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學研究與新文科建設，都是當今學界關注的熱點話題，二者相互激發、相輔相成、共同推進，對彰顯中華民族文化特色、建構中國文章學派，意義尤大。

一

文章是中華文化的基本載體，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文章學則是研究中華文化書寫內容、表現形態與藝術規律的專門學問。中國古代的文章學乃至文章學研究，伴隨文章的出現而誕生，綿延至今，走向未來，不同時期有著不同表現。

中華民族自從創制漢字且出現文章后，就開啟了文字書寫的“文章學”進程，即時性口頭交流語言固態化成為可能，空前提高了人類思想交流與廣泛傳播的穩定性。由此，文章成為“天下公器”，發揮著“以文化人、人文化成”的巨大影響力，正如吉川幸次郎《中國文章論》所說，“做文章”成了文人“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其后千姿百態的漢字文獻典籍，只要不是單字、孤詞、獨句，幾乎皆可視為“文章”。唐代孔穎達《周易正義》稱“天下有文章而光明”“文章明達以治理庶政”“文章之美，煥然可觀”等，顯然是針對“文章”意義、實用與審美的講述，成為文章學范疇里的重要內容。

中國古代的“文章”，是涵蓋面很廣、包羅萬象的文體大概念，也是跨領域、開放型、綜合性的文化總體系。中國古代文章只有文體表現形態的不同，沒有理工農醫學科的劃分。對于文章學的思考與研究，人們大都根據約定俗成的文章體式進行歸類，分門而不分科，歷代的文集編纂，都采用這種方式。從先秦《尚書》《詩經》到劉勰《文心雕龍》，從蕭統《昭明文選》到呂祖謙《皇朝文鑒》，從陳子龍《皇明經世文編》到姚鼐《古文辭類纂》，乃至歷代個人文集如唐之李杜韓柳、宋之歐王曾蘇，無不如是。由此，“文貴得體”成為中華文化特有的評價標準和古代寫作的基本遵循，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甚至認為“不達文章之體”則“不足憑信”，而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凡例》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文辭以體制為先”。

中國古代文章分類，具有多層性特征，宏觀、中觀與微觀性分類并行不悖。頂層分類為“二分”法：一是“形而上者謂之‘道’”的文章，二是“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文章。“道”類文章偏重于理論形態，故有“文以載道”“文道并重”說；“器”類文章偏重于應用形態，強調“以文化人”“人文化成”。“道”與“器”兩類文章互為依托、相輔相成。中觀性區分如“經、史、子、集”乃根據題材內容與書籍性質歸類，而微觀性分類大都根據具體文體來識別，標準明確，特征鮮明，最具操作性且廣泛流行和普遍使用。中國古代漢文典籍無論總集、全集、選集或專集，乃至文化理論、文學評論性著述，均屬此類。宋代李昉、徐鉉等編纂的《文苑英華》即以賦、詩、文、表、記等三十八類具體文體為序；清代黃宗羲所編《明文海》也以賦、碑、議、論、說等二十八類文體為序，都是典型案例。

中國古代文章多姿多彩的藝術景觀與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構成了中華文化鮮明的民族特色和獨特的文章體系，顯示出同西方文化形態、文學形式和思想觀念的巨大差異。西方文化體系的“分科”方式，顯然不適合中國古代文化實際，這使得中國古代文章學研究成為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建設當代社會主義新文化面臨的重大課題。中國古代文章的多樣化和復雜性，使文章學可以從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展開立體式、全方位研究，文章學研究成為賡續中華文脈的基礎性大工程，也是出好成果與大成果、出新觀點與新思路、出優秀人才與社會效益的文化資源富礦。

二

我國高校新文科建設的基本精神是把握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新要求，培育新時代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文化，培養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家，形成中國學派。筆者認為，文章學研究與新文科建設有著密切關聯，為中國文章學研究的深入拓展并成為“國標”目錄中的新學科提供了契機，是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當代中國文化的學科劃分是近代“西學東漸”的產物，運用到中國古代文化中便會出現難以操作的多種問題，比如文學范疇中文章與散文的關系，就是長期困擾學人的重要問題。“文章”是中國文化普遍使用的特有概念，古代的使用范圍極其廣泛而不限于文學，普及程度也很高，呈現著鮮明突出的本土化與民族化特色。盡管具有文體意義的“散文”概念在十二世紀中國典籍里頻頻出現，但也只是“文章”中的一類；而西方文化中的“散文”概念與“詩歌、戲劇、小說”并列，內涵范圍僅限于文學范疇中。

中國古代文章學研究實際上抓住了研究中華文化的關鑰，不僅對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大現實意義與深遠歷史意義，而且可以讓世界人民認識中華文化的本真面貌。筆者認為，文章學研究是新文科建設的重要著眼點，也是立足中華文化實際，矯正此前分科偏頗，回歸本土化與民族化的必然切入點。“文科”是人文學科的簡稱，其內涵的本質與靈魂是“人文精神”，正如明代趙夢麟《文體明辨序》所言“圣經賢傳、諸子百家之言，極人文之致”，包括中國古代“以人為本、天人合一、尊道貴德、以文化人、人文化成”五大核心文化理念的現代轉化。

