己編的《青島日報》讀書版上，也給了《開卷》。薛兄對《雀巢語屑》的吹噓，引來好多讀者的關注，讀書界有些人開始注意到這本不起眼的小書，連帶著也關注到身為作者的我。董寧文注意到我這個一路偏鋒走晚清民國末流文人路子的八卦家，給我寄來《開卷》，并為“我的”系列向我約稿。我把文章看得太重，雖然筆名藏書印等等話題都在我的關注范圍，并且是有不少故事可以說，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竟沒把文字寫出來。若干年后當人們談起這套“我的”系列如何如何經典，又是如何大咖云集時，我深悔自己錯失了一次搭船大咖的機會，現(xiàn)在一切都晚了。

有一年，寧文去中關園看吳小如先生，吳先生不久溘然而逝。寧文當天發(fā)短信給我，我馬上回：“生命最后一程的吳先生，與兄見完面，才肯轉身飄然而去……兄充當了讀書界與老人告別的信使。”

我跟吳小如先生有一點書信往來，跟他約過稿。我做雜志編輯時，曾有一個設想，開一個專欄，專請名父之子談父親，吳先生起先答應了，后來說他已經寫過好幾篇談吳玉如書法與人的文章，想說的話都已經說過了。后來我又提議做訪談，大概他拿不準年輕人會提出什么刁鉆的問題，斷然拒絕了。再后來，又說他的一個博士生可以寫。我只想留他的文字，就含含糊糊不了了之。這中間向他求字，他很快就寫來。其中一首寫到歐陽中石先生。之后一次跟吳先生通電話，談到歐陽先生，他說歐陽早年跟他學書法，后來才認識他父親，對外則只提他父親，絕口不提他。我在藍旗營居住，離他寓居的中關園只一步之遙。有次提出想去拜訪他，他答應了。當我說出就住在藍旗營小區(qū)時，他馬上推說太太久病，家里非常凌亂，有事就寫信罷。藍旗營是清華北大的聯(lián)建樓，吳先生是有資格住的，但當時得交集資款，他沒有錢，因此仍滯留在中關園。他拒絕我拜訪，可能與藍旗營那次分房有關，傷到他心了。

《開卷》十五年時，出過一本精致的特裝本，寧文曾拿了這本特裝本北行拜訪京中文壇學界大佬，請他們簽名。有幾位是我陪同去的。記得某晚寧文帶著幾本書，由我開車送他去朝陽醫(yī)院附近興華公寓的黃苗子先生家，請黃先生簽名。我把車停在公寓門口，寧文抱書上去，不多一會他抱書興沖沖出來。我想那幾本特裝本頃刻之間又多了一位文化老人的簽名，他這一舉動無疑是在跟時間賽跑。后人可能不知道曾經有這樣一位編輯利用他的人脈資源為簽名本不斷增添新的紀錄，只有目睹這一切的我，才知道寧文有多拼。他一邊上車一邊拉車門一邊催促我：快走快走！抓緊去下一家。車子走出約莫十分鐘，寧文突然說：不好！落了最重要的一本！掉頭，回苗子先生家取書！我急急打方向盤往回走……寧文的簽名本，大多有一段或幾段這樣伴生的故事。

《開卷》對于作者讀者的誠篤，許多人領受過，有很多人的文章都寫到過，譬如數十年如一日堅持手寫信封，成了《開卷》自創(chuàng)辦以來一直堅持的傳統(tǒng)，這雖是小事，卻可感受到《開卷》的溫度，從中能看到二十世紀新聞出版行業(yè)的遺風。

《開卷》的意義還在于在經濟大潮席卷華夏大地時，搶救性地發(fā)表了許多文化老人的最后一篇文章，“最后”系列成了《開卷》的一大特色。此外，在與文化老人打交道時，寧文敏銳而“好事”，為世人保留了一批二十世紀前期出生的文化精英的墨跡。那些文壇學界藝林長者不厭其煩為《開卷》題詞，也是那一代人走入人生暮年時內心活動的一種呈現(xiàn)。

有人以詩三百篇形容《開卷》三百期，我想說《開卷》一路出刊留下的人事、文本、讀書年會以及延伸出的諸多關聯(lián)自會訴說，無須拿別的來比方。就我自己而言，有二十多年的閱讀時光是與《開卷》相擁相伴，愉快而且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