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出場，首先是身體的出場，隨著知覺體驗在一瞬間綻出，由此世界從不可見的變為可見的。當先民以身體體認世界萬物，并用“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語言隱喻系統來為萬事萬物命名時，世界、身體、語言在誕生之初便是同源同構的。也就是說，被身體所投射的意義世界就是我們生存的處境，我們總是在一種肉身化的處境中打量世界、自我與他人的關系。故此，人的存在不只是笛卡爾所說的“我思，故我在”，還有梅洛·龐蒂所說的身體朝向世界的存在。

身體作為知覺主體，生成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同樣，詩歌中身體的知覺、形態和運動方式也建構了文本世界的意義。在所有的文學體裁中，詩歌這類文體或許最能彰顯語言的身體性。通過身體的觸發，詩人將自身的感受與經驗，經過想象與虛構化為“文本的肉身”。從根本上說，詩歌是一種極具身體性的文體。一方面，詩人的身體意識、身體觀念、身體經驗、肉身化的運思方式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詩人的詩歌創作；另一方面，詩歌語言的紋理肌質、句式節奏、風格、聲音等都塑造著“身體的在場”。此外，從新詩的發生和發展來看，身體的功能和意義是隨著新詩藝術的發展不斷被發掘的，當“身體”被進一步歷史化后，其表征的政治、社會、文化等意蘊更耐人尋味。可以說，“身體”不僅可以是詩歌的對象、主題，它更是一種重要的詩學維度。

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身體詩學”觀，李蓉在其著作《中國新詩的“身體”現代性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版）中，以身體哲學與身體美學為思想理論資源，深入新詩發展中的諸多重要詩學問題，探討新詩感性的發生和發展、富有身體感的新詩音樂性在現代的變遷、當代詩歌對“現代感性”的追求、新詩現代化進程中的“詩人”問題等等，多維度辨析身體與新詩現代化進程的關系。更重要的是，以“身體”作為方法，該書對新詩發展中一些極為重要的問題展開了細致的考辨，并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怎樣在詩學的意義上建立與世界的聯系并顯現其主體性？新詩如何在重視感覺的同時將現代的經驗熔鑄其中？現代主體與抒情現代性之關聯是什么？語言、身體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如何？詩人的“身體意識”如何影響他們的寫作？圍繞著這些核心問題，該書描繪了在“身體”的影響下，新詩的現代性展開是如何不斷建構與修正自我的，為讀者重構了一幅新的新詩史圖景。

在作者看來，身體一邊連接著主體的感受性，另一邊連接著現實的經驗，身體的感性與經驗在早期新詩的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最早的那批詩人，大多注重客觀和實感，卻止于一種散文化的“復寫”，而廢名注重主體的感受性和想象力，使得語言在工具論與本體論之間得到了平衡。同時，“感傷的詩”和“素樸的詩”代表了早期新詩兩種不同的抒情路向。早期新詩中的個人感傷主義的流行，是因為沒有認識到抒情的問題最終是一個語言問題，現代主體始終需要“通過與真實的身體以及語言、技藝的聯結而獲得呈現，否則容易走向虛張和浮夸”。這說明，如何把具身性的經驗與高超的詩藝結合起來，有力地表達現代生活的復雜性，是詩人們始終面對的重要課題。這樣的探索，從早期象征派到九葉詩派再到朦朧詩派等，都在嘗試著。

在對新時期以后的當代詩歌的論述中，該書關注詩歌文本中出現的特殊身體形態和身體書寫現象，闡釋這些現象背后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寓意。更為重要的是，在論述語言與現實的博弈時，該書聚焦于詩歌的“主體”問題與“詩人”問題，“身體在場”這一詩學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了。詩人創作的過程就是詩人的身體轉換為“文本肉身”的過程，因此“身體的在場”始終保證了語言與現實的有效連接，為文本注入清醒的現實精神和深厚的歷史意識。對于“詩人”問題，作者認為：“文本內的詩人形象是一個語言問題，文本外的詩人形象卻并非完全獨立于文本，它是在與文本的互動中呈現出來的……對詩人而言，重要的仍然是作品，以此為前提，詩人道德之‘善’與詩歌文本之‘美’之間能否構成一種對話關系才是最為關鍵的。”從“身體”出發，意味著摒棄靈魂與肉體、形式與內容、文本與現實等二元對立的思維窠臼，將語言、身體、世界視為一個處于動態關系的整體。身體默默承受著社會的規訓，一部身體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人類文明的歷史，言說與書寫正是身體的行動，因而同身體一樣，語言就是將沉默的“存在”從不可見的變為可見的——這正是文學藝術的真正使命。

總之，以“身體”作為方法，李蓉在這本書中既關注詩歌文本的內部分析，更重視宏觀的詩學理論。它為后續的身體詩學研究提供了諸多具有啟發性的思考。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