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房子》這個小說是2024年春天寫的。

這一年的春節前夕，我去參加一個book tour，以為會有飯吃就沒有開車，結果沒有飯吃，就打車回。一上車，網約車司機不問手機尾號，直接說，二十幾公里的大單，多久沒有二十公里的大單了！這是一個年輕的男生，車里也沒有不好的氣味。他像終于意識到我的存在，偏了頭說，請允許我歡呼幾聲！他的言語非常坦誠，我琢磨著得虧沒有自己開車，一個人的消費就是另一個人的收入，在這一刻非常具體，便隨他一塊笑起來。車開出不久，又聽到他說，我有多久沒接到二十公里的單子了？吃不準他是不是自言自語，我回答，是嘛？他說，今天四點半就起來跑車了，到現在還沒吃第二頓。可能是因為他實在非常年輕，說這句話的時候也不像充滿牢騷，反而是有點“正因為堅持到底所以接到了大單”的單純，我都不知道該說什么，就只好沉默。過了不久，聽見他開始數數，先是“十一”，再是“十三”，“十五，十八，二十二……”，終于明白他在報平臺端顯示的車費金額。隨著數額變大，他越來越興奮，旁若無人，就這樣報數報了一路，直到目的地。我體會到數錢的聲音，是這么具體而微地樂觀、積極、向上，洋溢著對幸福生活的追求。

這是2024年了，自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開啟地方土地財政以來，正好三十年。這一年比起前兩年，更像一個承前啟后的從抽象到具象的節點，曾經看不清的都看到了，曾經不好說的也不用再說了。曾經與美股、日債并稱世界三大優質資產的中房，已經神話不再，三十年來由房地產主導的經濟上升周期，走到了尾聲，新的經濟增長點還在摸索中。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如果說寫作是文化的細分領域，文化是宏觀周期的垂直領域，當網約車司機在十幾個小時連續工作未進食的情況下，昂揚地細數著車費金額，面對這樣近乎于幽默的意志力，我真切地感知到個體性的存在危機。

世界的外在顯現和生命的內在顯現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兩者間充滿著沖突對立，生存體驗的逼仄強化了外在世界的客觀性，反過來，主觀體驗被迫消減，個體與內在生命越發疏離，主體性的持續萎縮進一步促使人只能將注意力集中在外部世界，而不是內在生命。

傳統經濟學假設人是理性的決策者，“理性選擇假設”決定了人會作出理性決策以達到最優結果，在現代理性主義者看來，人類苦難和不幸的根源，在于世界尚未經過“理性”的徹底改造。而行為經濟學里“非理性人”的概念強調了人類決策行為中存在的局限性和偏差，認知、情緒和社會因素往往導致人的選擇偏離了理性預期。“非理性人”的假設，是對“啟蒙注定失敗”后的現代性困境的救贖，同時存在詩學上的無限的空間，是轉向對人內在創造性的強調——世界是不可理解的，那么在知道不能理解的基礎上表達自己的理解，表達一個主觀世界，“所謂客觀其實就是主觀之極致（廢名語）”。在“非理性”里，保持有一種幽默的戲劇性，同時因為理智趨于恒常的基石，而“非理性”狀態里，動態的情變更豐富。個人的路徑選擇終歸要到無以為繼的時刻，唯有一戰還是循愛前行，見仁見智了。

以上就是我那一陣子寫了幾篇“人與房子”的小故事的初衷。

伯林在《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的序言里，是這樣談“現實感”的：“擁有‘現實感’就是能夠以個人的方式在心中描繪一個特別的時刻，能夠將它的感覺傳達給其他人。”感受和理解所處的時代階段及其成因，是“現實感”的來源，人才可以真正思考，勉力面對真問題去思考。我現在想寫的小說，首先面對的就是這一點，真實的感知在第一位，“作出”一個什么樣子，已經不想也做不到了。這種“言在此，意也在此”的追求，大約有些類似什么呢？知堂評價廢名的文章，說：“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約總是向東去朝宗了海，他流過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彎曲，總得灌注瀠洄一番，有什么巖石水草，總要披拂撫弄一下子，再往前走去。再往前去，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腦，但除去了這些，也就別無行程了。”知堂并不是在講廢名僅僅享受創作過程，不求結果，也不是如汪曾祺解釋的是講他作文章“意識流”，不自量力地竊以為，這是對“現實感”的上下求索。對無知覺的自然王國，對有知覺的存在者世界，無論我們是否承認或者愿意與否，那些就是這樣存在并自有其因果。

小說本來的題目是《怪鄰居》，責編王老師將其改為《空房子》。“怪”是實，“空”是虛，新題“脫實入虛”，虛晃一槍，倒反而落進恰好的實處了。所以感謝責編老師，帶來一位好編輯能提供給作者的熨帖呼應的個人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