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筆者用AI提問：“躺平一族”是在效法陶淵明嗎？ 答曰：與陶令的生活方式不無相似處，如都強調減少社會壓力，追求內心平靜。但兩者的背景和動機不同。陶淵明的隱居，多出于對自然和自由的熱愛，對當時政治環境的不滿；而“躺平一族”更多的是對現代社會高強度競爭和快節奏生活的反應，是對現實壓力的逃避和抗議。

竊以為更為“本質”的，AI很難回答：陶令無論長久地“隱”，還是短暫的“仕”，內心皆充溢儒家的“浩然氣”與釋家的“清凈心”。而如今的“躺平”者，疑似心靈空虛而放任自流。簡言之，吃不了陶令的苦，自然得不到陶令的“靜”。

讀完張君民的新著《遇見陶淵明：陶淵明心靈游記》（大有書局2024年8月出版），“考據癖”催逼筆者復讀了《陶淵明研究學術檔案》收錄的相關著作。心得有三：一是朱光潛的“靜穆說”與魯迅的“全人說”并不矛盾；二是陶淵明的“隨機性飄逸”展示了強大的精神力量；三是究其原因，儒家的入世與“尚友”古賢是主要支撐。

南朝批評家鐘嶸把陶淵明推為“隱逸詩人之宗”，這種“先入為主”，對后人頗有影響。故此，后學多半強調陶令隱逸的一面而不及其余。至梁啟超，發掘出陶令的“熱烈與豪氣”。至魯迅，論證了陶令是多側面風格。魯迅乃研究六朝文學的泰斗，地位與影響“光芒萬丈在”，故后學多半以為，發端于20世紀30年代的“靜穆與否”的魯迅與朱光潛之爭，是后者以偏概全，片面強調了“調和”“靜穆”，所以遭到了魯迅的批評。實際上，朱光潛在著名的《詩論》中深入探討了陶淵明的“全人”，論述了陶淵明“夏日常抱饑，寒夜無被眠”的長期困頓及其成因；論述了陶令對于劉裕篡晉的不齒，闡釋了強權威壓下的陶令，政治理想成為泡影，才采取了“不與合作”的態度。朱光潛說：“和一切偉大詩人一樣，他終于達到調和靜穆。我們讀他的詩，都欣賞他的‘沖澹’，不知道這種‘沖澹’是從幾許辛酸苦悶得來的……”朱先生的論述可謂全面而深刻——與其說陶令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田園詩人”，不如說他就是啼饑號寒的“貧民詩人”——后人借助“悲劇的喜感”，夸大了他的“閑適”“沖澹”，甚至說他可以“葛優躺”地在田壟邊寫詩，有人替他耕種。這無疑是對魯迅“陶令有奴子”一說的曲解——“漢晉時候的奴子，是不單侍候主人，并且給主人種地，營商的，正是生財的器具。所以雖是淵明先生，也還略略有些生財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沒有酒喝，而且沒有飯吃，早已在東籬旁邊餓死了”。無奈陶令出仕時間很短，而且遠并沒有闊綽到讓隨從“晨興理荒穢”，自己“帶月荷鋤歸”的境地。朱氏洞悉陶令“一生很少不在病中，他的詩集滿紙都是憂生之嗟。”可見他深知陶令的困窘，深知陶令大半時間是無法“靜穆”“飄逸”的。

同樣，魯迅論及陶淵明的幾篇學術隨筆與演講，如《“題未定”草》《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等，也始終沒有否認陶淵明的“靜穆”“謀隱”與“飄逸”，只是對于“唯靜穆是瞻”的偏頗予以糾正。更重要分歧在于魯朱二位立足點的不同——魯迅更側重“社會批評”，在風沙撲面、虎狼成群、亡國之禍迫在眉睫之際，最需要的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是救亡圖存，而非手持“琥珀扇墜”、大談“閑適幽默”。而作為西方美學著作的頂級翻譯家，朱光潛立足美學視角，敬慕超然靜穆的美學境界，自然也是天經地義、無可厚非。

正如鐘優民先生所評論的，對于這場爭論，應當“珍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陶公人生觀，在不同評論家的心目中，相去何其遙遠，這正是現代陶學興盛的一個重要標志。”

自由是不自由中的一顆心。沒有“未敢翻身已碰頭”的困窘，是沒有資格說“自由”或者“靜穆”的。問題在于，兒子們“幼而饑寒”，慘不忍視；自己“良獨內愧”，“離憂凄目前”；若在一般人，又如何能夠“靜穆”下去而“自由”得了？

