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年前，在先鋒書店，承蒙潘光哲先生相邀參加《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新書懇談會，這么一部專業的史學著作幾分鐘便引得聽眾如云，如云觀眾之中佇立著一位大漢，就是《領讀南京》的作者許金晶。

金晶聽聞我研究全民閱讀，便在會后加了微信。有一天，我突然被他的朋友圈所打動，那是他的起居注：一是讀書，二是吃飯，三是民謠，四是恩愛。除了民謠我都感興趣：金晶讀書非常之多，似乎能日讀一書；他飯量非常不小，桌上時時出現誘人的南京板鴨；他贊美夫人小魚非常頻繁，伉儷在情感、事業、興趣上交相輝映。幾年后，金晶似乎透過屏幕看到了我凝望的雙眼，毫不客氣地向我發出邀約——為即將出版的《領讀南京》撰寫書評。

我突然意識到，我竟完全不知金晶的職業，只知道他是梅園經典共讀小組的創始人、書評人、北大校友。但我知道他是閱讀推廣人，而閱讀推廣人一直是我的研究對象，也是我的師傅們，比如兒童閱讀推廣人李一慢、老年人閱讀推廣人薛曉萍、原典閱讀推廣人胡子、退伍軍人閱讀推廣人林風謙……他們是一個獨特群體，雖然各有本職工作，但又都以推廣閱讀為志業，在書海和人群中切磋琢磨，掌握著能助他人閱讀的精湛之“道”。

漫長歲月中，閱讀總被認為是私人的、個性化的、不該被打擾的。百年來，中國進入了越來越有公共性的閱讀世界，但與西方國家經受現代書業漫長的洗禮歷程不同，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才脫離“書荒”的舊世界，今天就闖進了數字技術所重構的閱讀新宇宙，這里的時空迅速膨脹，豐裕而虛空。

“領讀者”“全民閱讀”“國民閱讀”“閱讀推廣”“閱讀力”等這一系列新詞語出現時，就意味著新的閱讀宇宙產生了動力機制，人們渴望掙脫數字繭房，并在數字海洋中找到方向。領讀者，就是這個閱讀新宇宙的“菲狄亞斯”——這位古希臘雕塑家，用取自自然的石料、木材、黃金、寶石、象牙，“無中生有”地創造出宙斯、雅典娜等神像和神廟。領讀者所選取的素材，是人類信息社會中最能成熟地表達知識和思想的書籍，在這個混沌初開的數字宇宙中細細雕琢，讓人類依然可以真正閱讀、凝思。

《領讀南京》，就是許金晶的導覽，造訪這座城中為閱讀巨像而工作的一位位“雕刻家”。

有些“雕刻家”在開拓閱讀的空間。可一書店的錢曉征生長于安徽農村，1983年考入華東師大中文系，90年代創立可一書店，從湖南路到南京藝術學院校園再到南京城東仙林大學城，店面建筑面積已近4000平方米，這似乎已超越她多年前的夢想：“開一家1000平方米以上的書店，里面有書有畫有咖啡，空間掛滿藝術品，畫廊與書店融為一體，……在這樣的書店里，我可以一直工作，直到八十歲。”錢曉征的敘事嫻雅恬靜，書店幾十年征途中的波瀾，她只用“問題”“遺憾”“暫停鍵”這樣的詞語一帶而過，讓我們滋生美好的期待：多年后，白發蒼蒼的女店主仍然在開滿鮮花的書架邊硬朗地忙碌，而學人書店的訪談卻讓我們看到了書業的艱辛。

“書很重的，我們那時候經常是自己扛書，從五樓、六樓自己扛下來，哪里有錢喊別人扛？不可能的！”讀書這件雅事，在店主闞煒這里，圖窮匕見式地顯露出物的沉重、利的微薄。精打細算、量入為出、揣摩讀者的口味和價格承受能力，才讓這個古舊書店在南京城里生存了二十多年。在這篇文章中，我讀到了最動人的情節：書店有一位老讀者，是古籍版本目錄學專家沈燮元先生，九十多歲的他每周日都會來這家店，直到百歲仙去。闞煒說：“因為我燒菜燒得比較好嘛，他就經常過來，他每次來書店就是看書、淘書，然后我燒飯燒菜給他吃。”

