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民國時期開明書店出版的圖書，我情有獨鐘。盡管開明版的書冊，其文質，亦不甚齊整，但讀開明版的書總會有實實在在的收獲，使人不忍與之作交臂之失，隨見隨買，積了相當的數量。雖原版不多，但翻印、影印本和重版本卻多，足以窺識開明圖書的內在情性：樸實、扎實及充實。一個“實”字，正是讀書人求之所在，愛上這樣的版本，正是情理所在。

所以，開明版圖書，在我這里雖系舊書，卻多為新刻，翻檢之際，感受文化延續不息的脈搏，生出許多無邊際的感慨，隨手記之，以備忘——

《燕知草》：氤氳“心境冥化”之氣

《燕知草》的書名，是作者俞平伯從自己的詩句“而今陌上花開日，應有將雛舊燕知”中胎生而出的。書前有朱自清的序，書后有知堂（系周作人的號）的跋，甚是堂皇的一個陣容。開明版圖書，尤其是散文集，一本書的前后序跋均全，甚至多人作序、多人寫跋，形成一種特別的規格。這種形式，給人以團團的文氣，直讓人覺得，其實文氣，或曰文化，是由眾多文人簇擁著、共同呵護著才可以形成的；個人的作為，實為群體構建中的一個材料，一個被珍視著、不可或缺的材料。這種文人之間相濡以沫、氣息相通、互相呵護、共榮共生的傳統氣韻，至今已淡了許多，讓人不禁生發一種對昨日的艷羨與敬慕。

俞平伯的散文，是一種獨特的文體。正如周跋所說：“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語文來。”

這是概括精當的話。雅致，是俞氏散文的底色，文句的曲與澀，使其文境耐人尋味。所以，沒有一顆入定的心，或曰一顆禪心，是讀不出真趣味來的。市井之人與俞氏散文相隔膜，便是一樁極自然的事。

他的《眠月》中有一段話：

“若以我的意想和感覺，惟平淡自然才有真切的體玩，自信也確非杜撰。不跑野馬，在月言月。身處月下，身眠月下，一身之外以及一身，悉為月華所籠絡包舉，雖皎潔而不睹皎潔，雖光輝而無有光輝。不必我特意賞玩它，而我的眠里夢里醉時醒時，似它無所不在。我的全身心既浸沒著在，故即使閉著眠或者酣睡著，而月的光氣實滲過，幾乎洞徹我意識的表里。它時時和我交融，它處處和我同在，這境界若用哲學上的語調說，是心境的冥化，或曰俱化。”

這種“心境冥化”之氣，幾乎氤氳于《燕知草》中所有的篇章，攫人心神，讓人感到文心之溫暖。

朱自清散 文貴“情”，知堂散文貴“雅”。俞氏正是對二者作了無意識的“交融”，雅致得情意深含，吟之哦之，詠之玩之，暖透身心。

《平屋雜文》：他的心是民間的

系統地閱讀并玩味夏丏尊的文章，《平屋雜文》給了我惟一的機會。冊子中的文章，多為敘事文，稱之為雜文，頗為不確。

從文中，可以感到夏氏是一介憨樸之士，與豐子愷一樣，具有一顆“佛心”。他有一肚子“熱情道理”，怕他的讀者讀不懂，理解不到，便給你講一段故事，舉一個人物，推出一組情節，設置一種氛圍，讓你在不知不覺中，接近及至接受這些道理。

比如《怯懦者》《貓》《長閑》。

他自覺地接觸底層，寄予同情心，甚至投入一種“感同身受”的感情。所以，他的心是民間的；而敘事體亦正是民間的文體，他文章多敘事的成分，便不足怪也。

這讓我們想到現時之下，那些所謂的精神界的戰士。這些“戰士”的確有高貴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懷，卻選擇了“形而上”的斗爭方式，抽象的演繹與論爭占了大部，除了少數“同心同氣者”以外，能夠給予理解的人實在太少。其“受眾”亦少，其“振聾發聵”力亦貧弱。呼號幾聲以后，便被市聲所湮沒，是必然的運命。

是不是像夏公一樣，找一種更接近民間的“形而下”的文體為好？

其實，這不是簡單的文體問題，而是世界觀的問題。夏公寫《良鄉栗子》，不是描繪一種民俗圖景，而是取“良鄉栗子，難過日子”的視角，關注秋涼之后窮人的生活，訴說一種體恤、一種慰安。

