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史研究是中國區(qū)域史研究中歷史最悠久、成果最豐富的領域。尤其是晚明江南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和社會變遷引發(fā)了眾多史學家的思考，對此問題的探討一直是學界的熱點。此類巨著，多從宏觀的角度，對明清江南地區(qū)的環(huán)境史、日常生活史、經濟史、出版史、區(qū)域社會史做出了多有卓見的研究，這些密如雨林的研究成果為地方士人的個案研究提供了豐富的養(yǎng)料。

關于地方士人的群體和個案研究最能反映晚明江南社會的內在變化，而松江王圻則是其中重要的代表，具有其獨特的意義。

類書大家

江南文脈的傳承者

王圻，明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今上海市閔行區(qū)）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乙丑科進士，歷任江西、山東、四川、云南、湖廣、福建等地知縣、知州、監(jiān)察御史、按察使、學政等職。為官二十年，均恪盡職守，勤政廉政。辭官回鄉(xiāng)以后，隱居吳淞江畔，一意讀書著述。

作者述及，王圻早在楚地做官期間，就開始著書立說以及刊刻各種書籍，《古今考》等稀見古書就借著王圻的刊刻得以流傳后世。嘉靖以后，私人刻書日益增多，商業(yè)出版空前發(fā)達，大多數集中在王圻生活的江南一帶。明代胡應麟說：“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而蘇州、杭州、南京占其三。晚明江南地區(qū)私營出版事業(yè)發(fā)達的另一個有利條件，是江南匯集了全國主要的私人藏書家，形成了刻書業(yè)與藏書業(yè)的良性互動關系。許多刻書家都是藏書家，如昆山葉盛菉竹堂、寧波范氏天一閣、太倉王世貞小酉館、常熟錢謙益絳云樓等，他們因藏書而提倡刻書。江南藏書樓的長足發(fā)展、雕刻及善本翻刻業(yè)的進步，使學術的交流更為便利（《從理學到樸學》，江蘇人民出版社）。王圻學識淵博，藏書極多，為其編纂大型類書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其一生編刻書籍二十四種，八百余卷，其中特別有價值和影響的是類書《三才圖會》與《續(xù)文獻通考》。

胡道靜先生認為“我國古代類書是‘百科全書’和‘資料匯編’的綜合體”“它們遺留到后世乃至今天，還能在學術研究工作中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中國古代的類書》，上海人民出版社）。明代是我國類書出版的黃金時代，種類繁多、數量龐大且又有所發(fā)展，有陳躍文的《天中記》、唐順之的《荊川稗編》、彭大翼的《山堂肆考》、馮琦的《經濟類篇》、章璜的《圖書編》等。王圻、王思義父子的《三才圖會》則是圖譜性類書的最重要代表，分“天文”“地理”“人物”“時令”“宮室”“器用”“身體”“衣服”“人事”“儀制”“珍寶”“文史”“鳥獸”“草木”十四部。此書最大的特色就是共載各類圖表6125幅。作者將《三才圖會》的出版置于晚明商品經濟大繁榮、出版業(yè)大發(fā)展，即樊樹志先生所論“晚明大變局”的背景下進行述評，使讀者理解了《三才圖會》這種“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圖文并茂、簡明易懂、實用親民、接地氣的知識普及性書籍越來越被市場所歡迎”，其“內容廣輯博引、包羅萬象、圖文并茂、互為印證”，加上“插圖精美，版刻豐富”，堪稱中國傳統(tǒng)圖像文獻的集大成者，為儒家士人和市井百姓提供了廣泛而易于接受的知識來源。

