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暈染開片片新綠、東風飛灑起陣陣香雪。鮮花嬌柔，似乎佩戴在女性頭上才是順理成章的事。如今，古裝劇中有男性簪花的畫面，網絡平臺有貨郎簪花叫賣的短視頻，人們都以為是藝術的虛構。七尺男兒，也會佩戴嬌艷的鮮花作為頭飾嗎？

其實，男子簪花在唐宋時期稀松平常。唐人重陽登高，折一枝山茱萸插在頭上；宋代文豪蘇軾去寺廟游玩，頭上簪著碩大的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稍晚的陸游則在頭上簪滿細碎的梅花，在晴朗的春日漫步鄉村，“歸見諸公問老子，為言滿帽插梅花”。可見，人無論男女都戴花披紅。

那么，古代男人為什么普遍簪花，此項習俗經歷了什么樣的變遷？

簪花迎春成風尚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人們崇尚自然，采擇花枝簪在發髻、帽檐是最樸素的情感表達。兩漢就有采花插于發鬢的習俗，魏晉南北朝逐漸流行。入唐后，簪花普及開來，上自皇室貴胄下至升斗小民，幾乎人人都在頭上簪花。鮮花易逝，頭飾常新，“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所簪花朵以茱萸、石榴、薔薇、牡丹、芍藥、芙蓉、菊花、茉莉、梅花、棠梨、杏花等鮮花為主。

唐朝是重陽節定型成熟時期，人們認為茱萸可以辟邪、菊花可以延壽，因此假此二物消重陽之厄。茱萸氣味馥郁濃烈，插在頭上可以祛病驅邪，不過重陽節時早就過了茱萸的花期，人們簪插的其實是星星點點的黃色茱萸果，因此嚴格而言，遍插茱萸，并不能算簪花。同時，唐人也在重陽節簪菊花。杜牧“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司空圖“登高可羨少年場，白菊東邊鬢似霜”，鄭谷“強插黃花三兩枝，還圖一醉浸愁眉”等詩句都表明唐代男子喜歡簪黃白色的菊花。

大唐皇帝常在宴飲、雅集、朝會等場合向大臣賜花，臣下引以為榮。如唐中宗在立春時賜近臣戴彩花，眾人之中，武平一所作應制詩最佳。唐中宗認為武平一雖年少，但“文甚警新，悅紅蕊之先開，訝黃鶯之未囀，循環吟咀，賞嘆兼懷”，于是加賜彩花一枝，以彰其美。武平一便在幞頭上左右各戴一枝嘉卉。崔日用心生嫉妒，乘著醉意，竟然來奪武平一的賜花。唐中宗看到，問武平一：“日用何為奪卿花？”武平一答：“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唐中宗哈哈大笑，向武平一賜酒一杯，傳為一時美談。

轉眼到了宋代，簪花風俗大盛。每年春花綻放，大地變得絢麗多彩，宋人將自己裝扮得俊俏靚麗，在頭飾中插入五顏六色的花朵。簪花儼然成了迎春的儀式。宋代還將簪花定為王朝禮制，人們簪什么花、簪幾朵花、誰先簪誰后簪,都有明確的規定。伴隨著君臣簪花儀式，春天也在汴梁的朝廷登堂入室。楊萬里有詩云：“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具體禮儀可參照《宋史·禮志》記載的朝堂上巳、重陽賜宴儀：“酒五行，預宴官并興就次，賜花有差。少頃戴花畢，與宴官詣望闕位立，謝花再拜訖，復升就坐。”除了重大日子，尋常朝會時百官也會簪花覲見，皇帝自己同樣簪花。君臣頭頂一片片鮮花，仿佛將花海搬上了朝堂，可在令人迷離沉醉的春日芳香中，商議的卻是錢谷、殺伐的軍國大事，實在有點違和。

上行下效，地方府州縣也在立春這一天舉辦迎春儀和鞭春儀，官員們都盛裝簪花出席，行禮如儀。《邵氏見聞錄》記載了北宋的春天男女貧賤皆簪花的盛況：

歲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雜花盛開，三月牡丹開。于花盛處作園圃，四方伎藝舉集，都人仕女載酒爭出，擇園亭勝地，上下池臺間引滿歌呼，不復問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籠賣花，雖貧者亦戴花飲酒相樂。

《賞心樂事》載“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曾鞏詩“花開日日插花歸，酒盞歌喉處處隨”，寫的也是宋人春日簪花的情形。人們所簪花朵比唐代品種更加豐富，首選菊花、薺花、牡丹、芍藥、薔薇、梅花、紫薇等時令鮮花。《夢粱錄》記載“賣花者以馬頭竹籃盛之，歌叫于市，買者紛然”。這些賣花人辛勞奔波，保障鮮花四季不斷，“四時有撲帶朵花，亦有賣成窠時花、插瓶把花、柏桂、羅漢葉。春撲帶朵桃花、四香、瑞香、木香等花。夏撲金燈花、茉莉、葵花、榴花、梔子花。秋則撲茉莉、蘭花、木樨、秋茶花。冬則撲木春花、梅花、瑞香、蘭花、水仙花、臘梅花。”

宋人簪花最流行的品種，一個是洛陽牡丹，另一個就是揚州芍藥。洛陽牡丹從大唐一直盛行到北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說：“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芍藥則后來居上，“維揚（揚州）芍藥甲天下”。當時，揚州太守官署后園中有一株芍藥花，紅色花瓣上有著一圈金色的蕊，因此得名“金腰帶”。曾在揚州任職的韓琦、王珪、王安石、呂公著（一說陳升之）四人在頭簪“金腰帶”所開的四朵芍藥花后，先后官至宰輔高位。“四相簪花”便成了中國簪花史上的著名典故，對宋代以降的士人有莫大的感召力，是文人書畫創作的常見題材。