一切高高在上，一切自以為是，一切以“私語”為文本的作家，怎么會寫出這樣的句子，表達出這樣的情感呢？！

夏公不朽。

《舊戲新談》：卓絕的散文

知道黃裳的這部《舊戲新談》，是在讀了唐弢的《晦庵書話》之后。唐弢在書話中談及這部書，說其所涉雖是舊戲，重要的卻還在“新談”：“一提到新談，在這門上，作者的成就可就絕了！常舉史事，不離現實，筆鋒帶著情感，雖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看文章也就等于看戲，等于看世態，看人情，看我們眼前所處的世界。有心人當此，百感交集，我覺得作者實在是一個文體家，《舊戲新談》更是卓絕的散文。”

便留心這部書，搜尋經年，終于在一書攤上見到玉顏，摩挲那樸淡的封面，心熱眼酸，落淚一二滴。

挑燈夜讀，果然如唐公所言，系“卓絕的散文”。

文中對戲的評論，筆筆精當，句句扎實，讓人覺得作者是作為一個研究舊戲的專家作行當里的評判。但其更大的魅力，卻正在于他跳出戲評自身，以“舞臺小人生，人生大舞臺”的立足點，對現實與人生進行了批評與“鞭策”。唐公之言鑿鑿。

譬如對俞派(菊笙)名劇《金錢豹》的評論：

“多少年來，我們也看了不少這種活劇，妖怪作祟，社會嘩然，大加檢舉，然而只要是‘太上老君’或‘觀音’的坐騎，后來大抵無事，只有小妖頗有不少犧牲于金箍棒下。”

又譬如在《空城計》的評文之中：

“政治家是可以說謊的。然而這卻并非職業。偶爾說一次謊是天才，以說謊為家常便飯的則不免為蠢才了。《空城計》偶爾一演，精彩不凡，每天都在擺空城計，即使真的‘妖道’，恐怕也要不得了也。”

所以，《舊戲新談》真正讓人會心處，是這些與史與世貼得切當的妙論。與其說它是一部劇評或散文，不如說它是一部筆鋒流轉、文意曲婉，然而卻讓人悟得明白的杰出政論。

舊戲仍在重演，“新談”的意韻便裊然不絕。

《蛤藻集》：作家與環境的宿命

《蛤藻集》是開明書店印發的老舍小說集。計短篇六，中篇一，系在青島寫成。因臨近海邊，老舍常攜其女在沙灘散步，隨手撿一些蛤殼與斷藻，一表示隨意，二表示謙虛，名《蛤藻集》。

坦白地說，集子中的小說不是老舍先生卓越的小說，亦看不出老舍作品后期的風格，取蛤藻名之，可見老舍心懷的坦誠與人格的謙實，不免讓人生出敬意。

讀了集子中的小說，知道老舍還寫過這些東西，便足矣，沒有更多的評說。只是由此引發了一個題外的意想，便是作家與環境的關系。

作家與環境是一種宿命關系。

老舍注定要在北平的四合院里，寫出杰出的京味巨著《四世同堂》；青島作為他居留的驛站，只能拾撿到“蛤藻”。

梭羅因為數年孤獨地居停在瓦爾登湖畔的小木屋，才有寧靜而幽深的思想巨著《瓦爾登湖》。

屠格涅夫一生漂泊不定。但無論是在彼得堡和柏林求學期間，還是日后長期的域外僑居，每年短暫的夏秋兩季，他都要回到自己的莊園寫作，直到他的晚年。屠格涅夫病逝于巴黎，他在莊園的大門上留下了一句話：“只有在俄羅斯鄉村中，才能寫得好。”

我出生在偏僻的山區小埡，那里盛產酸澀的土杏。我是嚼著酸杏長大的，有了一個好胃口，便有能力消化生活中的一切滋味。寫出的文章便于酸澀中透出樂觀溫暖的味道。有人說，我善于忘卻苦難，其實，生活本身便從來不是一個絕境，土杏再酸澀，不是還可以咀嚼一番嗎？！

后來，我到了一個小城，開始感到憂傷。因為離開了原來的那個生存環境，一切皆顯得隔膜。一天在集上走，看到了故鄉的土杏居然賣到了小城的市面，頓然感到自己并沒有走遠，自己生命的根系仍潛潛地吸吮著故土之上流滲而下的養分；一顆年輕的心，便自安定于市聲的煩囂，一筆一筆地寫土地上的事情，一筆一筆地探究生活之中屬于本質的東西。

我心安于有土杏可嚼的環境。

有了心安的環境，便能在孤寂而溫暖的燈光下，一本一本地，以欣悅之情，以無欲無怨之境，翻閱開明版的舊書，在“舊雨”中求“新知”，漸漸覺得自己也有一定的境界了，偷偷地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