在中國史學史的發(fā)展進程中，典章制度史的編纂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王圻考古研今，編纂類書《續(xù)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四卷，萬歷十四年（1586年）成書。上接宋嘉定，下訖明萬歷，不僅在時間上接續(xù)了馬端臨的《文獻通考》，而且在類目上也有創(chuàng)新，是一部獨具特色的典制專史。相較“通考”，王圻增出“節(jié)義”“書院”“氏族”“六書”“道統(tǒng)”“方外”六目。各考之下，又分子目。是書取資廣泛，史料價值巨大。作者詳述了王圻增加這些目次、子目的考量，以及自乾嘉至近世學者對《續(xù)文獻通考》的評價，使讀者對該書的史料價值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為文化傳承和知識積累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王圻類書編纂活動是明代上海地區(qū)重視實學、文風昌盛的重要表現。熊月之先生在本書序言中也說到“搜集、匯編、刊刻大型文化典籍，是中華文化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某種文化自覺。這種文化自覺，既是對以往文化成就的匯集、梳理與總結，也是對以后文化發(fā)展的推動與指引”。

兼善天下

地方公共事務的參與者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傳統(tǒng)儒家的知識分子不管是處江湖之遠還是居廟堂之高，均心系社會。晚明江南地區(qū)社會的多樣性，為士人參與地方事務提供了可施展的空間。地方士人、精英士人熱衷于樹立自己在地方上的聲望，承擔起地方事務（《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世紀と中國秩序問題》，東京大學出版社）。作者早年研究時也談到，明中葉以后，地方士紳們一方面向地方政府提出各種建議，一方面則通過各種方式來行使本該由政府承擔的責任，許多士紳更身體力行，如對本小區(qū)人民進行道德教化和政治管理，建立以濟貧為其主要功能的慈善組織，此外還領導小區(qū)百姓開荒、賑災、防洪和治安防范等（《危機時期的士紳與地方：以休寧金聲為例》，《安徽史學》2005年1期）。

萬歷十四年（1586年），王圻辭官回里，隱居松江之濱梅花源，通過自己的行動來影響松江地區(qū)的文化、宗族、慈善公益和地方行政事務，在晚明松江社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作者著重列舉了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江南大水災的救災和萬歷三十八年的松江府均役改革。尤其是萬歷三十六年的江南大水災，王圻不僅上下聯絡，與應天巡撫周孔教為代表的地方官員通信提出免稅之策，聯絡北京的官員促進這一政策的實施；同時還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方案，提出《賑貸群議》，即儲蓄、停蠲、賑濟、撫恤、平糴、發(fā)倉、倡義、煮粥、給粟、權宜十條。同為松江士人的陳繼儒撰《煮粥條議》十四條，對其中“煮粥”一條詳加闡釋。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王圻更關心如何預防災害發(fā)生、從根本上解決災害問題。他編纂《東吳水利考》十卷，詳說太湖地區(qū)水利問題，不僅指出了水利設施年久失修、吳淞江等淤塞、水利官員被革等問題，還建言松江一帶首先要修治海塘，拆除沿海涂檔的填筑，去除捕魚蝦的魚籪，修整田塍，清理圩號，然后浚治各條河流。這些與他自己的搜集考察密不可分。他還預言，如果這些措施次第舉行，即使以后有旱災、水災，人力也足以勝之，東南財賦就可得到保證。

地方志的纂修，尤其是府縣志的編纂，主要是在官方的贊助下，由地方士人承擔，在書寫地方史的同時，融入了士人所希望構建的地方社會秩序的想法。馮玉榮認為晚明松江士人自主性比較強，有較大的書寫空間，對地方事務多加以評論，表現出評議的傾向（《明末清初松江士人與地方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例如，崇禎二年，曾為《三才圖會》作序的陳繼儒以布衣身份參與松江知府方岳貢主持編纂的《松江府志》，并且親自編寫了所有的小序，有意識地將他個人的經世理念、經營地方的想法，加于方志的編纂中。

作者通過以上王圻在松江的生活實踐證明：晚明地方士人政治功能并沒有因為其文化功能的加強而弱化，他們仍具有巨大的政治熱情和政治責任，在地方社會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在公共場合維護地方秩序、凝聚地方力量，形成地方輿論不可或缺的力量?！伴L嘯不忘軍國事，高懷猶帶縉紳憂”，正可謂王圻回松江后繼續(xù)發(fā)揮政治熱情的真實寫照。