查陶令的生平詩文，竊以為他是從“理想化”的自由步入了“隨機性”的自由。

清代文學家陳沆《詩比興箋》卷二曰：“晉無文，惟淵明《閑情》一賦而已。”《閑情賦》無疑是陶淵明最為自由的書寫——因陶令的年齡有76、63、56、52、51歲種種說法，是故寫《閑情賦》具體時間亦未有定論，一般認為創作于陶令中年時期，約在東晉末年或南朝宋初年。而錢志熙與張君民都認為是未婚前對愛情“頂禮膜拜”的“遐想”——想象中的愛情總是最美好的。錢鍾書先生亦認為：《閑情賦》里的“十愿”乃“實事不遂，發無聊之極思，而虛想生焉”。“愿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床前！ 愿在晝而為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張君民評論曰：“十愿接踵，十愿聯翩，情意濃烈，情思繚繞；辭藻華麗，變化自然；逐層生發，一氣呵成。”如此深情的文字，昭示陶令自由度之深遠，精神世界之豐富。而行文“摩登”至此，說明之于六朝的“綺麗”寫法，陶令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值得注意卻極難效仿的是，略有溫飽，陶令便立刻能夠“心滿意足”：“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余”。畢生經受著風刀霜劍，他居然常常“苦中作樂”，體味“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悠悠然。換言曰，困窘影響不了他靈魂的自由、自然與快樂。如是一邊閑居寡歡，“顧影獨盡”，欲飲一杯而缺酒；一邊照樣“遙遙望白云，懷古一何深。”這是怎樣的悲催者與幸福者！ 乃至饑腸轆轆，不得不到朋友家里討口酒喝，吃飽了照樣“言詠遂賦詩”，且直言這樣“豪華”的招待，自己無以回報，“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可憐乎哉？可憐矣哉！ 是故朱光潛認為，“欣慨交心”四個字可以概括陶令的精神世界：“他有感慨，也有欣喜；惟其有感慨，那種欣喜是由沖突調和而徹悟人生世相的欣喜，不只是淺薄的嬉笑；惟其有欣喜，那種感慨有適當的調劑，不只是憤激佯狂，或是神經質的感傷。他對于人生悲喜劇兩方面都能領悟。”誠哉斯言，這正是難能可貴的“自由之精神”。

所以，陶令的價值和尊嚴，也恰恰在于這“貧賤不能移”而隨時隨地的“興高采烈”。有幾間茅舍、一餐飽飯，便不失時機地“靜穆”而“飄逸”一把，這是把生命與靈魂拱手交給“自由”的高標，也是梁啟超、魯迅、古直、陳寅恪、郭紹虞、朱自清、李長之、逯欽立、王瑤等名家推崇陶令的主要原因，與以往高頭講章里的“消極”“落后”并無干系的。

與“亂世”格格不入，與門閥社會的疏離、對抗，與田夫野老的日益親近，鑄就了陶令“欣慨交心”的精神品格。

關于陶淵明精神力量的來源，朱光潛、葉嘉瑩等學者認為是儒釋道三位一體，這當然是很準確的。陶令思想的多元，大家有目共睹——如老莊之委運乘化，佛教之自然觀等，皆為切入陶令思想的路徑。李劍鋒的專著《陶淵明及其詩文淵源研究》中，將勞動之美、神話傳說、儒家文化、老莊玄學、家教禮俗、佛教因緣等一一梳理，持之有故。朱自清先生統計曰，陶詩引用《莊子》凡49次，引用《論語》37次，是“曠達”為主還是“忠憤”后來居上，仍然“值得討論”。然而，三位一體與“三足鼎立”并非一個概念，“兩端”或“多元”亦不無主次之分。隋代大儒王通把陶淵明視為“放達名士”的代表，曰：“《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于閉關也。”陳寅恪也說陶令是“外儒而內道”。無奈陶令始終無法跳出三界外而“靜穆”到底。梁啟超先生說，陶淵明“雖生長在玄學、佛學氛圍中，他一生得力處和用力處，卻都在儒學”，“若把他當作何晏、王衍那一派放達名士看待，又大錯了。”《遇見陶淵明》有統計：《飲酒詩》20首，“對社會現實的關注與批判的詩篇約占半數”“說明陶淵明并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那樣是脫離塵世、超然物外、忘情于現實的人。”可以說，儒家的入世思想在陶令那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得知千載上，正賴古人書。”這種尊儒的傾向，從其“尚友”古賢的文字中可以得到明證——陶淵明一百多篇詩文，贊美的古代先賢就有七十多位。《遇見陶淵明》用了大量篇幅，一一介紹了陶令提及的伯夷、叔齊、管仲、鮑叔牙、程嬰、公孫忤臼、顏回、子貢、屈原、賈誼、叔孫通、張摯、荊軻諸位古人，而其中多半是“俱映日月，共餐至言”的儒家先賢。同時，陶令的“基因圖譜”——從輔佐周武王的先祖陶叔、漢高祖的謀士陶舍、助力西漢與匈奴和親的陶青、二十四孝之“孟宗哭竹”……直到“桓桓長沙，伊勛伊德”的陶侃，活活一條“興盛—貧寒—中興—固窮”的“儒學”發展曲線。

總之，AI時代的作者在何處“遇見”了陶淵明呢？在曾祖父的樂善好施中，在岳父的機智勇毅中，在歷代先賢的高風亮節中，在身邊日新月異的社會進步中。這種跟隨“詩蹤”的“心靈游記”，恰恰是鉤沉歷史的學術思維與文化普及的社會服務二者的結晶。

魯迅《影的告別》曰：“唯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自己把黑暗贈人，然后沉沒于黑暗之中，其沉重不下于《報任安書》。今再讀陶令《形影神三首》至“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的結句，頓悟在“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的“交心”途中，魯迅與陶令實在是殊途同歸了。

（作者為湛江科技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