這股天下“無人不簪花”的風潮，進入元代以后驟然降溫。男性退出了簪花者行列，開始刻意與艷麗的鮮花保持距離。簪花習俗只保留在一定的社會階層和特定節慶期間，比如《北京歲華記》記明代北京人元旦簪花：“小兒女剪烏金紙作蝴蝶戴之，名曰鬧嚷嚷。節日間、新婚時，婦女簪花，有絨花、珠花、絹花種種，簪于纂上、鬢角上，偶爾亦有滿頭簪花的。少女則于端午節時簪艾、簪石榴花。”同時代的《余氏辨林》也說：“今京師凡孟春之月，兒女多剪彩為花，或草蟲之類插首，曰‘鬧嚷嚷’。”宋代那種全民簪花的盛況一去不復返了。

男子簪花有興衰

鮮花或許是上天賜予人類取之不竭的裝飾。花草象征美好，凝結著日月的精華、沾染著泥土的芳香的同時，也帶來了春天的氣息。一年之計在于春，春風里洋溢著希望、傳遞著奮進的氣息，當把春天戴在頭上的時候，人們也把美好與希望強化在了心底，情不自禁地籌劃起生計、學業和家事。古人把春花簪到頭上，希望美好的生活、錦繡的前程能同樣降臨自身。

簪花習俗之所以在宋代勃興，是時代精神和社會風貌的折射。唐宋之際是中古社會的重要轉折點，寒門庶族崛起，世俗的審美取代了貴族式的審美，在唐代迅速發展，于宋代成為主流。宋人信奉“萬物皆有可觀，非必怪奇偉麗者也”。一花一草，都可以寄寓思緒、表達情感。而中國人在之前幾千年與草木相處中所積淀的文化內涵，為簪花習俗的盛行提供了深度支撐。屈原愛蘭，陶淵明采菊東籬下，白居易自稱“紫薇郎”，周敦頤歌頌蓮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先人們賦予各種花卉豐富的人文含義，將許多花草人格化，灌注特定的品德、情操，形成了中國式的浪漫花語。

人世間民俗的蓬勃發展，尤其是男子簪花的普遍化，更是在北宋社會寬松、包容的土壤中實現的。男子簪花既是個性的張揚，又符合社會整體氛圍，在宋代司空見慣。黃庭堅《題刀鑷民傳后》記載陳留市有刀鑷工，“無室家，惟一女七歲。日以刀鑷所得錢與女醉飽，醉則簪花、吹長笛，肩女而歸”，活得無憂無慮；陸游《贈道流》記錄了會稽街市上的一個賣藥道人，“醉帽簪花舞，漁舟聽雨眠”，日子逍遙快活；張耒《明道雜志》則記錄了陳州一名叫做王江的道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丫髻簪花，語言不常，有中理處”。宋朝化身一個真正的“花花世界”，花團錦簇，草木多姿，人人戴花、招搖過市。《西湖老人繁盛錄》記載：

每年孟冬，駕出三日，燒香太一殿，謝禮華，賜花，自執政以下，依官品賜花。幕士、行門、快行，花最細且盛。禁衛直至搠巷，官兵都帶花，比之尋常觀瞻，幕次倍增。乾天門道中，直南一望，便是鋪錦乾坤。吳山坊口，北望全如花世界。

恐怕沒有哪個時代能像宋朝愛好簪花到如此登峰造極的地步。

簪花既是個人選擇的結果，有人喜歡簪花，自然有人抗拒簪花。北宋名臣司馬光就不喜歡簪花，他在《訓儉示康》中寫道：“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及至新科及第，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也，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宋代思想觀念的另一條主線是理學的崛起，中國人的思想開始內向，講求“存天理滅人欲”，導致社會觀念趨向保守。南宋以后，個性張揚日益受到摒棄，借簪花寄情言志、張揚個性的男子迅速減少，男子簪花最終退出了歷史的舞臺。事實上，明清時就連婦女也少有戴花的了。

外露高調的簪花行為少了，中國人對鮮花的喜愛、對美好與希望的堅持卻沒有消減，而是消融在其他習俗中。唐宋簪花盛行之際，新的行當——花農出現了。當時洛陽種牡丹、揚州種芍藥、成都種海棠……直至今日，鮮花還是上述城市的閃亮名片。

有種花的花農，自然有賣花的花市。南宋《輿地紀勝》記載揚州“開明橋之間，春月有花市焉”，居民圍著賣花擔，買得一枝春欲放。傳為北宋蘇漢臣所繪的《貨郎圖》顯示，賣花男子幞頭側就簪著一枝花。離揚州不遠的杭州，同樣盛產牡丹，吉祥寺牡丹馳名天下。蘇軾任職杭州期間，曾在吉祥寺綻放的牡丹叢中舉辦雅集。出席的53人都頭戴牡丹花，“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

愛花之人，也有屬于自己的節日。浪漫的“花朝節”便是在上述風俗中脫穎而出的節日，誕生于唐宋、流行到民國初年。人們設計了十二月花神，并在二月中旬百花生日這一天祭祀花神、賞紅簪花、游春撲蝶、挑菜種花、曬福游園等，盛況空前。

宋代以降，簪花風氣淡去，花朝節則發展壯大，成為與中秋節并肩的兩大節日，合稱“花朝月夕”。中國人在這一天依然簪花，照樣無拘無束，堅守向善和追求美好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