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作為中國古代士人一項重要的文化活動，盡管可以追溯至先秦，但其真正形成并成為士人活動的一大類別，卻是在東漢時期。這時期不僅從事談論的士人人數多，談論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而且士人創作的談論文學也獲得了快速發展，走向繁榮。士人談論的形成、盛行及其文學書寫的興盛，兩者之間并不是簡單的巧合，而是有密切關聯的。

一

中國古代士人的談論，起始于先秦諸子學派的論難，西漢經師之間的辯論也為其提供了豐富滋養。東漢和帝時期，“論難”逐漸轉化為“談論”，從“論難”中派生出來，正式成為士人的一種文化活動。東漢中后期，士人談論又獲得了快速發展，風靡整個士林。此時既出現了以“談論”以及用與“談論”相近的“談辭如云”“發辭抗論”“論議”等詞語來指稱士人談說論辯的現象，又涌現了一批以談論著稱的專家。《后漢書》記載，郭泰“善談論”，謝甄“與陳留邊讓并善談論”，符融“談辭如云”，董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等等。可知，東漢中后期，“善談論”既是時人評價士人長于談說論辯的尺度，也是士人自覺追求的文化素養，在士人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士人創作的書寫談論的文學，在東漢時期步入了繁榮階段，以“論”命名的論辯文和一些碑、銘、書信等書寫談論的作品及其作家規模達到了一個新水平。論辯文作為一種文體，在先秦時期雖已成熟，但以“論”冠之篇名的僅見于《莊子》《荀子》等著作的少部分篇目。西漢初期，以“論”名篇的作品也較少，后期日漸增多。東漢時期，以“論”為名的作品迅速增加，現存以“論”命名的作品110篇（部）、作者34人，其中東漢初期的作品7篇（部）、作者4人，東漢中后期的作品103篇（部）、作者30人。這時期士人創作的與“論”相近的對、說、議、難、答、駁等作品，書寫士人談論的有200余篇，作者100余人。其他還有碑、銘、書信等，雖未冠以“論”名，但也有不少書寫士人談論的內容。所以，無論是談論文學作品的數量，還是創作書寫談論文學的作家數量，確實進入了一個繁盛時期。

總之，東漢士人談論的形成、發展與盛行，士人創作的談論文學的繁榮，從歷史演進的時間向度看，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同步性，有著密切的關聯。

二

東漢時期，談論文學實績卓著的士人，大多也是善于談論的士人；談論素養高超的士人，也多是有談論文學作品的士人，兩者存在著高度的同一性。

一是以書寫談論文學聞名的士人，不少又有很高的談論才能。《后漢書·文苑列傳》記載，劉毅有談論文學《漢德論》《憲論》，又“少有文辯稱”；邊韶以文章知名，有口辯；邊讓“少辯博，能屬文”；酈炎“有文才”“言論給捷”，等等。《后漢書》其他傳記中所載以創作談論文學而著名的士人，亦有不少善于談論的。王充、仲長統、崔寔、蔡邕、荀悅、延篤等，就是代表。王充、仲長統、崔寔分別創作的《論衡》《昌言》《政論》，有許多書寫士人談論的篇章，同時他們又兼善談論。王充“好論說”，仲長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崔寔“指切時要，言辯而確”。再如建安時期的王粲“問無不對”“辯論應機”，繁欽“以文才機辯，少得名于汝、潁”，蔡琰“博學有才辯”，曹植“善屬文……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等等。所以，建安詩人亦多集書寫談論文學的文才和辯才于一身。

二是以談論著稱的士人，也多創作有談論文學的作品。史載東漢以“有人倫鑒識”“好人倫”“知人”等非凡品鑒人物才能聞名于世的士人約40位，其中一些也創作有談論文學。如郭泰“有人倫鑒識……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龐統“性好人倫”，有《答時人問》。此外，此時談論學術的專家和談論治國之策的軍事謀略家，也創作了談論的作品。如談論經學的大家鄭玄，就著有《六藝論》《駁五經異義》《答臨碩難禮》等談論之作；談論治國之策的軍事謀略家荀攸、郭嘉，也分別著有《論宜征袁譚袁尚》《論袁紹十敗曹操十勝》等談論的篇章。

