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和“鄉愁”，一直是中國文學敘事的重要主題。它不僅是一些詩句中隱喻的那張“郵票”，更是寫作主體離開故鄉后，再度出發所激起的新的情感沖擊。它關乎記憶，更能喚醒回憶。其實，“記憶”和“回憶”是兩個貌似相近實則有很大區別的概念。回憶是對記憶的再次發酵，隱含對“虛構”和“非虛構”關系的理解與重釋。故鄉記憶既是情感的載體，也是想象的容器，是永遠剪不斷的生命臍帶，也可能成為反思、重新尋找現實敘事的動力。《故鄉》中，記憶里閏土那雙紅活圓實的手，多年后再見時已粗笨開裂，像松樹皮一般。蕭紅從祖父那里知道，原來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惡之外，還有愛和溫暖，這也是她在描述東北原鄉時不忘三月小城和煦春光的內在動因。對于故鄉，莫言曾經抱有輕視的態度，時隔多年閱遍滄桑，終于發現故鄉的重要意義。故鄉記憶和回憶帶給作家的是希望與失望的并置，也是文化與心態的比照。故鄉的曾經與此在，在文本敘述中生成多種可能性。只有這樣，敘述才能走出單一、狹窄的空間或通道，呈現悠遠、寬闊的生命圖景，才會有作家理想的生發，有他們追求的普遍價值和意義，也讓文本抵達更高的精神境界。

故鄉是“通靈”的，是一切有溫度記憶的起點，但故鄉敘述中的精神、心理和靈魂基調或者底色，卻是后天生成的審美延伸。這些集體記憶或個體記憶，作為“精神隱喻”的視角延展開來，成為作家敘事的情感生長點。作家余華有一個經常為他津津樂道的文學寫作個案：美國作家艾薩克·辛格在初學寫作時，他的哥哥說過：“事實是從來不會陳舊過時的，而看法卻總是會陳舊過時。”因為“看法”的改變，取決于對既有經驗和往事記憶的顛覆與重構。那么，在故鄉記憶與回憶的對撞中，也許有更多事物被重新激活，經驗的程序也被某種神秘不可知的靈魂密碼重新編排。曾經的故鄉和往事，可能被重構，也可能被顛覆。魯迅和蕭紅的敘事，就是作家在故鄉記憶層面上自我認知的改變和升華。也就是說，作家和故鄉之間的關系，時常作為敘述的主題在小說文本中呈現，但二者之間的關系卻隨著時代的更迭不斷發生變化，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們審視個體與時代、想象與現實等話題視角、深邃程度的變化。

地域性似乎可以成為源頭般的活水和力量

美國詩人弗羅斯特說：“人的個性的一半是地域性。”地域性對于作家寫作個性和作品風格形成至關重要。對于作家而言，地域性似乎可以成為源頭般的活水和力量。任何人從他出生開始直到晚年，無不帶有其出生地、成長地的“胎記”。作家的地域性不僅是空間的概念，其獨特的地理風貌、世情習俗、歷史和文化積淀等都可以成為作家的寫作資源，無論是直觀的、隱蔽的，還是緘默的、細微的，隨時可能激發他們想象和虛構的沖動。

在當代，汪曾祺、林斤瀾、陸文夫、鄧友梅等作家所敘述的家鄉原貌，無不充滿著在地性、地域性、十足的原鄉意味和強烈的尋根意緒，這些與文字一道撲面而來，讓我們看到文學細部修辭背后，古老中華文明肌理之中所深藏的文化底蘊和根脈。這種根脈，顯示著地域文化的強大和規約。雖然幾代作家的“文學地理”和敘事坐標各不相同，他們的故鄉記憶和“想象世界的方法”卻有異曲同工之妙。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對于作家而言不只是故事的發生地，更是精神的“原鄉”。他們真誠表述自己在“遠離故土”之后，如何通過審美品格、氣韻、語言，在文本中一次次回到自己的“血地”，重新發現故鄉，并以“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為信念，一次次地與故鄉的靈魂相遇、擁抱。

無論作家敘述故鄉的沖動何在，故鄉作為承載時代變遷的實體，經由個人化的體驗，都將回到敘述主體對歷史與人性的判斷和領悟之中，向讀者呈現更為真實的存在。作家寫作，總體上就是凝視故鄉和現實，回溯歷史，喚醒、打開記憶之門。他們需要努力尋找屬于自己的表達方式，探尋如何走進自己記憶中的往事，走回自己的故鄉和過去曾有的現實，他們也需要對生命、人性諸多精神存在的秘密進行深刻的打量和重勘，故鄉經驗和記憶就成為接駁想象之舟的港灣。故鄉魂牽夢繞，有可能衍化成作家文學敘事的自覺。憑著記憶和觸感，生命記憶的許多原味和質感，建立起文本的感覺結構、精神結構，銜接起過往，延伸并指向未來。就是說，作家要寫出靈魂，既要直面現實人生、解析人性的復雜性，又要讓故鄉重新燃起創造活力，建構出既有傳統底色又能生成時代氣息的獨特情境。

