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雪峰1903年生于浙東一個偏僻的山村里，從小就受過勞動和生活的磨練，又特別愛好文學，1921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求學時是該校“晨光文學社”的骨干。1922年5月，他與應修人、潘漠華、汪靜之結成“四詩友”出版新詩合集《湖畔》，成了全國聞名的“湖畔詩人”。1925年春來到北京，在北京大學旁聽魯迅的課程，課余邊寫作邊譯介日本文學，在魯迅主編的《莽原》半月刊上發(fā)表。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在柔石的引領下見到魯迅，從此成了魯迅晚年最親密的學生和戰(zhàn)友。此后，馮雪峰在江西蘇區(qū)默默地堅持艱苦的斗爭，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皖南事變后被反動派關進江西上饒集中營，出獄后到重慶接編文協(xié)的機關刊物《抗戰(zhàn)文藝》，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抗日戰(zhàn)爭結束以后回上海，從事革命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

新中國誕生時，馮雪峰專注于寫作及整理研究魯迅著作。1950年，他與唐弢一起籌建魯迅紀念館、恢復魯迅故居，成立魯迅著作編刊社并擔任社長兼總編輯。1951年3月北京籌組人民文學出版社，周恩來點名要他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馮雪峰奉命上任。作為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家國家級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傳承我國歷代的優(yōu)秀文學、譯介域外文學、催促新中國新文學的誕生，對新中國文學事業(yè)的繁榮和發(fā)展起著奠基和引領的作用。作為一個革命者，同時也是詩人、作家、文藝理論家、魯迅研究專家，集文才武略于一身的馮雪峰則有著自覺的擔當意識和開闊的視野，對新中國的文學出版事業(yè)，特別是對于推進“五四”新文學的傳播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著名詩人、作家、編輯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聶紺弩回憶說：1951年，他從香港回到北京，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古典部主任，他一上任就接到馮雪峰的指示：整理中國古典文學遺產。他說雪峰強調整理遺產，就是要“給讀者提供一個可讀的本子”，不能隨意刪改古書，但可以通過注釋條目再加上有分析的出版前言表達整理者的意圖。這對于解放初期中國古典文學的出版工作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商定的結果是首先整理人民性很強的古典小說《水滸傳》。緊接著想方設法羅致人才，研究整理《楚辭》《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古典名著。馮雪峰學識淵博、思路清晰，受到古典部同人的尊敬。

對于“五四”新文學，馮雪峰更是情有獨鐘。作為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和作家、詩人、魯迅的忠誠學生和戰(zhàn)友，馮雪峰和魯迅一起發(fā)起和主持了“左翼作家聯(lián)盟”，對“五四”新文學的發(fā)展史，對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家群體、對“五四”新文學都有非常客觀而精確的評價和定位。新中國成立初期，“解放區(qū)文藝”受到廣大讀者的青睞，而“五四”新文學則被批評為“歐化”“非大眾化”的“小資味”和“舊的文學趣味”，一些激進的文藝青年抱著歷史虛無主義的態(tài)度，厭棄“五四”新文學，拒絕“五四”新文學的傳統(tǒng)，把來自“國統(tǒng)區(qū)”和“淪陷區(qū)”的部分作家也視為需要改造的“舊知識分子”，正確對待和評價“五四”新文學成了新中國文學發(fā)展面臨的最緊迫的課題。為了推進“五四”新文學的傳播和研究，馮雪峰做了兩件事，一是以“親歷者”的體悟撰寫論文，對“五四”新文學進行客觀而公正的評價，對閱讀和研究予以引導。二是擬定“五四”新文學作品的出版規(guī)劃，分期分批出版“五四”新文學，成了編輯出版我國現(xiàn)代作家全集、文集、選集的開創(chuàng)者。