融會貫通

中西文化的傳播者

傳統(tǒng)文化底蘊深厚的江南，不僅是異域知識信息和外來學術傳入的橋頭堡，也是中國文化向朝鮮半島及日本輸出的中轉站。明清江南是西學東漸的重要據點，明末清初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都積極與西方學者互動（《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全球史意義》，《歷史研究》2020年第4期）。晚明今上海地區(qū)，不僅有“西學會通”第一人的徐光啟，與傳教士利瑪竇、熊三拔翻譯《幾何原本》《泰西水法》；王圻、王思義父子所纂的《三才圖會》，因涉獵廣博，插圖豐富，版刻精美，流傳久遠，影響巨大。書中地理卷已經收錄了利瑪竇傳進來的《山海輿地圖》、天文卷收錄了《天地儀圖》，所附文字試圖融匯中西地理知識，述及當時國人很少知悉的地圓知識，說大地與海洋本來就是圓形，全為一球，居于天球之中。

《三才圖會》在晚明以后風行于日本、朝鮮，頗受歡迎。江戶時代的日本人，大量整合各地文化和風俗，仿照該書自行編集了數種新的“圖會”。日本寺島良安仿照王圻此書，使用古代漢語編纂《和漢三才圖會》一書，將中國和日本本土的知識融匯成一套完整的體系，在日本流傳廣泛，影響深遠。

《梅源記賢：王圻傳》依托于《王圻全集》項目組的精審與專業(yè)，插頁所載多幅稀見的國內外公藏機構如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和國會圖書館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王圻著述的高清書影、繪畫作品。這些精美的插頁不僅讓讀者眼前一亮，帶來直觀的審美效果，更好地呈現出王圻這位華漕先賢生平交游、學術思想反映的明代上海地區(qū)出版文化和典章制度，而且也是《三才圖會》向朝鮮半島及日本輸出的明證，同時充分體現了政府重視、學者參與這種集體項目的資源優(yōu)勢。

鄒逸麟先生說過：“學術大廈本來是一代人一代人累積起來的。我們這代人研究的內容、水平和一些觀點、想法，不論其價值如何，客觀上反映了這一時代的學術背景”（《椿廬史地論稿》，天津古籍出版社）。實證史學向往和提倡的是以小見大的研究境界，由小問題引發(fā)出對大問題的全局性認識，而且這種方法是必須建立在廣泛的閱讀史料、博通專業(yè)知識的基礎上的?！睹吩从涃t：王圻傳》正是作者在鄒逸麟、王振忠等學者的指導下，默默耕耘，將其20年來在明清江南史研究成果的森林中汲取的營養(yǎng)，澆灌到晚明吳淞江畔王圻這棵大樹上結出的碩果，將王圻的政治作為、學術成就置于明代政治環(huán)境變化、江南地區(qū)經濟發(fā)展、上海地區(qū)學風嬗變、世家大族社會網絡的相互作用中進行考察，從而對王圻的學術旨趣有了更為清晰的認知與把握。

從朱東潤先生的《陳子龍及其時代》，到徐階、徐光啟、董其昌、陳繼儒、何良俊、黃體仁、宋懋澄、程嘉燧、施紹莘等人，關于晚明今上海地區(qū)士人的年譜、傳記以及新編“詩、文（全）集”層出不窮?！睹吩从涃t：王圻傳》亦給今天上海地區(qū)的江南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動能，通過上海文化史中的王圻來領略傳統(tǒng)文脈、江南風情和海派特色。通過一代一代學人的執(zhí)著與勤奮，進入21世紀，江南史研究尤其是明清江南史研究依然可以能成為學術界的“顯學”。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文獻部副研究館員、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