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山之下，暗流涌動；云層深處，電閃雷鳴。金暉的小說《云層深處》在看似不經意的對“少年往事”的追憶中，道出了一段隱藏在歲月褶皺里的、給“我”的幼小心靈帶來巨大沖擊和傷痛印記的歷史，也道出了一個時代的典型癥候。

小說中的“我”在塔鎮出生長大，12歲那年夏天，隨著工作發生調動的爸爸到城里讀書。歡欣鼓舞之余，“我”也在努力適應著城里的新環境和新的人際關系。同學王兵兵率先接納了我，跟我成了同桌；班主任王美杏老師年輕漂亮、心地善良，在學習和生活中給予我諸多關懷和照顧；同學陳亨利則是個不折不扣的小惡魔，恃強凌弱，蠻橫霸道，唯我獨尊。當“我”沉浸在武俠的世界里，以為生活會平靜地過下去的時候，卻聽到了越來越多關于爸爸的流言蜚語。少年的美好世界開始一點點坍塌，殘酷的生活一點點暴露出它的真面目。“我”終于明白了媽媽為什么不來城里跟我們同住，也在媽媽的幽幽講述中得知了他們令人心碎的計劃。無奈之際，“我”向王兵兵求助，讓他證明前一晚爸爸并沒有跟班主任在一起，王兵兵卻在利用“我”教訓完陳亨利后反水，讓“我”墮入了絕望的無底深淵。

不得不說，作者深諳冰山理論的精髓要義，也將反襯與烘托的手法運用到了極致。讀完小說，腦中立即浮現出何立偉先生的名篇——《白色鳥》，該小說曾榮獲1984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并入選中學語文課本。兩篇小說篇幅不同，背景不同，敘事語調不同，故事迥異，但在敘事策略上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白色鳥》中也有兩位少年，一位來自城里，一位來自鄉下，兩人在寧靜空曠的河灘上嬉戲，在清涼溫柔的河水里游泳，淡青的山，綠色的岸，白色的水鳥在不遠處呢喃，美麗安詳，自由自在，一切如詩如畫。但很快，一陣急促的鑼聲傳來，將眼前的一切擊得粉碎。鄉下的少年告訴城里的少年，要“開斗爭會”了。水鳥驚飛，天地空闊，故事結束。這篇小說99%的篇幅都在渲染那個寧靜和平的優美意境，只有1%的篇幅點出了時代背景。可就是這1%的篇幅，一下子就把我們帶回那個人心惶惶的時代，帶給讀者的震撼可想而知。這不到1%的篇幅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留給讀者無窮的思考和回味的空間。同時，前面大篇幅的渲染也形成了絕妙的反襯和烘托，少年的世界有多美好和純粹，大人的世界就有多荒謬和殘忍。《云層深處》這篇小說也是如此，大部分篇幅都在講述一個生性敏感、心思細膩、略顯憂郁的少年的往事，到后面才點出了爸爸媽媽各自的不幸以及大人世界的陰暗和復雜。孩子的天真無邪，與大人的算計齷齪，形成了極為強烈的反差，這反差一下子讓人意識到了人心、人性，意識到了城與鄉難以逾越的鴻溝，以及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置身其中的時代洪流。

小說中有一個很關鍵的時間點，那就是1996年，那一年“我”12歲。據此推測，“爸爸”應該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初葉。那個年代出生的人，可能趕上了一點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的尾巴，更多的是在青年時期面臨改革開放大潮中何去何從的抉擇，面對城市化進程帶來的巨大誘惑。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城鄉二元對立還十分明顯，戶籍制度幾乎沒有松動，進城、有公職、吃上商品糧成為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情，也是很多人飛黃騰達、實現人生價值的標志。爸爸也不例外。“小時候，我常聽人說，爸爸是個很有才的人，要不是因為媽媽的羈絆，早就飛上天了。”可見爸爸是有野心的，也一直是以“懷才不遇”自居的。何況，據說爸爸留在塔鎮教書，是因為媽媽當年用“計”與爸爸結婚，爸爸不得已，才委身于塔鎮。留在鄉下不能進城的爸爸“像一只被束縛住了的鳥，經常出去一個人喝悶酒，天黑了也不愿意回家”。經過十幾年的苦熬，時光來到1996年，當進城的機會擺在眼前時，爸爸毫不猶豫選擇了進城，成為一名公辦教師，媽媽無奈，讓“我”跟著爸爸進城讀書，但終究拴不住爸爸的心。母親只有初中文化，又長期生活在農村，而班主任王美杏老師雖然有過一段不幸的婚姻，但長相漂亮，追求者甚眾，文化程度也高，“更配得上爸爸的身份”，順理成章地成為爸爸的“心頭好”和“白月光”。應該說，“爸爸”這個人物形象很有典型性，是那個時代條件下千千萬萬走出大山、走出農村、進城落戶、追逐夢想的代表。這是不可阻擋的時代化浪潮，每個深處其中的人都身不由己地被時代的洪流裹挾著，也自覺不自覺地化身時代洪流的一份子，推動著時代浪潮滾滾向前。

其實，“爸爸”在心理和精神上的轉變在小說中早有體現，他一方面對“我”關懷備至，展現出“既當爸又當媽”的一面，一方面悄悄地與王老師聯絡，從“很晚才回來”到“一夜沒有回來”，再到“每個星期總有幾天晚上沒有回來”，兩個人的感情迅速升溫。小說的巧妙之處就在于設置了一條明線和一條暗線，明線是“我”在學校的所作所為和心理感受，暗線則是爸爸和班主任之間以及與媽媽之間的感情變化。兩條線交織纏繞，表面上明線更突出，實際上暗線更重要。表面上在寫“我”的少年心事，實際上寫出了爸爸那一代人的精神歷程。小說的可貴之處也正在于此。如果小說僅僅停留在描摹一個從鄉下來到城市的少年無垠的心事，那么這篇小說將平淡無奇。有了“爸爸”這個由鄉入城的典型人物，小說一下子變得深刻起來。

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忽視“媽媽”這個人物形象，她何嘗不是千千萬萬渴望幸福生活、在鄉村數十年如一日忍辱負重的女性代表？早年她迫使“爸爸”留在鄉下，兩人一起生活十幾年，而“爸爸”進城并與班主任好上后，她在無奈的現實面前坦然選擇放手。這樣的人生著實讓人感慨。這也許是一個隱喻——任何勢力都阻擋不了波濤滾滾的時代洪流，阻擋不了波瀾壯闊的時代化和城市化進程。而以陳亨利為代表的“城市阻力”，并不會讓“爸爸”和“我”的城市化進程一帆風順，他在“我”進城沒多久就給了我狠狠的一擊：“起初，我還用手拿起來擋一下，但很快，我就放棄了抵抗。一種極致的放松意想不到地攫住了我。這種放松是從頭部開始的，然后一點一點往身上蔓延，等到了腳底的時候，我盡情地舒展開了身體。現在我比任何時候都要輕松。汗水模糊了我的雙眼，也有可能是淚水。我分不清。但這已經不重要了。我努力地睜大眼睛，望著無邊無際的蒼穹。夜空寧靜，星漢燦爛，若出其中。我慢慢地閉上了眼睛。那一刻，我仿佛覺得媽媽就在眼前。”這也許是一個更大的隱喻——雖然不可阻擋，但任何的變革和城市化進程都伴隨著陣痛甚至撕裂；雖然伴隨著陣痛和撕裂，但時代的洪流滾滾向前，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作者系《光明日報》編輯，青年作家，中國小說學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