馮雪峰對“五四”新文學進行客觀而公正的評價的論文，影響最深遠的是1952年7月至9月，他在《文藝報》發(fā)表的《中國文學中從古典現(xiàn)實主義到無產階級現(xiàn)實主義發(fā)展的一個輪廓》一文，這篇論文對“五四”新文學作了很精辟而深刻的論述和闡釋。他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是無產階級所領導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運動。”“五四”新文學的“主潮是現(xiàn)實主義”，“它的精神是非常革命的；它是完全為了適應人民的革命要求而建立的”。魯迅是“五四”新文學“偉大的奠基者”。在文學史上“五四”新文學的來源有兩個，一個來源“就是中國文學上的古典現(xiàn)實主義，尤其是宋以后發(fā)展起來的‘平民文學’或‘市民文學’中的古典現(xiàn)實主義”；另一個來源“就是歐洲近代和現(xiàn)代文學中的現(xiàn)實主義，特別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俄羅斯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強調“五四”新文學“并沒有和自己祖國文學斬斷了傳統(tǒng)的關系。‘五四’新文學，這是中國文學適應著中國社會革命的需要（其中自然也包括對于世界進步和革命思想及文學潮流的適應）而引起了 巨大的變化和發(fā)展的結果。……當然，外國進步文學的輸入，對于‘五四’文學革命有很大的影響，但在根本上決定這種影響的是中國社會的條件和文學的條件”。并把這種“巨大的變化和發(fā)展”界定為“是中國文學在中國革命的要求與推動以及世界進步文學的影響之下的現(xiàn)代化”。他解釋說：

所謂現(xiàn)代化，在當時就是在思想上向民主主義革命的精神前進，在文學形式上向更適合于新的內容的形式前進。這樣的現(xiàn)代化，是必要的，是偉大的革命行動，也正是“五四”文學革命的目的。在中國社會和文學的歷史條件之下，這樣的現(xiàn)代化是不能不在世界進步文學的影響之下來進行的；就是說，外來的影響是必要的，是我們所主動接受。但是，如上面所說，這都是在中國社會和文學的基礎之上來進行的；新文學的創(chuàng)造者們，尤其魯迅，一方面分明受著外國文學的影響，一方面又分明繼承著中國文學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并且完成了中國文學的新的劃歷史的發(fā)展任務。

在這里，我們可以重復一句，“五四”文學革命和新文學運動對于中國文學史的偉大功績，就在于：這個文學革命是進行得徹底的，它所實現(xiàn)的現(xiàn)代化也是徹底的，而它對于中國過去優(yōu)秀文化的繼承是創(chuàng)造性的繼承，對于外國進步文學的影響的接受也是創(chuàng)造性的接受。這個偉大功績及其革命的創(chuàng)造性的精神，是主要的、基本的東西，我們應該肯定它和繼續(xù)發(fā)展它。（《馮雪峰選集·論文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第345、346頁）

僅從上面的引文就可以看出馮雪峰的淵博和睿智。類似“中國文學現(xiàn)代化進程”這樣的提法，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在學界流傳開的，而馮雪峰早在1952年就率先提出“五四”新文學的進程是“文學的現(xiàn)代化”，從而突出了“五四”新文學的開創(chuàng)意義以及它與中外文學和中國革命進程的聯(lián)系，這是馮雪峰對“五四”新文學研究和闡釋做出的重大貢獻。

在馮雪峰的引領和規(guī)劃下，從1951至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魯迅全集》《瞿秋白文集》《郭沫若文集》《茅盾文集》《葉圣陶文集》《巴金文集》《鄭振鐸文集》《蔣光赤選集》《葉紫創(chuàng)作集》《丁玲短篇小說選集》《王統(tǒng)照短篇小說選集》《沙汀短篇小說集》《葉紫創(chuàng)作集》《曹禺劇本選》《歐陽予倩劇作選》《陽翰笙劇作選》《歲寒集（陳白塵戲劇選集）》，以及《巴金短篇小說選集》《巴金散文選》《女神》《倪煥之》《子夜》《家》《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各種單行本，入選的現(xiàn)代作家多達五十余人。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帶領下，大規(guī)模多樣化地出版“五四”新文學形成風氣。至于馮雪峰親自選編或主持的編輯出版工作就更多了，這里列舉五項：

