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筆創作這部小說時，“小鎮做題家”尚未成為公共語境中的熱詞。然而在《涉過歧流》的寫作過程中，這個詞突然闖入視野，從最初個體自嘲的標簽，逐漸演變為一代人的集體敘事。當編輯讀完書稿問我“你寫的是不是小鎮做題家”時，我啞然失笑——這看似偶然的耦合，實則折射出時代浪潮下無數人命運的共振。

我接受這一標簽，卻不愿將其等同于“失意者”。相反，在我看來，這群依靠“做題”走出小鎮的人已是命運的寵兒。只是人們慣于仰望高處，卻鮮少回看來路，便難以察覺自己的幸運，以及身后落下的更多同齡人。“做題家”們帶著各自的“小鎮”所賦予的韌性和脆弱闖入都市，完成了前半程的“改命”敘事；至于如何在異地落地生根、如何在流徙中安頓自我，則是后半程更為復雜的命題。

1990年，我出生在江西中部一個宗族村落。三千人的村莊同屬一姓，人情與規則編織成密網，維系著費孝通筆下“鄉土中國”的最后圖景。江西是勞務輸出大省，平日里的村落只有雞犬相聞，春節是村莊一年中唯一的沸騰時刻——候鳥般的打工者從各地歸來，帶回城市里的煙塵與鈔票，也帶回各自被小心折疊起的齟齬痕跡。十歲以前，我目睹鄉土社會在現代化浪潮中迅速崩解：曾經在我眼中幾乎萬能的祖輩老人，如今寂寥著獨守空屋，父母打工留下兒童和流浪狗一起肆意瘋跑，青壯年像蒲公英般四散漂泊。我亦是蒲公英中的一支：隨著大都市的風飄落上海。大城市的運轉慣性容不得人停頓回眸，很快就能模糊掉人對時間的感知，十年仿佛轉瞬即逝，我在清晨醒來常被某種失重感攫住——我究竟身在何處？既割裂了血脈相連的鄉土，又未真正融入齒輪鏈條中的都市。

不斷的流徙，這或許是我們這代人的共同處境。在上海，我結識了來自各地的朋友：普通話和體面的談吐讓我們不分彼此，但各自迥異的成長經歷和方言，又仿佛來自平行時空。遷徙者的身份是一層透明隔膜，讓我們既能窺見他者的生活，又永遠隔著一道無形的邊界。我在同齡人中體認到的這種割裂感，讓我對奈保爾筆下的移民文學產生深切共鳴——他的《大河灣》我讀過好幾遍，無論是跨越國境，還是跨出鄉土，剝離故土的斷裂、重塑身份的掙扎，本質上并無二致。我們都是被連根拔起的植物，在陌生土壤里艱難抽芽，一路丟棄方言、習俗，甚至記憶，只為換取一張“現代都市人”的通行證。

寫作《涉過歧流》時，我常想起那些消失在分岔路口的同齡人。他們中有人初中輟學去東莞打工，有人嫁作人婦囿于灶臺，更多人湮沒在制造工廠的流水線上。能戴上“小鎮做題家”光環的終究是少數，而更多人連成為敘事主角的資格都沒有。在懷想中，我得以深感自己的幸運：作為女孩，江西女孩，竟能幸運地被家庭全力托舉，沿著“讀書—考學—去上海工作”的“正確路徑”跌撞前行。這種幸運也讓我愧疚，也讓我警醒——當我們將人生簡化為“逆襲”爽文時，是否正粗暴地抹殺那些未被看見的軌跡？

小說里的主人公從十四歲跋涉至三十歲，和我一樣經歷了鄉土潰散、城市碰撞、身份重構，但這并非我的自傳。虛構是更自由的鏡子，能映照出千萬人的倒影。那些被遺棄的舊物、被淡忘的鄉音、被時代碾過的微小個體，都在文字中獲得了第二次生命。寫作如同考古，我不斷從記憶廢墟里打撈碎片：祠堂里燃盡的香灰、打工者塞給留守兒子的奧特曼玩具、春運綠皮車上此起彼伏的鼾聲……這些細節或許微不足道，卻是一個時代最真實的注腳。

三十五歲回望，我愈發感受到潮流的蠻橫之力。普通人如風中葦草，能做的唯有順勢俯仰。但寫作讓我獲得回望的停頓，甚至反抗的尊嚴：當現實世界加速遺忘時，文字成了最后的保鮮劑。書中藏著我秘而不宣的幽暗——對逃離者的嫉妒、對留守者的愧疚、對都市精致主義的疏離，也有對故土既眷戀又逃離的矛盾。完成書稿那日，仿佛卸下背負多年的行囊。它是我蛻下的舊殼，是瓶中小人的重生儀式，更是對所有“遷徙一代”的告白：我們注定要帶著裂痕生活，但正是這些裂痕，讓光得以照進來。

感謝所有助我完成這場精神遷徙的人。再會時，愿我們都能更從容地擁抱自己的來處與去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