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陶武先先生相識太晚，一旦結識，相見恨晚。某次去成都，當他得知我從未去過都江堰時，建議我應該去一趟。第一次觀看都江堰，徹底被其所震撼。看罷多日，內心仍被岷江洶涌的波濤充溢，難以平靜。古人的智慧之高，令人折服。不久便拜讀了他的《都江古堰賦》，文辭優美，有對古代都江堰工程的詳細描寫，也有對其功效的敘述，更有對其價值的評議。韻腳按中原音韻，完全可以。作為既詩又散的詩文，用韻不必按照律詩那樣苛刻，可以向散曲學習。該賦句式有四言短句對，有五言以上長句對，也有隔句對或扇對。節奏講究而多變，辭藻華麗而精嚴。譬如他在賦中寫道：“無壩引水，妙在勿爭，興利而不傷物類；淺堤泄洪，諦由能舍，弭災而不樹屏藩。”這是非常工整的扇對，夾敘夾議，言之有物，修辭妙若天成，用駢賦這種特殊的文學樣式，完整再現了中國古代這項偉大的水利工程。

古詩尚六義，有風、賦、比、興、雅、頌。賦既是詩的一種表現方法，亦是詩的一種存在樣式。賦體文學從屈宋騷賦、文賦歷經漢大賦，發展到駢賦和律賦，這種以誦為主的詩賦發展軌跡，并非與流行的歌詩愈來愈遠，而是愈來愈接近。駢賦就是賦成熟時期的一種樣式，駢賦已是非常有規格、接近韻律形式的詩文。駢賦形式上接近詩歌，本質上好的駢賦，就是詩性牡丹的完全綻放。

陶武先先生為自己喜歡的杜甫草堂精心制作了《浣花草堂賦》，他追溯杜甫在草堂一帶生活的場景：“……徘徊籬柵，獨步江濱。放歌白日，作伴青春。黃四娘家，流連蝶舞；萬佛樓外，自在鷗臨。微風燕子低斜，呢喃紫陌；細雨魚兒淺出，吞吐清粼。好霡知時潤物，秋飚起興銷魂。濁酒病身相吊，清詞麗句為鄰……”進而對其命途多舛卻永懷黎元之憂的一生進行回顧：“……長歌當哭，為黔首而呼號；揮淚成珠，對蒼生而惻隱……”鋪敘層次分明，綜合與分述側重得當，令人不由墜入沉思。班固在《兩都賦序》中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賦雖然是古詩的一種，但賦比通常意義上的歌詩在表現上要自由和豐富，一首賦的容量遠比一首絕句或律詩大得多。這可能也是新時期古典文化或古典文學復興以來，賦體文學重新萌動與興起的原因。

賦與其他詩體不同，最顯明的特點是鋪陳敘事，因而體量宏闊。漢大賦就是典型，不宜弦歌，但可言誦，故班固曰“不歌而誦為賦”。班固還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下之意，大夫必須要擅長鋪陳敘事，不會鋪陳敘事就無法從文字的角度掌控事件全局，既然無法掌控事件全局，又何德何能可做大夫？由此說來，陶武先寫賦，也是他寫作軌跡從詩詞到賦必然轉變的結果。如在《樂山大佛賦》中，先是極盡鋪陳描摹之能事，狀寫大佛形體雄偉高岸：“便便大腹容萬類，落落彪軀立大千。憑日月為燈，以乾坤作殿”。不僅如此，接下來不乏詩歌通感及擬人寫法的綜合交錯：“碧巒翠岫，韜光其后；駭浪驚濤，斂勢其前。賦形于大，或托懷大義；取位于高，乃寄意高瞻。”首先凸顯其高大宏闊的意象，繼而追溯大佛鑿造歷史，亦是避免就事論事，而是從“濁浪為殃”起因著墨，從“遂蒼生之愿太平，度丑類而歸至善”的初衷著意，突出“救人苦，身先茹苦；濟世難，義不辭難”的胸懷，并從“廢而繼興，隳而重建”過程生發“妙肖神仙，始賴百工造就；綿延香火，終由萬姓點燃”的感悟。在賦予大佛“正直”內涵的基礎上，又增加了“真善”。最后寫大佛融入風景之美好，依舊不限于人文風光的描寫再現，而是深入挖掘大佛對人世的啟迪，讓“經時者直面而成悟，厭世者旁觀而覺慚”“識迷途”“消妄念”，進入“止行超邁，進退安恬”之樂境。于是，“大佛其大，豈囿佛門之內；樂山其樂，不惟山水之間”，由物及人，使樂山大佛的存世價值得到了充分肯定。

在《寶山村賦》中，陶武先敘述了該村如何致富的過程，而最主要的原因是“與時而致遠，順勢以圖新”，是“前行者多恥茍安其境，后繼者未甘獨善其身”，在于“率眾治窮而思變，當先尚實以開今”，在于村民們懂得“進匪如前猶退，富而裹足必貧”。由此可見，陶武先作賦，雖在結句與敘事，但他也與歷史上許多優秀的賦作一樣，能借賦之形體呈現其心胸格局，以節奏與麗句凝結其思索與感悟。但純粹的思索與議論是有痕跡的，所謂“痕跡”就是難免淺顯，因此與詩性及美感難以將就。

從古典詩歌開始，尤其注重“立象”以盡意，在賦即鋪敘，賦一詞的本義之一就是摛文與鋪敘。讓事情與真理在細節中展現出來，可能不失為一種文學表達的理想狀態。好的賦作，應該是讓評議藏于鋪敘，是物與我互相觀照中的鋪敘，讓所有的抒情與議論被鋪敘的海浪所轢壓。或者說，那種特有的句式與修辭在理想的敘寫中最終平息于一種節奏和韻律之中，讓美感得以釋放。陶武先的賦作與當代許多優秀賦作一樣，是古典詩賦在今天的鏡像，或許這種古代文體在時間隧道中的穿越，讓人們能夠找回些許本源意義上的樸素與詩意，讓物象與河山在修辭中煥發新的光彩。

（作者系《中華辭賦》雜志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