當代的中國古代文章學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這首先表現在由以往數千年一以貫之的個體自發研究，一變而為國家大力倡導和政策扶植，呈現出有效組織學界開展全面系統研究的喜人局面。國家社科基金立項資助的此類課題數以百計，重大項目如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學史》、王堯《“文章學”傳統與百年中國散文發展研究》、郭英德《中國古代散文研究文獻集成》、莫道才《歷代駢文研究文獻集成》、呂雙偉《明清駢文文獻整理與研究》等，都推出了大批高水平成果。

最有代表性的是復旦大學王水照《中國古代文章學著述匯編、整理與研究》，這一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以1900多萬字的成果結項，成為文章學研究新突破的重要標志。《歷代文話新編》既為學界提供了可靠翔實的文獻資料，又為建構文章學話語體系與理論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而《專題研究叢書》（共13部）呈現出鮮明的原創性或開拓性，如《中國古代文章學的形態與體系》《中國古代文章學的衍化與異形》《文話流變研究》等，都讓人眼前一亮。王水照還提出“文章學之成立，殆在宋代”“中國古代文章學內涵豐富復雜，卻自成體系，最具民族文化之特點”等新觀點，并歸納出“文道論、文氣論、文境論、文體論、文術論、品評論、文運論”七大板塊的內容體系，為新文科建設，特別是為文章學學科走向成熟作出重大貢獻。

人文學科是管人心、管方向的大問題，人文教育是人才培養的“固本工程、底色工程、鑄魂工程”。新文科建設的基本原則首先就是要立足于中國本土文化，形成各領域的中國學派。中國文章學幾乎可以覆蓋中國古代所有的文字文化成果，包括數理化領域，如古老的天文學與數學著作《周髀算經》、記述春秋戰國制造工藝的《考工記》、三國時期楊泉講述宇宙發生與人之生死的《物理論》等，都因富含深刻豐厚的人文精神而成為人文學科硏究的重要對象，更不必說跨領域、跨學科無所不包的《周易》。

三

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文章學是未曾間斷過的熱門話題。從《周易》“言有物”“言有序”“其旨遠”“其辭文”“尚其變”的五大要求，到《論語》“辭達而已矣”的基本原則；從《文心雕龍》“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的創作訓練，到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方法引導；從蘇軾“了然于心”“了然于口與手”的經驗總結，到黃庭堅“文章本心術，萬古無轍跡”的創新體悟；從章學誠“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的規律探討，到桐城派“文法”理論的系統總結和概括，都是文章學的研究與探討。

中國古代文章學有著漫長的醞釀期和發展期。先秦兩漢經典文章很多，但沒有談論文章學的專著，大都以文章示范、讀者體悟，或以散金片玉式的語言蘊置于各類文章中，故顏之推《顏氏家訓》說“文章者，原出《五經》”，而徐師曾《文體明辨·序》稱“文章之體，起于《詩》《書》”。如果說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是重在表達思想主張而暗含文章理論元素的話，那么秦朝以后則代之以普遍討論文章呈現形式與藝術表達技巧，漢賦的興起與肇始于魏晉而長達千年的駢散之爭，以及深刻影響元明清文化發展的唐宋古文運動，都很典型。

晉代摯虞《文章流別論》是較早的文章學專著，作者將頌﹑賦﹑詩﹑契﹑箴等十一種體裁的文章“類聚區分”，指出各類體式的性質與源流，文體意識與理論思維傾向明顯。唐代古文運動的興起與宋代“文話”的出現，助力文章學進一步發展。真德秀《文章正宗》“義例精密”，分辭命、議論、敘事、詩賦四類，每類又以小序說明文體緣起與功用特點，體現出文章學的專業性。明代吳納《文章辨體》探討制作旨意而辨析精確，徐氏《文體明辨》“文各標其體、體各歸其類”，都是影響深廣的文章學著作。清代是文章學的繁榮興盛期而以桐城派理論為代表，此不贅述。

進入二十一世紀，伴隨文化強國戰略的實施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中國古代文章學研究，從不同角度展開和推進，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新局面。國家在文章學、文體學、分體研究與斷代研究等方面給予大力資助，不僅推出了大批高質量文章學研究新成果，而且培養出一批發展潛力很大的領軍人才和中青年學者，推動文章學學科建設趨向成熟。

中國古代文章，是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的智力貢獻，也是人類共同擁有的巨大精神財富和文化戰略資源。伴隨中國高校創意寫作課程的興起與AI技術的普遍運用，利用當代高新科技手段，開發好、運用好這筆珍貴的文化遺產，建構具有強大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價值感召力、國際影響力的文章學研究新學科，既是創新性發展文章學的歷史新機遇，也是建設中國學派的新的生長點。中國古代文章學有著巨大研究空間和應用潛力，只要堅持不懈，不斷推出更多富有新意的原創性成果，中國特色的文章學話語體系、理論體系乃至教材體系就會不斷完善，文章學研究的中國學派也將脫穎而出。

（作者：楊慶存，系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