很多時候，作家本身地域和居所的變動，也會使作品拓展出多維的地域性書寫空間。因而，以故鄉為出發點的“雙城”“多城”敘事的寫作變得更為普遍，從而不斷生成新的敘事維度，打開蘊藏豐厚的文學空間。在當下，作家與故鄉的關系，明顯地變得更為主動和自由。其中，像葉辛的《上海傳》、邱華棟的《北京傳》、葉兆言的《南京傳》、孔見的《海南島傳》、葉曙明的《廣州傳》等，從一定意義上講，都構成作家重塑故鄉的寫作行為，他們以非虛構的形式重溫城市和故鄉的歷史記憶。文學與歷史共同呈現作為故鄉的城市的前世今生。

故鄉元素正以新的方式融入作家的寫作之中

作家在寫作中一定都要回望、回歸故鄉嗎？難以剝離的“鄉愁”，真的還能陪伴作家繼續講述跨越鄉情邊界的新故事嗎？實際上，“故鄉”這一“超級意象”或許正在悄然隱逸，已經成為一種體驗式的、過程性的存在。當作家觸摸時代與人性的肌理時，故鄉如果僅僅作為附著“陌生感”的表象，這種有關故鄉的敘述就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銷聲匿跡，如同曾有的田園牧歌已經無法召回了。在看似碎片化的當下，作家的敘述沖動已經難以再通過令人迷戀的鄉愁以供“陪伴”。

從一定意義上說，故鄉元素正以新的方式融入作家的寫作之中，寫作開始更理性地參照文化、倫理體系，并生發出對歷史、現實的對照與反思，沉淀并書寫出敘事的新情境。部分新生代作家從某種程度上說已經卸下前輩作家的負重感，故鄉只是他們筆下故事的背景或框架，作為精神寄托的故鄉已經漸行漸遠，開始變得模糊、飄然。他們似乎已經能夠輕松地“重構故鄉”，而且如釋重負地書寫“新故事”、展現“新經驗”。這些，時而與故鄉有關，有時可能無關，盡管故鄉情結不可能在經驗、記憶中湮滅，但是，許多來自故鄉的靈感和往事已經隨風飄散。

一些新生代作家試圖從故鄉中抽離出來，力求進入“故鄉無我”或“第三地寫作”狀態。或許，“回不去的故鄉”更能讓寫作主體真正建構起超越“城鄉舊事”的固有模式，沒有負累，只有揚棄，這也不失為年輕一代作家的選擇。這種寫作空間意識的“覺醒”，一定程度上消除既往敘事慣性造成的疲勞，敘述也就隨之獲得新的氣息。

充滿地域性的“故鄉”也可能讓寫作陷入狹窄的境地

需要警惕的是，充滿地域性的“故鄉”，也可能會給作家寫作帶來某種尷尬，或者成為一個敘事陷阱。地域性饋贈給作家寫作資源的同時，也可能無情地剝奪作家的個性優勢，以及個人的獨創性。由于地域內容還有更廣泛的社會性，對于文學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所以，故鄉不應僅僅是若干次寫作發生的契機，同時也應該是敘述新視角和確立結構的理由。

另外，作為“鄉音”的語言，在文本中直接影響或規約著敘事的品質、節奏和調性，想要徹底地拋卻故鄉元素是不可能的，但文字和敘述總是固執地被某種鄉情、意緒所籠罩，從而遮蔽一切外部世界的闊大和隱秘，就可能讓寫作不可避免地陷入狹窄的窘境。

說到底，作家的寫作發生與故鄉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復雜關系呢？作家以怎樣的方式，才能更好地打開通往故鄉的記憶之門？他們文學敘述的出發地和回返地到底在哪里？他們文本的諸多線索和故事，是否一定要與故鄉的“如煙往事”發生密切的聯系或相互纏繞？作家對自己故鄉的重述、重塑，無論是將故鄉作為敘述的背景，還是作為建構文本世界的方法，怎樣才能延展出更充分的審美張力？故鄉作為個人與集體回憶、記憶的“公共空間”，在充滿地域性的體驗中，如何折射出共時性的生命體悟與精神鏡像？這些都成為當下文學敘事需要認真思考的重要問題。

（作者：張學昕，系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