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綱致高云麓信札 作者供圖

張之綱（1867—1939），字文伯，號君輔，晚號謝村老民，浙江永嘉人。張之綱幼年因父赴漢陰府任職而至湖北，暫居武昌。光緒十二年（1886）秋，因鄉試自武昌返里，聽聞瑞安孫衣言學識淵博，為一代經學大師，遂往求學。又與孫衣言之子、著名學者孫詒讓相友善，交往密切，共同探討周秦以上古文。兩人朝夕研論，取長補短，各有所長。生平精研文學，晚年耽于金石之學。寓居上海期間，更專研鐘鼎古字，曾有詩自況云：“箋金功亦似鐫金，冥索窮搜到愜心。”

張之綱一生著述豐碩，但正式出版者，僅有《毛公鼎斠釋》一書。此書為1934年鉛活字印本，乃上海中華書局以聚珍仿宋版精印，開本碩大，裝幀精雅。扉頁有篆書題簽及篆書牌記“甲戌秋七月刊于滬上”，題簽者署為“古杭王禔”，即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近世杰出的書法家、篆刻家，尤以篆隸名世的王禔（號福庵，1880—1960）。

正文之前有庚午年（1930）張之綱自序，回顧了自毛公鼎出土以來，對鼎上文字的各家考證歷程，概論各家得失，頗見功力。至于他自己在金石文字研究中為什么特別鐘愛毛公鼎，自序開篇即已明言，稱：

世之論金文最緐博者，莫不曰曶鼎也，二盂鼎也，毛公鼎也，散氏盤也，與夫后出之大克鼎是已（齊侯鎛鐘，宋人傳摹僅存，故不論)。余綜其大凡，曶鼎散盤事皆爭田質成，義無足取；盂克雖亦錫命之辭，然視毛公鼎體制之典重，辭義之忠厚淵懿，諸器詎復能及？固不弟文之緐博，足憙也。

應當說，張之綱對毛公鼎的鐘愛，在上述百余字序文中，便已表現得非常明確了。毛公鼎為西周宣王時期器物，清道光年間于陜西岐山出土的古鼎重器。鼎內刻有32行銘文，共計497字，為皇皇鉅制，是迄今所見先秦青銅器中字數最多的一件，被譽為“抵得一篇尚書”。其書法奇逸飛動，氣象渾穆，筆意圓勁茂雋，結體方長，較散氏盤稍端整。著名書法家李瑞清題跋鼎文拓片時，亦為之由衷贊嘆曰：“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

顯然，研究毛公鼎所鐫古文字，也是張之綱最為看重，頗為自得的工作。為此，他首先將這部分研究成果付諸出版，《毛公鼎斠釋》也因之成為其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又因不久之后即逝世，此書也成為其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著作。

張之綱在自序之后，有一段補記，追憶曾暫寓北京，發奮鉆研金石之學的情形。文曰：

是稿為拙著《栔亭金文斠釋》之一，久置篋中，比作滬游，親舊偶見及之，慫恿付梓，意良渥也。回憶宣南屬稿時，暑雨連旬，老樹荒庭，屋漏盡濕。亡室朱躬率婢媼，晝夜數移易帷帳幾案，處之泰然。曾幾何時，遺掛在壁，撫今追昔，謂能契于懷與？

這一段追憶文字，描述的應當是張之綱在京為官期間從事研究的情形，其篤志為學、甘于清貧的生活情態，宛在目前。據查，文中提到的《栔亭金文斠釋》，存初稿八卷，現存于上海圖書館，若能全部整理出版，應有相當學術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毛公鼎斠釋》雖然出版于1934年，但其完稿時間應當可以追溯至1930年之前，即張之綱寓京遷滬之前。此稿“久置篋中”，“比作滬游”時，才因友人“慫恿付梓”，交付出版。對于此稿出版，張之綱本人也相當慎重；新近發現的一通張之綱致高云麓信札，就提到“刻擬印先祖詩稿及拙著，我兄有印刷店熟人否，以能仿宋為佳”云云，可見張對印制自己的著述是有一定要求與預期的。

最終，選擇上海中華書局以聚珍仿宋版付印，不僅是從裝幀雅致、字體美觀考慮，也是因書稿中有大量異體字、古體字及金文改寫字，還必得通過新刻字模來解決，這方面的技術條件，當時的中華書局也無疑是最為成熟的。

當年，同樣存在這些技術難題的學術著作，且校訂次數頗多的如王國維代表作《觀堂集林》，就正是由中華書局于1921年至1923年間承印的。那一部計達20卷分裝為6冊的《觀堂集林》，也不過只花了兩年時間即印制完畢。而薄薄的一冊《毛公鼎斠釋》，從張之綱為書稿作序的1930年，直至1934年秋，印制竟用了整整4年之久。其間，排版印制的耗時固然較多，張之綱不斷校訂、精心監印，為此消耗的精力與時間，則恐怕還要數倍于前者吧。

由此觀之，毛公鼎出土百余年來，研究這一國之重器的學者之多，不勝枚舉，可如張之綱這般，終生精力付諸其上，生前僅有一冊《毛公鼎斠釋》付梓存世者，實不多見。筆者以為，“一生最愛毛公鼎”之譽，張氏當之無愧。

（作者：肖伊緋，系文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