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二毛的《謝辭辭》以頗具沖擊力的悖論開場：“孩子馬上要出生了，可全家人都高興不起來?！彼查g將讀者拋入當代都市家庭的倫理旋渦。這種反常的敘事策略，暴露出移民城市家庭內部的文化不適與倫理困境。

小說中的“我”已經有了女兒，這是二胎。而且也交代了，丈母娘原來在深圳制造業江湖打拼經年，剛剛退休，六十歲仍是能打之年，精力充沛，也有主見。

丈母娘代表了最早一批來深圳打工者的形象。他們此時大抵進入了退休生活，可以介入家庭事務，跟達到生育年齡的七〇后及更年輕一代的子女產生了沖突。這自然是深圳的故事。作品對作為深圳第一代打工妹和基建工程兵的岳母岳父的經歷做了交代，延伸了作品的歷史縱深。這幾年來作者鐘二毛在深圳歷史地理研究方面下了功夫，對早期深圳了然在心。

岳母從一代打工人轉型為私營企業家的命運，在這樣的講述中也得到了呈現。二〇〇八年，深圳“騰籠換鳥”產業戰略轉移造成低端制造業的外遷或被迫轉型，岳母的家具生產廠舉步維艱陷入困境，但她仍然“防御性抵抗，死活讓工廠茍延殘喘了十幾年”，“送走了最后一個跟著她干了三十年的老員工”，寫出了一個有膽識、有承擔、有情義的小企業主形象。這樣的形象也豐富了深圳人的面貌。這樣不聲不響拓展小說邊界、增強含量和豐富性的處理，還表現在作者將丈母娘的住所安排在羅湖老區，而男主人公一家則住在前海自貿區。這樣的設置，既有地理學上為深圳張目的考慮，也有修辭學象征手法的意義。

兩個時代、兩代人，新、老深圳人，圍繞孩子的姓氏發生了爭奪。丈母娘要求即將出生的外孫跟女兒姓，為只有獨生女的自家繼承煙火；而“我”不能接受丈母娘的算計和咄咄逼人，堅決不能同意。于是，矛盾產生了。這是一部問題導向的小說，茅盾、冰心一脈的當代回響，仍然葆有生命活力。

這樣的一種沖突，其實并不是正面對撞，而是暗中使勁。小說以第一人稱敘事者的視角，只寫自己的心理活動，對于丈母娘的描寫，更多展現“我”的觀看和猜測，寫丈母娘作為一個利維坦給自己心理造成的巨大壓力——在“我”眼里，丈母娘的灰色西裝與直沖沖的白發銀絲，也都有了象征性和寓意性，表征了她在深圳職場鍛煉出來的理性執念，以及歲月磨礪帶給她的堅硬，是堅不可摧的象征，反射出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壓迫感。這樣的壓迫感，也體現在丈母娘改變家庭空間布局（陽臺種菜）、改變早餐配置（棄用保姆菜譜）等方面，丈母娘被視作一個強行進入小家庭的外來者，對“我”的小家庭造成了空前的困擾。

這樣一種較量，構成了兩代人的心理戰，亦即作為小中產的上班族跟曾經的私營企業家、第一代打工者精神上的對抗，看看誰更能堅持。“我”作為現代職場或者可能大廠中屢見不鮮、毫無標識度的“小中產”，不想被打擾，只想安心過小家庭日子；丈母娘對“我們”原子化小家庭的介入讓“我”很不適。更深一層，“我”的反彈，其實還上升到了兩性的高度，也即男性中心主義的高度。作為夾心的妻子雅姿，更傾向于丈夫這一邊，但小說中并沒有更多她獨立的聲音，而是將她作為故事發展的一個功能性存在。其實作為小說中矛盾沖突的一方，丈母娘也只是一個被觀察者、一個忙碌的背影，本身也并沒有非常多的“鏡頭”。對于她，“我”也并不熟悉，或者說，“我”熟悉的是她的歷史，而不是思想和心靈。于是，我們更多地看到的卻是“我”的自白，是“我”在講述，“我”在觀看，“我”在發泄，“我”在表白，最終也是“我”在改變。這就很有幾分心理小說的意思了。

丈母娘實在表征了一代人的精神氣質。他們自身必定為工業文化和城市文化所塑造，成長為一代不一樣的深圳人。丈母娘咄咄逼人，讓二娃隨母姓，以此為祖上延續香火。但她為之奮斗拼爭的，何嘗不是她夫家的姓氏和香火繼承權？跟她本人又有何干？這種荒誕，事關倫理和文化傳統，沒有盡頭。對丈母娘的態度，其實也觸及了獨生子女一代的倫理困境，這樣的困境不在于有沒有傳統人倫網絡，而在于一對小夫婦實則成了兩家天平上的游碼或蹺蹺板的支點。

故事的反轉，來自丈母娘的舍身救險。這個情節也是作品的高潮。丈母娘以無畏和神勇，瞬間飛身救下外孫女，文本實現了從緊張到生命共情的轉折。這個極具戲劇張力的場景，解構了此前所有的符號化對抗——在生死臨界點，職場鍛造的理性鎧甲轟然崩塌，露出傳統祖母的柔軟內核。

當這樣的一位老人，“繼續待在我們小家里”，跟女兒女婿同住，漸漸地，她作為一位“普通老太太”的一面，無法再被藏住掖住。這個不服輸的人，要強也要好的人，中年喪夫半生孤獨的人，她的寂寞憂傷，更多為“我”看到。她的表情和情感，都與“我”平凡的母親并無二致，“讓我想起我的母親”，在“一張暗淡、憂傷的臉”的背后，“心里藏著萬千心事”。從而，她的硬，感化了“我”；她的軟，打動了“我”。同情心、同理心讓“我”的態度發生改變，身份認知完成了從“他者”到“母親”的轉換。所有關于姓氏、香火、權力的計較都顯得蒼白可笑。這是一種超越性的情感力量。

但丈母娘始終是理性和強悍的。她自從二寶出生后便不再提改姓之事，其實也是意味深長?！幢夭幌?，但她不把話說開說透說盡，自然一定有她對女婿的尊重和體諒，也一定有對女婿的期許。

全篇最終完成一個和解的主題，同時也是兩代人、兩種文化、兩個性別的和解。這也當是最好的結局了，無論現實中，還是小說中。鐘二毛以他的敏銳，寫出了一篇問題小說，也是一篇很深圳很當代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