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宮殿風格的裝修、夸張又無用的廊柱、幾幅仿制的中世紀油畫、放在客廳中央的浴池、裝修到一半的房子、一家人圍坐在古典式樣紅木圓桌旁吃飯……余靜如的新作《客廳里的阿芙洛狄忒》中最重要的故事發生空間，不再是以往諸如男女朋友合租的出租屋（《妙爾》）、或者是母女共處的家宅（《夜班》）等現實感比較強的日常生活空間，而更多具有著某種舞臺感和荒誕意味，比如白色的羅馬式廊柱搭配中國紅木圓桌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怪異的色彩和美學組合。如果把這部小說搬上戲劇舞臺，我們似乎很容易聯想到貝克特或者斯特林堡式的表現風格，其中還不妨加入一點裝置藝術元素。

在這樣的空間里展開的人物關系和故事情節同樣也包含有某種荒誕性：曾經“投資房地產生意大賺”后來突然破產的父親；“溫和、隱忍、善良，包容一切”，甚至有些自卑的母親；“打定主意要做職業作家”卻在寫作上一直失敗的哥哥；以及搞不清究竟是“我”的閨蜜、哥哥的女友、父親的情人還是母親的女兒的杏子……每個人物在家庭中生活，卻又都好像是在舞臺上演戲，努力同時扮演著表面上和內心深處的兩個“自己”。這樣“和美的一家五口”中所包含的人際關系，就好像那未裝修完成的房間一樣，其中充滿了略顯怪異的搭配和組合。特別是杏子的出現，把家里原本被掩蓋的種種欲望和沖突具體化、明晰化了。她是父親欲望的投射、是母親情感陪伴的慰藉、是哥哥寫作靈感的繆斯，還是我最有默契的朋友，我們全家每個人都非常喜歡她、需要她，“認定發生在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好的征兆，包括杏子的出現”。但這些喜歡與需要彼此間又構成了一種來自情感與倫理上的矛盾，并最終導致家庭關系的崩解（哥哥對于整個家庭的疏遠）。

此外，小說中故事發生空間與人物關系之間還有著更微妙的對應性。比如“哥哥和杏子的關系始終局限于我們家的客廳”；而父親似乎卻和杏子共享著某種不為人知的私密空間；甚至杏子的出現對于“我們”全家而言，就像她的房屋設計理念一樣——是“打破原有的家居結構”，或者說打破了我們原本風平浪靜的家庭關系。

整體上來看，小說中的每個人物都有著鮮明而獨特的性格標簽，讓讀者一眼就能在腦海里構想出這個人的形象；但每個人內心的真實想法以及和其他人之間的關系又都值得去反復玩味和琢磨——比如哥哥是否喜歡杏子？父親和杏子之間是否是情人關系？母親是否知道真相？這些疑問和好奇都深深抓住了讀者的心。換言之，引領讀者進入這部小說的關鍵，不是作者余靜如以往最擅長的、細膩的情感式體察，而是一種帶有強烈懸疑感的故事性驅動。而如果我們大膽借用某種懸疑小說的讀法來重新審視這篇《客廳里的阿芙洛狄忒》，會發現整個小說都是在以“我”的主觀限制性視角講故事。這就造成了兩種表達上的效果：一方面，“我”所見到的和所猜想的真相就一定是事實嗎？特別是在全家人去蛇島旅行的故事里，余靜如熟練地使用了“發現—跟蹤—偷看—反轉”的經典懸疑小說手法，揭示出整篇小說中最令人震驚的一組人物關系——杏子可能是父親的情人。但如前文所說，這個故事又完全是在“我”的視角下展開，而“我”所看到的“真相”，僅僅是杏子和父親在深夜分別乘電梯回到各自房間而已，也就是說“我”并沒有看到他們約會的事實性過程。甚至在這一晚過后，“我”都無法確認這是否僅僅是一個“虛妄的臆想”或者是“我在做夢”。進一步來說，這種寫法所帶來的效果還不僅在于增強故事本身的懸疑感和可讀性，其還巧妙地借機叩問了小說中到底何為真相的根本性問題——到底是“我”的家庭內部潛藏著重重危機，還是一切不過是我自己的“狂人囈語”？

另一方面，與之相對應的另一個巧妙設計在于，小說中所有人物都是性格鮮明的，但偏偏只有“我”是性格模糊的。如果說小說中其他人物都是舞臺上的表演者，那么我更多只是一個舞臺一側的旁觀者，偶爾有幾句發言，也只限于功能性的作用。小說借助“我”的視角來看家里的其他成員，觀察他們的行為、揣測他們的想法、揭露他們的關系，但讀者卻偏偏看不到“我”自己的行為、想法與我在家庭里的位置。這種對于“我”的隱藏，恰好為小說最終消解真相帶來了可能——一個我們所不了解的、不可靠的敘事者所講述的故事，是否值得信賴，或者應該在何種程度上被理解。甚至小說最后已經點明：“只要我們都相信——那一切從未發生過。”這其實也是在告訴讀者，真相存在與否，最終還是依賴于“我們”相信與否。

在小說結尾處，杏子的婚禮在“龐大、綴滿華麗、繁復雕飾的古典建筑中”舉行，這和故事開始時“我”家中未裝修完成的羅馬宮殿風格形成一種對照。杏子最終在一個已經完成的建筑空間中實現了自己的夢想，而“我”則選擇“艱難地轉過身向外走”，走向那個未完成與不確定的生活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