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某種原因，最近又重讀《姐妹花商店》，這是索南才讓“商店系列”中的一篇，首發在《收獲》雜志2024年第2期。

如果說青年作家群體中，讓我找一位比較喜歡的作家，我想我會選擇索南才讓，原因很簡單，是他的語言風格。第一點，他的語言敘述非常平靜，故事的情節走向不是靠人物的行動推進的，而是在作家的語言中徐徐推進，這并非在說作家刻畫人物的功力問題，而是在說作家講述故事的能力；第二點，他的語言總是讓我聯想起很多外國經典譯制作品，或者說很多蒙古族作家的作品會讓我有這種聯想。從前我讀國外的翻譯文本多一些，大約知道少數民族作家漢語寫作都有一個轉譯的過程，即便這個過程可以被簡化，但他無論如何都需要在內心將蒙古語轉譯成漢語再寫下來。這種轉譯不是簡單的語碼切換。不過，因為我對語言學不甚了解，我不能給出具體的例證；第三點，語言就是作家的品位。相較于那些以方言為特色的寫作，或是以白描手法直白呈現的文字，蒙古族作家的語言風格，更顯現出一種極強的文學性；第四點，是我個人對蒙古族作家的作品懷有一種特殊的偏愛。這種偏愛，源于我的文學啟蒙。那些最初接觸的蒙古族作家的作品，或是以草原生活為背景的文學創作，始終影響著我。這種啟蒙，塑造了我的文學審美，也讓我對蒙古族作家的作品，始終懷有一種深深的眷戀。

我想先說說仁欽這個人物。他最終沒有選擇復仇，是什么讓他喪失掉了蒙族人的血性？是因為他只是撿來的孩子而沒有必要為非親生父親和哥哥報仇嗎？我覺得是他經受的教育，或是所謂的文明。他所經受的那些只給了他更好的生活，卻讓他變得懦弱。仁欽的困境在于，他既是草原的兒子，又是現代文明的寄居者。這個被撿來的孩子始終處于雙重放逐的狀態，在更德拉家族眼中，他是外來者。在縣城單位里，他是“沒有根基的人”。小說中反復出現的“風濕病”成為絕妙隱喻。當仁欽自嘲“骨頭比天氣預報更準”時，他揭示的不僅是生理的病變，更是文化基因的慢性潰爛。溫泉療養院的藥浴像一場荒誕的凈化儀式，浸泡其中的肉體越是舒展，靈魂的裂隙越是清晰。這種撕裂感在“姐妹花商店”的賬本中得到具象化，仁欽被迫用現代貨幣結算傳統人情，每一筆消費都在消解他作為牧人的尊嚴。

實際上，《姐妹花商店》反映了兩個深層次的問題。一個是關于身份認同的悲劇，仁欽既無法完全融入文明的世界，也無法回歸到他的蒙古根源的草原。另一個是文化沖突的悲劇，小說中的羊毛收購站、商店，都是現代文明的產物，這些現代文明來到草原上，對草原游牧文明是毀滅性的打擊，要知道在游牧文明和現代文明之間，間隔著工業文明。從某種意義上講，草原游牧文明保留著人類最古老的生活方式，也是人類最為理想的生活方式。小說中的鐵皮招牌與安庫的墓碑，構成了草原上最刺眼的現代性坐標。前者是消費主義的臨時據點，商品陳列如同文明的解剖標本。后者是游牧記憶的化石，銘刻著未被翻譯的創傷。阿秀姐妹在賬本上添加的“利息”，與仁欽在望遠鏡中對墓碑的遙望，形成殘酷的互文——草原正在被兩種記賬方式同時收割。不過，索南才讓對現代性的批判是克制的。當轉場牧民將羊毛換成方便面，當博爾迪的出租車變成婚車，作家并未陷入簡單的文明對立敘事。

多說一點，是關于小說的結尾。有人認為這是一個開放性結局，我卻看見一個嚴密的敘事螺旋。當阿秀選擇留在草原、仁欽駕車離去時，表面的人物離散實則是文化困境的終極閉合，即現代性不是外來的風暴，而是草原自身長出的病灶。

縱觀索南才讓的小說，以“復仇”小說、“尋父”小說居多。《姐妹花商店》可以看成是“復仇”小說，可能正是因為小說在講述“復仇”故事的原因，這個小說并沒有去到一個更高的境界，或者說沒有去到詩的境界。相較于索南才讓獲得魯迅文學獎的中篇小說《荒原上》，以及《在辛哈那登》和《我是一個牧馬人》所展現出的蒼茫詩意，蒙古族作家張承志《黑駿馬》的史詩氣質，《姐妹花商店》是索南才讓對“中間狀態”的獨特捕捉——他的草原不是供人憑吊的“詩意烏托邦”，也不是文明沖突的“宏大戰場”。這使得小說獲得了更復雜的當代性，當最后一車羊毛駛離夏營地時，我們看到的不是文明的勝利，而是一個文化雜交體的誕生——它既不屬于草原，也不屬于城市。就像仁欽鏡中“青撲撲的胡須”，在兩種文明的晨昏線間野蠻生長。就像阿菊將帳篷擦拭得“熠熠生輝”，煥然一新的秩序與衛生，恰似現代文明對游牧生活最溫柔的暴力，將草原的野性連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