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以來中國非虛構文學的創作中，王樹增有著自己明確的書寫方位和獨特的氣象格局。非虛構是一種寬口徑的寫作類型。許多寫作者致力于時代中人與事的微觀透視書寫，王樹增則由現實走進歷史，在大開大合中觀照并再現深刻影響國家民族走向的重要時間節點、重大歷史事件，成為一位做大歷史非虛構敘事“大文章”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有“戰爭系列”（《遠東朝鮮戰爭》《長征》《解放戰爭》《抗日戰爭》）和“近代史系列”（《1901》《1911》）等。2015年，在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時，王樹增寫作并出版了個人單部體量最大的作品《抗日戰爭》三卷本。其時他已是年逾花甲之人，180萬字的宏幅巨制，想必要消耗作者很大的體能和心智。蟄伏十年后，他又推出了長篇新作《天著春秋》。是“春秋”，更有“天著”，一如既往的宏大，一如既往地聚焦戰爭，只是這次走得更為渺遠。王樹增站在21世紀的今天，回望歷史那一頭的深空，在公元前4600年到公元前453年間大大小小的古戰場上訪古勘察憑吊思考。《天著春秋》既有縱橫捭闔的大歷史場景，又有21世紀對“春秋”再敘事的現代性意蘊。

穿越時空，為讀者書寫民族家譜

“春秋”有許多義項。本初是指由孔子編訂的記載魯國歷史的著作《春秋》，后借指與其時段關聯的東周至戰國前共近300年的歷史時期。此外，又被泛指為綿延的歷史。王樹增《天著春秋》寫的主要是發生在周朝國都東遷，王室式微，諸侯國此起彼伏挾天子號令天下這一獨特時期的大歷史故事，同時遠及上古時期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和大禹之子啟與有扈氏部落的甘之戰。這樣的敘事設置，強化了“戰爭是人類進化的產物”，是人類大歷史敘事基本章節的意蘊，揭示了“春秋”戰爭主題書寫的歷史流脈及其邏輯。《天著春秋》凡10章，每一章都用一場戰爭的名稱題名，共有“鳴條之戰：風中的枝條如亂發飛舞”“牧野之戰：獰厲的青銅之美”“繻葛之戰：朱漆雕弓錦繡”“麻隧之戰：我的丈夫美玉一樣溫厚”“晉陽之戰：最后的春秋”等，10場戰爭，10章敘事，有的章節中還另外套有其他戰事的敘寫，這些戰爭和戰事構成了《天著春秋》的敘事軸線。由此，作品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另一種視角下對春秋戰爭史的解讀。作品的戰爭史建構，既有王樹增作為軍旅作家的職志和過往選題慣性的影響，但更主要的還是由本部作品特殊的寫作對象所規定的。作者通過作品告訴讀者：“春秋歷史，是一部充斥著野心和殺戮的戰爭史。”“春秋時期，大小戰事達五百次以上。”在王樹增看來，這樣的存在是由春秋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大勢和社會潮流所決定的，此即《天著春秋》題中真意之所在。而“天著”的“春秋”，并不是外在于我們自身的“天外來客”，而是我們民族自在的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重要段落。春秋時期不只有戰爭風云，也有我們祖先浩瀚的精神存在。在我們的血管里依然流動著他們的血液，心性中保存有他們的情感和思想的基因。王樹增曾說過：“雖然我寫的是歷史，但我永遠是為中國當代讀者而寫的，尤其是為當代青年而寫。”“歷史是我們民族的家譜。”他的歷史非虛構文學其大要可以說都是獨特的“民族的家譜”。這部《天著春秋》是作者通過一種別有意義的歷史“穿越”，為讀者書寫的一部更為古遠的祖先“家譜”。

歷史要素與戰爭起息之間的特殊互動

春秋時期戰爭頻發，可寫的戰事俯拾即是。但在《天著春秋》中，王樹增并不是隨意地拾取古戰場上的戰事，他注重選擇那些或具有春秋大歷史意義，或具有特殊的戰爭史價值的對象作戰爭敘事。首章“鳴條之戰”敘寫的是商湯與夏桀的決戰，戰爭的結果是夏朝“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歷經四百七十一年的歲月，在狂風暴雨撩動鳴條土崗的那天終結了”，“湯贏得的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王朝——商”。第二章“牧野之戰”也有這樣的意義。作為“中國青銅時代最大規模的一次冷兵器交戰”，也是一場改朝換代的戰爭。周朝崛起，“歷時五百五十四年，商王朝徹底消失了”。尾聲一章所寫的“晉陽之戰”，是“春秋末期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戰事”。它是《天著春秋》的“尾聲”，更是“最后的春秋”，春秋的“尾聲”。“晉陽之戰”后，形成“三晉分而七國之形立”的大勢，“中國歷史從春秋時代進入了戰國時代”。如果說，春秋時期的戰爭歷史如洪波大瀾，翻江倒海，那么，王樹增的春秋戰爭敘事，則如一部扣人心弦的歷史大片，將早已銷蝕的刀光劍影重新照亮，牽引著讀者走進曾經暗藏玄機又驚心動魄的歷史現場。

