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涵，青年譯者，譯有《月球城市》《金色筆記》等

這趟旅途的開啟

至今還記得，我人生讀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是從表哥那里借來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時的我不到十歲，但還是看完了整本書。我父母意識到我喜歡看書，于是給我買了非常多的外國文學名著，比如《簡愛》《傲慢與偏見》《小婦人》《呼嘯山莊》《悲慘世界》《霧都孤兒》《紅與黑》等等，我也一本接一本地看完了。因此，毫不夸張地說，我早年的語文經(jīng)驗有一大半是由外國文學的譯文構(gòu)成的。我青春時代的文學記憶也多與外國文學有關(guān)。當時的我并沒有意識到，我讀到的那些文字并不完完全全來自于奧斯汀、司湯達和伍爾夫，還有許許多多隱于其后的翻譯工作者們。

大學本科，我進入了國際政治系，自此純文學離我越來越遠，英文學術(shù)論文構(gòu)成了我閱讀的主要內(nèi)容，不過我偶爾還會翻看一些英文原著，有約翰·濟慈的詩歌和書信集，喬治·奧威爾的雜文，赫爾曼·梅爾維爾的《白鯨》，厄休拉·勒奎恩的“地海六部曲”，威廉·吉布森的《神經(jīng)漫游者》等等。后來，“地海六部曲”和《神經(jīng)漫游者》在中國推出了簡體中文版，這讓看過原著的我對譯文的品質(zhì)有了較為直觀的體察——比如蔡美玲老師對《地海巫師》卷首詩歌《伊亞創(chuàng)世歌》的翻譯讓我銘記至今，原文為：“Only in silence the word,/only in dark the light,/only in dying life:/bright the hawk's flight,/ on the empty sky.”而蔡老師的譯文為：“惟靜默，生言語，/惟黑暗，成光明，/惟死亡，得再生，/鷹揚虛空，燦兮明兮。”蔡老師找到了英語與漢語之間共同的節(jié)奏、韻律與美學。

在我碩士畢業(yè)后申請博士的那一年，有幸獲得了在譯林出版社實習的機會，具體的工作內(nèi)容是校對，于是時隔多年我又開始了一段與外國文學朝夕為伴的日子。在實習期間也承蒙編輯老師們的抬愛，詢問我是否對文學翻譯感興趣，我雖然有非常多的忐忑，但還是給出了肯定的答復。于是我開始了安迪·威爾的《月球城市》的翻譯工作。

《月球城市》在2020年出版。之后，譯林出版社的編輯老師又詢問我是否有興趣接手多麗絲·萊辛《金色筆記》的翻譯工作。當我開始閱讀《金色筆記》的英文原著，我很快就被萊辛的筆觸所吸引，這本書的字里行間洋溢著野性而不馴的生命力，而這本書所涉及的主題——無論是殖民主義、女性主義還是國際時局——彼此獨立又相互交映出令人目眩的光影。于是懷著興奮與忐忑，我接下了這個任務(wù)。《金色筆記》是本篇幅極長的小說，英文原文約有17萬單詞，因而翻譯本書自然也相當于一趟極其漫長的旅途。正如同所有的旅途都會給人帶來不同程度的成長，《金色筆記》的翻譯工作也給我?guī)砹诉M一步的蛻變。

“翻譯是生命與熱愛在燃燒”

在中國但凡談到翻譯，大多數(shù)人會想到“信、達、雅”三字。以我個人的理解，我認為此三者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而且三者之間也并無境界上的高低，而是優(yōu)先級的降序，也就是說“信”為最優(yōu)先，“達”次之，“雅”為最末。以我對《金色筆記》的翻譯為例，萊辛在原文中使用過的一切語素，我要盡量做到在譯文中一個都不少，而她在原文中沒有使用過的，我也要盡量做到在譯文中一個都不多，而不能單純?yōu)榱俗g文的“文采”而任意增刪。

在能做到“信”的前提下，“達”也是譯者應(yīng)當追求的，尤其是在翻譯文學作品時。開始翻譯《金色筆記》時，我時常把握不好是否應(yīng)該保留萊辛原文的語序與句式，一位前輩講述了他的經(jīng)驗：“關(guān)鍵還是要看這種遣詞造句到底是萊辛個人的文辭風格，還是英語作為一種語言本身的特點。”此番話讓我茅塞頓開。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現(xiàn)代英語雖然仍然是印歐語系的一員，但卻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褪去了像法語、德語、意大利語那樣的屈折語的底色，而具備了相當多的分析語的特征，再加上其主謂賓（SVO）的句式結(jié)構(gòu)，因而與漢藏語系的漢語有了相當程度的共性，而這也給英語與漢語之間的翻譯帶來了諸多的便利。話雖如此，可按照英文原文的語序直譯時就會出現(xiàn)類似“機翻”的感覺：能看懂，但就是覺得哪里不太對。這里的“不太對”其實就是漢語與英語兩門語言本身的差異。

舉例來說，比如suppose在英文中是個較為常見的詞，在語感上要比漢語的“猜”這個字“虛”一點，《金色筆記》中有一段艾拉與她父親的對話，她父親在感嘆自己年邁了以后家庭、子女在他眼里都不再重要了，艾拉則追問，那在你眼里到底什么是重要的呢？她父親答道：“God,I suppose.”我并沒有把“I suppose”直譯為“我猜”，而是翻譯成了一個語氣詞“吧”：“上帝吧。”在漢語里“吧”這個字本身承擔著類似于“I suppose”這個詞在英語中的功能，即表推測。在我的翻譯實踐中，我基本只會在處理人物對話時采用這種“意譯”或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所謂的“歸化”的策略，因為我認為相對于其他部分，小說中的對話所體現(xiàn)的更大程度上是源語言的特點而非作者本人的文辭風格，而即便是我判斷需要采用“意譯”或是“歸化”的策略，我也會盡量做到“信”，即盡量保留原文的一切信息且不增加任何功能詞以外的語素。

至于“雅”，我非常贊同翻譯家郭宏安老師對“雅”的新詮釋：“雅者，文學性也，文學性者，當雅則雅當俗則俗也。”就我對《金色筆記》的翻譯來說，萊辛的遣詞造句其實是極其質(zhì)樸且口語化的，因此譯文的文風也應(yīng)當與她的這種“文學性”兩相對應(yīng)而不是另辟蹊徑，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保持質(zhì)樸也未嘗不是一種“雅”。

面對一個偉大的作家，譯者也可能被激發(fā)出好勝心來。適當?shù)暮脛傩氖呛玫模@可以激勵譯者跟隨作家的腳步；但過度的好勝心卻是不應(yīng)該的，因為翻譯本質(zhì)上只能是50%的創(chuàng)作。我認為，理想的翻譯應(yīng)該讓讀者感覺不到譯者的存在，就像滋養(yǎng)了少時的我的那些譯文一樣。譯者，尤其是年輕譯者的修行，應(yīng)該是一個放下自我的過程。譯者是創(chuàng)作者，更是服務(wù)者，譯者的創(chuàng)作應(yīng)該為原著、為文學事業(yè)而服務(wù)。我要感謝那些偉大的作家和激勵過我的翻譯家們，是他們指引著我并讓我知道：翻譯是服務(wù)，翻譯是克己，翻譯是體察他人，翻譯是架設(shè)橋梁，翻譯是生命與熱愛在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