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如何塑造身份？這一問題指涉個體存在與時代洪流的對抗。小說以范圓圓的身份困惑為起點，通過沅江的虛實交織，展開對個體存在意義的追問；再以臆園的抄襲事件為轉折，揭示藝術理想在現實中的異化；最終借荒誕的直播和尚，完成對傳統詩意的解構，指向江流自在的生命哲學。

故事的一開始，沅江作為地圖上的固定標識和主人公想象中的虛擬符號，時刻流動著歷史、記憶與情感。在范圓圓的記憶碎片中，對外婆的零星回憶（如打水漂、石院光影）暗藏著她與老一輩人的情感紐帶；而無論是江名的更迭還是人名的變動，都傳遞出人世滄桑之感。“為什么要讓我和一條遙遠的江同名”的求索，實則是確認自身存在的努力。

之所以觸發對“自身存在”的追認，源頭指向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博弈：范圓圓的身份在個體認同和群體評判之間游離飄搖。阿蘭·德波頓認為，狹義層面上，身份特指個體在團體中法定或職業的地位；在廣義層面，身份涉及個體在他人眼中的價值和重要性。德波頓的這一定義與文化批評領域的觀點相一致。從文化批評的視角來看，Identity一詞既涵蓋了狹義上的身份概念，也包括了個體或群體對于自身在文化層面的身份認同。

這是一個被環境和職業逐漸塑造出的“強迫癥式”職業女性：范圓圓用于記錄工作的、井然有序的棕本子增加的速度，遠比記錄瑣事和練習手繪的綠本子快。兩條迥異的增長曲線反映的是靈氣被秩序規訓、壓制的漸變性過程。這種對秩序的偏執，既是職業特性，也是內心孤獨的投射。當然，我們并不因此否認和質疑范圓圓作為景觀設計師的靈氣與才華，因為一個更加窘迫的困境呈現在我們面前：藝術如何抵抗異化？

面對行業抄襲、甲方干預和施工敷衍，文火慢燉的折磨與對“做出一個拿得出手、留得下來的作品”的執念此消彼長，來煎人壽，最終范圓圓選擇妥協。這是理想主義者在現實中的潰逃。這種潰逃并非怯懦，而是理想主義者與時代合謀的慢性窒息——當石墻在月光下被老洪反復推倒重砌時，她的靈氣早已在甲方、施工方與棕本子的夾縫中風干；這種潰逃并不是個例，而是個體：印老板的電影夢與破產結局，韓經理的江湖氣與群演經歷……陳春成用輕描淡寫的筆觸畫了一幅幅時代洪流中個體浮沉的速寫。

潰逃過后，范圓圓的身份面臨著朱大可所說的瓦解風險，這種瓦解歸因于“人與自我的分離”：自己對自己的定位和社會對自己的定位之間的離心力過大。電視劇《暗格》中的臆園與現實中范圓圓的設計因此而構成一組鏡像雙生，暗示了殘酷現實與藝術理想的模糊邊界。而割裂的敘事更在于臆園的雙重性：既是抄襲的產物，又是藝術理想的完美實現。臆園中石墻的完美砌筑，歸功于老洪的執拗。兩位素未謀面甚至素不相識的藝術家對職業純粹性的追求在臆園中合二為一。盡管石墻最終荒廢了，但是范圓圓不會忘記，讀者也不會忘記，那野山石間的積水中曾浮漾著天光和枯葉，朝陽在石墻上拓印著松枝……于此，作者的古典詩意與現代疏離感，在時間沉淀中鉤沉出細膩而冷峻的質感。

故事的結尾，范圓圓來到了沅江邊。她在江邊沉思，她在江邊大笑，她從執念中解脫。不同于沈從文《箱子巖》中的沅江，當直播和尚舉起自拍桿的瞬間，陳春成對江流重新進行了詮釋，完成了一場悄然的弒神儀式——禪杖化作現代社會的符號道具，詩意在解構中碎落滿地，正是本雅明所言的“靈光消逝”。然而范圓圓的大笑卻并非對后現代符號化生存的絕望，而是與沅江的和解：她終于看清，執念如江水奔涌，意義卻在流動中自我消弭；存在無需確認，正如江水從不自證流向。

這或許正是陳春成的溫柔。他讓角色在荒誕中頓悟，卻將答案藏進每一道水波，任憑打撈與咒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