1951年10月，馮雪峰主持編印的方志敏烈士遺著《可愛的中國》影印本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書中收有方志敏的《清貧》《可愛的中國》《遺信》，以及馮雪峰寫的《影印本說明》。他在《影印本說明》中說方志敏的這兩篇作品和一封短信，“是方志敏同志就義前在獄中寫的”，從獄中帶出之后送到魯迅先生手里。“我在1936年4月從陜北到了上海，魯迅先生立即把它們交給我”，“我當時就轉送到在陜北的中央了”。上海解放后，得到黨中央宣傳部的同意，由馮雪峰整理后“托上海出版公司影印三千本”（馮雪峰：《影印本說明》，方志敏烈士遺著《可愛的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第39―44頁）。不難看出，《可愛的中國》是與馮雪峰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

1953年8月，馮雪峰編定《瞿秋白文集》并寫了序。文集共四卷，于翌年2月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55年，馮雪峰為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撰寫了《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準備工作計劃》《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研究性論文擬題計劃》《〈魯迅全集〉（新版）出版計劃》。1956年5月，馮雪峰主持編注的十卷本《魯迅全集》開始出版，至1958年10月出齊。此后魯迅著作的二十四種注釋單行本、十卷本《魯迅譯文集》，以及《魯迅日記》鉛印本也相繼印行，蔚為壯觀。

1957年9月，馮雪峰主持編輯的《應修人潘漠華選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應修人潘漠華是“左聯(lián)”時期的烈士，也是早期杭州“湖畔詩社”的摯友。馮雪峰在為這本選集寫的《前言》中介紹了“湖畔詩社”生成的始末，以及它在新詩史上的重要作用。收在這本選集中的《潘漠華小傳》也是馮雪峰特意撰寫的，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研究潘漠華的史料。

馮雪峰將自己定位為一名普通編輯，先后從事《葉紫選集》《郁達夫選集》《郁達夫文集》《新文學三十年集·短篇小說卷》的選編和校訂工作。他敢于堅持真理、公而忘私的奉獻精神在文藝界和出版界廣為傳頌。因為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歷史上的遺留問題，在如何看待郁達夫的問題上學界是有分歧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只在1954年出過一冊薄薄的《郁達夫選集》。這本《郁達夫選集》，其實是1951年開明書店《郁達夫選集》初版本的改版本，除把丁易寫的《〈郁達夫選集〉序》作為“附錄”外，所收作品完全相同，這與郁達夫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極不相稱的。馮雪峰認為郁達夫是一位真誠的有才華的作家。新中國成立后，馮雪峰多次講到郁達夫“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在九月十七日夜間被日本憲兵部秘密殺害于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的荒野中”，是革命烈士。在馮雪峰的堅持下，經他親手編定的《郁達夫選集》1959年6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分為三輯，第一輯是小說，第二輯是散文，第三輯是論文，較好地展現(xiàn)了郁達夫的創(chuàng)作風貌。

與此同時，馮雪峰又堅持應該將《郁達夫文集》列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十年規(guī)劃中，并承擔《郁達夫文集》的編訂任務。在《郁達夫文集》的編訂過程中，馮雪峰認真地閱讀原作，反復比較，決定取舍，“為了準備發(fā)稿，他將自己的藏書拆開粘貼，無可粘貼或舍不得拆書的就親自抄寫，如日記部分就是他親自抄寫的。”遺憾的是這部一百多萬字的書稿連同《出版說明》及所附資料在“特定的年份”里散失了，因而未能面世，可他精心編撰的《郁達夫著作編目》保存下來了，成了郁達夫研究重要的史料。另一項重要工作是編選《新文學三十年集·短篇小說卷》。為此，馮雪峰閱讀了1919至1949年的全部短篇小說，基本上編就了一部三四百萬字的選本。可以說，研究馮雪峰如果不關注他為新中國文學編輯出版事業(yè)，特別是“五四”新文學作品出版做出的貢獻，那是極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