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宇在中篇新作《形莫若就》中呈示的北京故事沿當下的生活現(xiàn)場鋪展。作為疊加了地方性特色的城市文學作品，《形莫若就》在處理人在城市中生存、發(fā)展的焦慮及其克服上，將“打工文學”的進城主題轉型為大都市“打拼文學”的切身性，形塑著城市文化形態(tài)的進階及迭代樣態(tài)。

小說擇取職業(yè)女性為主要故事人物，主人公樊斯如數(shù)度陷入職場、家庭的焦慮：當前，互聯(lián)網(wǎng)大廠人力資源優(yōu)化舉措頻出，信誠集團也不例外，樊斯如所在部門沒能逃過整建制裁撤，她面臨著內部轉崗或降職減薪的焦慮；在轉崗的微妙之際，樊斯如與王采苓的一次爭吵促成了王采苓的裸辭決定，被八卦為“深藏不露的一個氣走了心高氣傲的另一個，為的是搶奪轉崗數(shù)字大腦組的機會”，樊斯如因擔心自己風評被害而陷入內耗；樊斯如的主管兼導師牟枝離職創(chuàng)業(yè)，想拉她入伙，樊斯如在費力妥善拒絕的同時亦抵抗著人情壓力；樊斯如的老公梁正則，乃高校“青椒”，正值“非升即走”之際，事關雙職工家庭收入水平；因企業(yè)工作屬性之故，樊斯如加班多、顧家少，與女兒大端兒的關系不及老公與女兒般親密，這一情狀也與樊斯如自身成長經歷的隱痛相關；與樊斯如同年入職信誠的柳昉，身為法務部總經理頗受重用，同期之間彼此參照，樊斯如更加五味雜陳；降職減薪帶來的家庭收入變化傳導到住房貸款還貸壓力，樊斯如向梁正則提出賣房償債后租房生活；樊斯如與房屋中介、北京大妞兒金格格結識，角色關系如市場供需般瞬息萬變，催逼著樊斯如的轉型……

不及細數(shù)，煩心事已八九樁，刺撓著城市中奔忙的個體和他們悉心呵護的棲息之所。古宇所選擇的這一必要的角度和立場，同步著人與城市關系的互動，其“常”與“變”，映射現(xiàn)代性的復雜維度。如果說此前城市文學作品的焦慮書寫更多集中于表達人（外來者）融入城市的緊張無措與身份焦慮，物化的城市價值體系制造了焦慮滋長的裂隙，人的困擾來自對具體物質和資源的占有情況，以及據(jù)此核定的個人所處的社會等級與位置；那么古宇《形莫若就》呈示的焦慮驅動機制則不同，作家有意將人自我實現(xiàn)的精神價值與物質欲望解綁，將人物的追求錨定在對自由、踏實、安寧的生存狀態(tài)的實現(xiàn)。此即，古宇在題記中借《莊子·人間世》點出的，所謂“形莫若就，心莫若和”，直白的闡釋即是人要適應環(huán)境以求生存發(fā)展，但也要警惕墮溺其中，避免陷入惶惑和虛無之境。

因此，小說主人公樊斯如乍看之下諸多焦慮，卻都有其限度。人物并非要以個體之軀同城市這一龐然大物展開一場場悲壯的生死搏擊，而是切實地在現(xiàn)實處境中突圍，開拓出一條扎實前行之路：樊斯如降職減薪，梁正則考核敗北，生活起起伏伏，焦慮總在問題解決前。樊斯如指導金格格搞網(wǎng)絡主播副業(yè)，結合從業(yè)經驗分析各平臺優(yōu)劣，順勢和梁正則開創(chuàng)了“聽端兒爸讀故事”直播間和“深白世界”漫畫博主號。然而，自媒體行業(yè)規(guī)則復雜，諸位新興領域的從業(yè)者各有要應對的突發(fā)情況——在視頻中真人出鏡的柳昉，因發(fā)表的過激言論被發(fā)酵為公司的一起公共事件，最終被迫辭職；樊斯如意外遭受平臺處罰，為保持賬號的熱度不得已提高了私域答疑直播頻次，導致疲勞過度、二胎流產……小說的最后，王采苓離婚，同丈夫分割賬號“產權”；樊斯如和梁正則業(yè)余時間為牟枝創(chuàng)辦的線上商學院學員講課，重獲流量密碼；柳昉入職自媒體平臺，成為優(yōu)質創(chuàng)作者服務團隊領導，三人在自媒體平臺與創(chuàng)作者的年會上聚首……久別重逢的前同事們前嫌冰釋，而一段時間過后，她們或許將重新感到焦慮，留待下一段征程來超克。

關關難過關關過，或許是人生的常態(tài)。小說給予人物多種可能性，允許他們嘗試，也允許他們受挫，并在受挫時暴露脆弱和獲得勸慰。這既是小說家的慈悲，也是大城市多元文化氛圍的應許和滋養(yǎng)。有人堅持一份報酬不算優(yōu)渥的固定工作，在時間、精力的平衡中拓展副業(yè)；有人急流勇退另立門戶，“寧可睡地板也要當老板”；有人積極擁抱“人社部官宣的19個新增職業(yè)之一”，成為全職“網(wǎng)絡主播”——不確定性既是觸發(fā)焦慮的誘因，也是誕生機遇的場域。而人之所以能抓住機遇、乘勢而上，乃有自身個性的使然：一方面，無論是樊斯如將平臺調研結果用于指導自媒體“起號”實踐，還是金格格及時更新行情以說服房產買賣雙方隨行就市，穩(wěn)扎穩(wěn)打的創(chuàng)業(yè)態(tài)度和性格底色，以及持續(xù)學習、不斷積累的開放思維，給人以“專業(yè)人做專業(yè)事”的信心與踏實。另一方面，無論是自嘲“北漂”的樊斯如，還是自我調侃“胡同串子”的金格格，小說人物無一來自優(yōu)渥的階層，是一群普通而有一定代表性的城市百姓，面對突然而至的變化，他們迅速調整思路、做好課題分離，有坦然接受的灑脫勁兒，也有隨時生活在路上、不懼不怕的勇氣。至于金格格奶奶“親切又接地氣兒”的老話兒，作為城市精神和地方性格的延伸，鼓舞并溫暖著新一代北京人，長久地給予他們力量。

在古宇的《形莫若就》中，“焦慮”轉型為一個擁有行動力量和省悟功能的文學主題，從驚蟄到“岸柳青青，鶯飛草長，燕子回歸”，走過小滿未至的苦夏，又逢金秋白露，就業(yè)、考核、房貸壓力，職場、家庭、人際關系，構成慢煮的時光和生活表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說處理的文學地理空間不僅指向北京，更與諸多開放包容、廣納年輕人前來打拼的未來之城重疊；作家關注的“互聯(lián)網(wǎng)+”和自媒體平臺，聚合萬千的時空、煙火和個體，處理生命共通而普遍的情態(tài)與日常；而新北京人形象，不僅作為頗具當下性的文學形象內置于“北京經驗”和“中國經驗”的書寫譜系，同時也顯示了現(xiàn)實世界人們可能存在的心理狀態(tài)與內在問題，成為你我抵抗焦慮、克服自我矛盾時可供參照的“他者”。

于是，焦慮沒那么悶了，畢竟突圍即將發(fā)生——讓我們重拾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