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萊美術館《琳瑯萃珍：唐宋元明清典籍特展》的“頭條展品”，果然是《吐魯番出土六朝寫經殘卷六種》，不過手卷只展開了前三種而已，不像那本《琳瑯萃珍》大畫冊，在第一部分“印古爍金”的001號展品位置，把六種殘卷連帶王樹枏（音nán）、梁玉書的題跋都印了出來。

“素文”是誰？

那本大畫冊是范景中老師囑友人寄贈的，收到之日，驚喜交加。待翻看001號展品，見到圖片中卷軸題簽上有“六朝寫經殘卷 出吐魯番 素文珍藏”字樣時，我忽然有似曾相識之感。奇怪，我從不認識叫“素文”的人，也從未有緣見過“素文”收藏的珍品，哪里來的似曾相識？

哦對，原來與榮新江教授的新書《滿世界尋找敦煌》有關。

1990年11月30日，榮教授走訪日本靜嘉堂文庫，看完宋本《冊府元龜》后，隨口問了管理人員一句：“你們有敦煌吐魯番文書嗎？”沒想到人家一下子抱出八大函裝裱好的文書斷片，每函的封皮上都題有“北魏以來寫經殘字 素文珍藏”，標有序號。榮教授想，這“素文珍藏”規模不小，可是，“素文”是誰？這些文書又從何而來？

去日本之前，榮新江已經去倫敦翻查過斯坦因從敦煌藏經洞拿走的經卷，去巴黎查核過伯希和“敦煌石室佚書”，還在哥本哈根瀏覽過斯文·赫定的收集品。此番東渡日本尋找敦煌，他去靜嘉堂文庫原本是為了探訪早年陸心源賣到日本來的皕宋樓宋版書，孰料卻意外與“素文珍藏”相遇。現場有朋友幫他查入藏記錄，得知這批藏品是1935年前后購入的，惟半個多世紀以來外界卻對此所知甚少。可是“素文”是誰？

因為存了這份心思，在日本期間榮教授又發現幾件素文珍藏的殘卷。回到北京后，他直奔北京圖書館善本部，開口便問你們有沒有“素文珍藏”，結果館里還真找出兩件。后來他碰到的素文珍藏就越來越多了。

讀《滿世界尋找敦煌》讀到《從羽田亨紀念館到杏雨書屋》這一節，我也讓“素文珍藏”給迷住了，心想這真是一個好故事的開頭：幾個大圖書館里忽然交替出現同樣墨跡的“素文珍藏”西域文書，可外界完全不知這其中底細，于是有人展開對一宗隱秘異常之驚世寶藏的追蹤探險，接著不斷有人消失，某部殘卷的字跡也開始變得模糊，最終竟變成一片血紅色……

我邊腦補情節邊接著讀榮新江教授的書。他竟然很快查出了素文是誰。“達芬奇密碼”風格的虛構劇本霎時又變成非虛構的“滿世界尋找素文”了。榮教授得知，素文姓梁，名玉書，字素文，1900年代曾任清朝派到新疆清理財務的官。“他是去查賬的，查清朝官員腐敗貪污的賬，所以那些官員就使勁給他送東西，把最好的文書送給他。他的收藏一點不比王樹枏差……”

王樹枏的西域收藏

王樹枏（1851-1936），字晉卿，晚號陶廬老人，直隸新城（今河北高碑店）人，自幼遷居保定，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歷任川甘兩省知縣、道尹，1906年升任新疆布政使，為新疆最高長官。彼時正是西域文書大發現時期，“殘經多出吐魯番東鄉三堡及鄯善之吐峪溝中，更東西人士掘者數矣，然時掘時現。殘經斷紙，大半皆六朝及唐人真跡，盎然古趣，如出一手。”（語出王樹枏《新疆訪古錄》卷一）。新疆主政5年，王樹枏收西域文書頗豐，且頻頻在所見經卷中留下題跋吟詠，迄今專家在世界各地已發現王樹枏西域文書題跋105則，詩歌10首，涉及寫經46號（北京大學朱玉麒教授統計）。

我之知道王樹枏，卻不是因為吐魯番文書，而是因為故城賀家。我搜集自衡水武強遷居故城鄭口的賀家四代（賀錫璜、賀濤、賀葆真與賀孔才）文獻已有二十多年，其間屢屢遇到王樹枏之名。1883年起他任冀州（今衡水市冀州區）信都書院院長，繼他擔任此職的是賀濤。他與賀家交往頻密，為通家舊好，這在《賀葆真日記》中也歷歷可見。

最讓我過目不忘的，是一張拍攝于1930年北京草廠8號花園的照片，是一張合影，前排坐著兩位長者，右為陳三立，左為王樹枏。后排站著三位年輕人，左起分別是汪涵如、夏肅初與賀孔才。孔才存世照片極少，我只好把合影中的孔才頭像裁剪出來當作“標準像”。那年王樹枏80歲，照片或許是家人友人為他祝壽時留的紀念。賀孔才那年28歲，風華正茂，頗有詩名。他的《天游室詩卷第三》，收《次均奉和王晉卿先生樹枏八十自壽五首》，其第一首云：

