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散文《屈大均的異象世界》中提了一筆云南：

云南也是南方，與廣東截然不同的南方，南方不止一種。

其實也沒有多大的深意，不過岔開一筆閑筆，讓文章多點透氣的空間，卻未曾想到后來和曾春艷的散文《河流之外》一起刊登在《天涯》上。南方與南方、文字與文字自有一種呼應(yīng)和互文，只是云南的山河，要遠(yuǎn)比嶺南的深厚和澎湃，文章筆力的雄渾和結(jié)尾的輕盈，也令我沉迷和心折。

“新南方寫作”常以地理空間為敘事支點，但曾春艷筆下的地理并非靜態(tài)的坐標(biāo)，而是流動的、復(fù)調(diào)的山河。在這片被群山與流水切割的西南邊陲，河流不僅是自然景觀的載體，更成為連接過去與當(dāng)下、中心與邊緣、個體與集體的通道，展現(xiàn)出新南方寫作獨有的精神張力。這種書寫策略，使地理空間成為時間的載體——渾黃的江水裹挾著高黎貢山的碎石，滇緬公路的白骨鑄造成歷史的血路，德昂族的遷徙軌跡被水流沖刷成大地上的紋理。河流的“縱向延伸的曲線”不僅劃分了地理邊界，更串聯(lián)起散落于時間中的歷史碎片。

謝有順曾經(jīng)提醒，歷史的誘人之處，正是那些長年沉潛在民間文化或幽暗記憶里的獨特段落，它與在野的文化、異質(zhì)的文化、民間的傳統(tǒng)一脈相承。當(dāng)我閱讀這篇文章的時候，正好走在一條嶺南的河流邊上，夜色降臨，河岸上支起夜宵攤位，一行燈火照亮水面，我反復(fù)吟誦《河流之外》中蕭乾的引文，蒼涼而冷峻，有一些幽暗的記憶同樣被照亮：

“八十多年前，香港《大公報》記者蕭乾在訊息中寫下：‘如果你有機會到這里（緬滇公路）旅行，你別忘了聽聽車輪下面咯吱咯吱的聲響，那是為這條公路捐軀者的白骨，是構(gòu)成歷史必不可少的原料。’”

滇緬公路的修筑史被曾春艷稱為“一條收尸、抬尸、馱尸、埋尸的血線”，這一意象將地理空間暴力轉(zhuǎn)化為歷史記憶的傷口。文中對筑路民工的描述——“老年人、婦女和兒童用鮮血和生命替從軍的兒子、丈夫和父親建造了這條奇特的‘婦孺公路’”——顛覆了傳統(tǒng)宏大敘事中的英雄主義，轉(zhuǎn)而聚焦于被歷史遺忘的“無名者”。這種書寫方式，與新南方寫作對“小歷史”的關(guān)注不謀而合：通過挖掘地方性經(jīng)驗中的個體創(chuàng)傷，解構(gòu)國家敘事的單一性。

尤為重要的是，曾春艷將滇緬公路的“血線”與河流的流動性并置，形成記憶的復(fù)合結(jié)構(gòu)。當(dāng)“車輪下面咯吱咯吱的聲響”被解讀為“捐軀者的白骨”時，物理空間的移動（公路）與精神空間的凝固（記憶）產(chǎn)生劇烈摩擦。這種摩擦在文本中具象化為“雨霧彌漫的怒江”與“野人山的瘴氣”——自然景觀成為歷史創(chuàng)傷的見證者與共謀者。通過這種復(fù)調(diào)敘事，她揭示了新南方寫作的另一個維度：地方不僅是記憶的載體，更是記憶的參與者。地理空間的物質(zhì)性（如河流的泥沙、公路的石碾）與人類活動的痕跡相互滲透，地理承載著記憶，地理成為了記憶。在嶺南，在伶仃洋畔，數(shù)百年來珠江沖積的泥沙凝固成我腳下的土地。“滄海桑田”在此地具象化，我對這一點有著很深的體會。

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撕扯中，南方并非一個等待被書寫的“他者”，而是充滿主體性的敘事場域，嶺南是如此，云南更是如此。正如德昂族的茶葉圖騰在遷徙中不斷重生，散文寫作的使命正在這里——在河流的奔涌與公路的裂縫中，從時間中尋找那些被遮蔽的、輕盈的、逆水飛翔的力量，讓那些稍縱即逝的美好成為“流水送來的一片茶葉”，落在時間長河的灘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