在青島觀象山下老房子中的“繁花書店”，也是一個用舊書和老物件堆起來的小世界，店主曾請我吃一碗他親手煮的熱餛飩，在舊書店里吃過飯的人，才知道人間真是值得。

金晶把這些“書店人”排在了全書的第三個板塊，前兩個是作者和出版人，第四個是閱讀推廣人，四部分構成了書的生命傳播過程。但是，比起作者、編輯、推廣人，書店跟書的關系、情感更復雜。萬象書坊創始人魏明在采訪稿中一直說經濟，說人脈，說經營，說起書來似乎有點不耐煩，他對金晶直截了當地說：“你看過的書，我知道一二就了不得了，大部分都沒看過，只是我覺得這些書好。”他輕飄飄地說起自己的起步，是“把江蘇人民出版社那一點滯銷庫存的書刨出來賣”，是什么書？是《海外中國研究叢書》！這套叢書是80年代叢書熱、閱讀熱的晚生子，而今天，80年代最閃耀的叢書們都已隱入書架的深處，這套叢書卻如大樹一樣仍在一輪輪擴大，開枝散葉。閱讀推廣是復雜的體系，需要喜歡看書的人，也需要喜歡看別人讀書的人，那么，魏明到底喜不喜歡看書呢？讀了《領讀南京》就知道。

記得有人批評一位學術巨匠，說他的缺點是讀書太多而寫得太少，寫得少就無法被評價、被量化、被銘記。大量讀書而極其深沉豐沛的靈魂，難道就不值得尊敬仰望嗎？是“高人”，鳳凰出版傳媒集團的總編輯徐海用這個詞來盛贊那些讀書家，比如北京百萬莊書店的張彧，南京文化局的施正東，南京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的劉剛，史地編校高手劉仁軍等。出版人既能看見紙上的言語，亦能看見心中的言語，不久前，青島出版集團的董事長賈慶鵬對我說，出版家必須能看到人類思想中的火花，并能大其火焰，傳其火炬，否則，火花方生方滅，怎會有傳世經典？

南京有十幾家出版社、三百多家書店、一百多所高校、大大小小的各類各級圖書館，他們彼此編織起來，也與歷史、世界中的讀書人編織起來，構成了文化世界中的南京。人們總說出版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出版家們總是“隱秘而偉大”，大閱讀的時代則是大航海的時代，出版人不能只當幕后的知識工程師，也要步入臺前，擔任眾人矚目的領航員。

學問家既是這座城里的領讀者，他們所提的明燈，亦在《領讀南京》的字里行間，領我走了一段知識之路。記憶最深刻的是程章燦先生的訪談，他把20世紀90年代熱銷的《學習的革命》定義為“南京讀書史”上的一個事件；他一再推薦王力先生的《古代漢語》，懇切地稱之為“良心之作”；他說榮新江教授“滿世界尋找敦煌”的系列講座和文章，是圍繞經典文獻的行走與閱讀；他推薦《大家小書》，說數學家華羅庚、地理學家竺可楨皆提筆能賦詩、談起文史也頗有見地……他說過的大部分書籍，是我讀過又忘了的書，經此一提，新的維度又展開了，讓我盼望重讀。“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領讀是一種藝術化的過程，讓書籍變得值得一讀再讀，而只有藝術品是可以反復玩味的，換成詩人黃梵的話，便是“西西弗在推石頭的過程中發現精彩”，這是對一次性閱讀消費品的對抗。

“閱讀推廣人”這一板塊是我認真研讀的部分，我曾經負責編纂很多期《全國全民閱讀工作簡報》，每月要瀏覽遴選各地全民閱讀消息，南京的全民閱讀活動總有新意、有內容、有品格，這獨樹一幟的原因，在讀到《葛繼彬：身體力行，至生不渝》時，我終于知道了，我看到了南京市領讀者聯盟成立的前世，也看到了“南京傳世名著”的后續。一個城市對閱讀的態度，由城中人們共同決定，但一定離不開行政責任者投入的熱情如火、對閱讀的鐘情和崇敬。

最后，我想提到的是徐雁先生，在本文寫作之前，他來青島開會，帶著一個磨損無光的古早皮質大包，塞得鼓鼓囊囊、四四方方，我一直在猜里面裝了什么，讀了《領讀南京》的采訪稿，便知道大概率是書。多年前，導師王余光先生從武漢大學調到北京大學時，家中藏書裝了一個集裝箱，原來徐雁先生從北京調到南京也用了一個集裝箱運書，平日只看到他一身瀟灑，恰如“雁齋”中的匾額所書“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的氣度，原來都是“手提肩扛”來的無數舊書刊所滋養的。何其幸運，能在耳提面命中被先生們“領讀”，這領讀最奇異的功效，是讓我從愛書的靈魂，變得如他們一樣，開始兼愛書的軀殼——還記得讀書時跟隨肖東發先生開會，我嫌主辦方送的書太沉，就悄悄丟在椅子上，但還是被目光如炬的肖先生瞥見，當時沒說什么，后來他終于忍不住，說了我好幾次。但那時，我以為書籍即將被數字化輕盈地取代。

說什么閱讀危機？論什么書籍消亡？幾十年前，葉圣陶先生在寄往南京的家書中寫道：“兆言去玄武湖養花的事情究竟進入到哪一步了？”如果葉兆言做了玄武湖畔的養花人，就不會有《南京傳》，也不太會有《領讀南京》。

領讀一座城，領讀一代人，領讀，是我們進入數字時代的方式之一。

（作者系青島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