戰爭是《天著春秋》敘事展開的基本構件。在王樹增的筆下，戰爭的書寫是具體的、充分的，也十分豐富。作者對戰爭發生的背景、戰場所在、交戰雙方的作戰謀劃、兵力部署、兵器配置以及戰爭的結果等要素，盡可能多地給出令讀者感興趣的關于夏商周“三代”的戰爭形態及其知識，顯示出一個資深戰爭敘事者的專業素養和能力。寫“牧野之戰”，作者依據《爾雅·釋地》《說文解字注》和《史記·殷本紀》等記載解說，對牧、野和牧野的含義進行辨析，指認“牧野之戰”戰場的具體所在。在“青銅方陣”一節中，更是根據史書的記載對這一次戰事雙方投入的兵力作了具體的測算，以為《史記·周本紀》對商朝參戰兵力的夸大，“是為了渲染武王的神勇”。對周武王軍中主戰戰車的用材、輪徑、車廂形制以及戰車配制的戈、殳、戟、酉矛、夷矛“車之五兵”等一一作了說明和描寫。另外，對交戰中左、中、右三軍的排兵布陣和所用兵器的優劣等也都進行了細致的書寫。所有這些都強化了讀者對戰爭真切的感知，而這樣的寫作非懂行且有研究的作者顯然是無法企及的。

但是戰爭不只是戰爭，它是一種與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緊密關聯的復雜的綜合體。讀《天著春秋》，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十分注意將所寫戰爭置于其時大歷史的總體進程中加以觀照敘寫，反映歷史要素與戰爭起息之間的特殊的“互動”關系。一方面戰爭造成生靈涂炭，物質財富被大量毀壞，另一方面它又是創造新質的力量。王樹增認為，“春秋的戰爭，推動了國家形態的完善和進步”“推動了生產和技術的發展”“催生了中國古典哲學的誕生”“催生出震驚世界的中國兵家文化”“產生了中國式的英雄崇拜”。這些都是春秋戰爭的歷史遺產，也是王樹增春秋戰爭觀的重要內容。作者的這些理性提煉，在《天著春秋》中都體現在具體的敘事之中。

務求真實，務求文學，務求深度

歷史非虛構文學有獨特的邏輯和品質追求。歷史、文學和思想是優秀的歷史非虛構敘事作品的三個基本關鍵詞，基于歷史的非虛構真實，具有審美特性的文學品質和歷史啟示錄的哲思解讀，是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王樹增的歷史非虛構書寫卓有成就，特色燦亮，獲得讀者青睞，根本在于作品能夠有機地融歷史、文學和思想于一體，具有歷史的厚重、文學的情致和思想的識見，而這些也正是他一以貫之的價值取向。王樹增一直認為，歷史非虛構文學必須做到三點：務求真實，不可虛構；務求文學，以人為本；務求深度的歷史解讀。非虛構的真實是非虛構文學價值生成的前提，對此，王樹增頗多用力用心。他的作品是“慢寫作”的收獲。《長征》寫作用時6年，《抗日戰爭》寫作歷時7年，而這部《天著春秋》的寫作所花的時間更長。歷史非虛構的寫作需要作者通過可能的途徑走進歷史，除了尋訪歷史舊址、感知歷史現場之外，耙梳研讀史料文檔是最為重要的基礎工作。《解放戰爭》的寫作是以500多萬字的背景素材為本底的，《抗日戰爭》則是一種“注釋性”寫作，僅第一卷正文546頁，注釋就多達37頁，共有860多條。新作《天著春秋》所寫題材年代更為久遠，所以作者更加重視典籍文獻等的廣泛閱讀，為作品的書寫提供歷史性的支撐。文本中引錄了《尚書》《左傳》《戰國策》《國語》《呂氏春秋》《逸周書》《吳越春秋》《越絕書》《史記》《漢書》《說苑》《禮記》《論語》《孟子》《莊子》《管子》《墨子》《荀子》《六韜》《孫子兵法》等上百種經典著作，其中引用《左傳》120多次、《史記》80多次、《詩經》50次。這樣的引證可以幫助讀者在敘述重要歷史人物、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細節等時能更接近于歷史的真實，體現出作者對歷史非虛構敘事邏輯和倫理的尊重。

把考證和創作的功夫做到家

但是，歷史非虛構文學又不是歷史學范疇的寫作，它是敘事的，敘事的要素是故事、人物和場景，而且應當體現出具有審美價值的文學品質。王樹增認為：“解讀歷史，除了要把考證的功夫做到家，也要把文學創作的功夫做到家，讓作品保留文學品質。”如何使自己的作品獲得更為飽滿的文學性？首先，王樹增寫戰爭沒有將其寫成以事件為中心的軍史、戰史，而是寫人的戰爭和戰爭中的人物，注重對人物生存狀態、精神狀態和人物命運等的表現。《天著春秋》從夏桀的故事進入敘事，這位自詡“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的夏朝末代君王，最終難逃在戰爭中覆滅的命運。“如今，夏都的那些宮墻、酒池和笑聲早已化為灰塵。”大歷史的余味在這樣的敘寫中彌漫散逸。作品對鄭莊公、齊桓公等諸侯國君的書寫用筆很多，寫他們的文韜武略頗具故事性、傳奇性，在國運流轉中彰顯人物的性格和命運。其次，重視作品敘事的組織調度和個性語言的運用。歷史題材的非虛構文學寫作，理當尊重歷史的自在，但這不是要機械地復制歷史的結構。王樹增根據文學敘事的需要，安排作品的起承轉合，并且能夠基于歷史事件和人物邏輯進行想象性的場景再現，使作品具有可感可知的現場性。此外，《天著春秋》等作品具有鮮明的主體理性色彩，不僅精要點評戰爭中的事件和人物，而且在最后一章“孔丘去世了”和“我為什么憂傷不已”等書寫中，從春秋戰爭歷史推及對戰爭的整體性思考，可視為作家以文學的筆法呈現的“戰爭論”，或可從中管窺作家看待歷史非虛構寫作的態度。

漫漫春秋，大河奔流，潛心十年，縱觀千年之變。《天著春秋》是王樹增為千萬讀者奉獻的“戰爭系列”新作，也為我們研究歷史非虛構寫作提供了重要樣本，引導我們思考“現在的人”和“過去的事”，真正深入中國悠久的述史傳統中，去重新理解歷史題材的文學創作。

（作者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