“少年才力富，作賦追都京。堂堂至八十，述作無時停。昌黎頌南山，杜陵詠北征。黎元腸內熱，泰岱胸中橫。是非吾必論，得喪孰與爭。千秋讬玄想，四海揚名聲。世衰道亦敝，老輩日凋零。抱持灰燼余，絕學傳伏生。”

五首“祝壽詩”讀下來，不見賀孔才有一兩句吟詠王樹枏收藏西域文書之功。是不好說，還是彼時已將藏品售賣到日本？不得而知。

想當年，梁素文奉使監理新疆財務，要查貪查腐，所查主要人物其實就是王樹枏。據《陶廬老人隨年錄》（中華書局，2007），1908年，王樹枏在新疆為開財源，“試辦紙幣一百萬兩發行通省”，結果，度支部“派監理官梁玉書采督財政，事事掣肘，不顧大局，不第紙幣不準增造，且欲將已行有效之幣收回，至問伊理財之方，則懵然而不知所措。嗚呼！……其所謂監理者于外間應興應革之事毫無知覺，但鉗制之使不得動作，日日造表冊而已。”可見，王、梁二人的關系一度緊張。好在他們有個共同愛好，那就是收藏西域文書。奇怪的是，關于這項收藏，王樹枏在《年錄》中也不曾有一言提及，難道這在當時是“只做不說”的事？

知道了二人之關系，參觀《琳瑯萃珍》大展時，看到“出道即高峰”的第一件展品，竟然是素文珍藏、王樹枏題識，會覺得怪怪的。其實，還有更奇怪的：“殘卷六種”只展開了三種，未展開的全卷末尾另有王樹枏和梁素文跋語各一則。王樹枏的跋語寫于1911年，即他離開新疆前夕。據《琳瑯萃珍》畫冊，這則跋語的內容是說：這幾張殘卷光怪陸離，如覩丹文綠字，真乃六朝之精品。辛亥五月，我將回京，素文先生說給我此卷以贈別，而有朋友說道遠不便攜帶，那就算了。

原來，這一卷“素文珍藏”本是梁玉書贈給王樹枏的，王樹枏怕累贅，沒要，還把沒要的原因在跋尾交代清楚。我猜想，他當時也沒太把吐魯番文書殘片當回事，不過覺得字寫得別致，是文人雅玩一類東西。到了1914年，他在北京又將一件裂成兩片的東晉時期寫本《佛說首三昧楞嚴經》分送友人，并各寫有跋語。此時他對西域文書的價值就看得比在新疆高出一大截了，以至于跋語中既有“筆意古雋，如出繭蠶蛾，蠕蠕欲動，鐘太傅書當以此為濫觴，元人所謂單牘片紙，不啻金玉者也”之句，也有“娜婀作態，滿紙生妍，蓋數千年未見之物也……一字千金，可以療饑”之句。當然，他或許還沒有把這些千年古物看做是國族文化的珍寶，而只當成了友朋間送來贈去、買來換去的文玩之類。

整體書籍觀

3月初我們到達杭州奧萊美術館時，門前一側的大屏幕上，正一遍又一遍播放范景中老師評點《琳瑯萃珍》展覽的視頻。來之前這個視頻我已看了不止一遍，范老師提到書籍領域“珍寶觀念的缺失”尤其讓我印象深刻。我告誡自己說今天來看“唐宋元明清典籍特展”，不是普普通通來看書的，也不是來看普普通通書的；今天是來看“書中珍寶”的。

早在二十多年前，范老師即已提出“書籍之為藝術”命題。在談論自己本次觀展感受的短視頻中，他進而強調了“珍寶”觀念。他說，這個展覽把中國文明中一些非常精粹的東西展示出來了，水平之高讓人震驚。他說，民間收藏家能夠如此精心珍藏、愛護一個民族的古物或古董珍品，正說明這個國家的底蘊深厚。“我們應該向民間收藏家致敬，因為他們，中國文明物質形態的珍寶才能更好更多地流傳下來。”

范老師特別留意到民間收藏家對藏品的愛護備至，說這讓他很感動。他說，有些公藏機構的工作人員有時會忽略自己接觸到的藏品其實是一個民族的珍寶，“珍寶的觀念會失去。這方面應向民間收藏家學習，讓珍寶的觀念強烈起來。無論公藏私藏，我們對承載文明的古物都能精心愛護，文明才能傳承下去。”

書籍之為讀物、書籍之為藝術與書籍之為珍寶，三者互不偏廢，各得其所，作為人類文明載體的書籍之“整體觀”才能得以建立與健全。受范老師觀點啟發，我為幾年前自己構建的所謂“整體書籍觀”找到了一個新的解釋框架。這是我杭州看展的意外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