三是還有一些既不以談論又不以文學為人稱道的士人，也有不少兼有談論與書寫談論文學的才能。閻忠、張玄、徐防、劉陶等，就屬此類。他們的談論素養既無法與當時以談論聞名的士人并論，文才也不能與同時代以創作著稱的士人比肩，然而也具有一定的談論與書寫談論文學的才能。如閻忠的《說皇甫嵩》、張玄的《說張溫》等，從其言辭看，兩人通曉古今、明于治亂、洞悉兵機，言說有理有據、令人信服，是兼有一定談論和書寫談論文學修養的有才之士。徐防的《五經宜為章句疏》，劉陶的《上疏陳事》《詣闕上書訟朱穆》《改鑄大錢議》等作品，也體現出了一定的談論和創作談論文學的才能。這說明東漢那些既不以談論又不以文學為人稱揚的士人，其中也有一些同時具備一定談論和創作談論文學素養的有識之士。

可見，東漢時期作為談論主體的士人和作為創作書寫談論文學主體的士人，在很多情況下是重合的，兩者存在著主體向度上的同一性。

三

東漢之前，士人談論及其文學書寫的內容比較單純。春秋戰國，士人頌《詩》引《詩》，主要把《詩》作為外交、宴集等場合的內容，關注的是《詩》的倫理和政治外交功能；諸子之間的論難，也以談論自己治國理政的思想為主。西漢時期，士人談論的內容也多圍繞儒家思想展開，在察舉、征辟選拔人才制度和士人的經術論辯中，都有典型體現。

東漢時期，士人談論的內容得到了很大拓展，主要集中在政治、人物、學術、文學等方面。其中政治談論，既有對執政者治國理政、門第身份的評價，又有對外戚、宦官擅權的評議，還有對東漢后期軍閥割據、天下政治形勢的評析；人物談論，對士人知識素養、道德品行、治國理政之能、運籌帷幄之策、能言善辯之智、文學創作之才等，均有涉及；學術談論，突破了西漢以今文經學為主的格局，不僅兼及今古文經學，而且還對道家、法家等給予了關注；文學談論，是這時期士人談論的亮點，包括作家作品、文體、文學風格、文學價值等內容。同時，這時期還出現了游談這一娛樂性的談論。所以，東漢士人談論的內容較前代確實豐富了，涉及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東漢時期，士人創作的談論文學也取得了豐碩成果。這些作品，有以班彪《王命論》等為代表的談論歷史的史論，有以崔寔《政論》等為代表的指切時要的政論，有以王符《潛夫論》等為代表的刺世譏俗的諷論，有以魯丕《上疏論說經》等為代表的探究經學的術論，有以蔡邕《陳仲舉李元禮論》等為代表的評價人物的人論，有以曹丕《典論·論文》等為代表的品評文學的文論，有以邊韶《對嘲》等為代表的游戲性的戲論，其他還有談論刑禮、攻伐等方面的專論等，題材廣泛。這說明，東漢士人談論的內容與士人創作的談論文學的內容，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具有很高的關聯度。

綜上所述，東漢時期士人談論作為一種文化活動，形成于和帝時期，發展盛行于東漢中后期。士人創作的談論文學的大量出現和繁榮，也在東漢中后期。兩者不僅在時間上存在著明顯的同步性，而且在主體和內容上也彰顯出高度的同一性與一致性。這是東漢士人談論及其文學書寫之間存在密切關聯的典型表征，是從事兩者關系研究的起點和關鍵所在，對全面深化東漢士人談論及其文學書寫互動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作者：張振龍，系廣州理工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