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

一九八九年出生，本科畢業于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創造性寫作專業，曾任《新周刊》雜志副主編。九歲出版第一本作品，十二歲成為《南方都市報》等媒體最年輕的專欄作者，曾獲首屆朱自清散文獎、第七屆人民文學獎散文獎。已出版十余部文學作品，銷量超過百萬冊，被翻譯成英、法、德、日等多國語言。活躍于網絡媒體、電視媒體和其他跨媒體領域，與中外建筑師、藝術家進行藝術跨界等合作。

顧拜妮

生于一九九四年，碩士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小說常見于《收獲》《中國作家》《花城》《小說月報》《海外文摘》《中篇小說選刊》等刊。有作品入選第五屆城市文學排行榜，榮獲第九屆華語青年作家獎、現代文學館首屆《青春之歌》獎學金。著有小說集《我一生的風景》。曾從事寫作教師、圖書策劃等工作，目前自由職業，擔任多本雜志特約編輯，策劃“步履”“玫瑰空間”等欄目。

顧拜妮：為什么會想寫這樣一篇小說，可以聊聊小說的寫作過程嗎？有沒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蔣方舟：大概是因為我很喜歡逛美術館，看畫的介紹時，有時介紹會提及畫中的模特，有的是畫家的伴侶，有的只是無名的少女，作為創作的“繆斯”存在。我小時候覺得成為藝術家的繆斯女神是很幸福的事，她們的美麗被定格，在百年之后還有人欣賞。但是我現在經常忍不住想，她們真實的人生是什么樣的？她們被一張名作改變過人生嗎？是變得更好，還是更差？到底是繆斯照亮藝術，還是藝術照亮她們？她們有想過自己成為藝術家嗎？

比如世界上最著名的繆斯之一，伊麗莎白·西德爾，她有一頭很美麗的紅發，著名的《水中的奧菲利亞》就是照著她畫的。但是在畫這張畫的過程中，伊麗莎白因為一動不動地在冬天躺在浴缸里，染上肺炎，也因此開始對止痛藥上癮。后來，她與一位拉斐爾前派的畫家相戀，成為他的模特，但是畫家嫌棄她的社會階層低，相戀十年后才娶她。這個過程中，伊麗莎白反復患病，精神出現問題，婚后不久，丈夫也開始出軌。伊麗莎白年僅三十二歲就死去，去世八年之后，她的丈夫還打開她的棺材，取出自己曾經寫給她的詩。但是在當時的文化和藝術圈，這居然是一樁美談。

伊麗莎白也曾想過畫畫，甚至專門去藝術院校學習過，但是她的聲名始終在丈夫和其他以她作為模特的藝術家的陰影之下。當我知道這些，再去看那幅《水中的奧菲利亞》，我看到的就不再是畫家的技術，或是《哈姆雷特》里的情節，甚至不是模特本人的美麗，而是在想，當她在冰冷的浴缸里擺姿勢的時候，她在想些什么？也許很少會有人這樣想問題，藝術史是圍繞天才的藝術家建立的敘事，并且人們會原諒天才的乖張和古怪的性情。更著名的例子是畢加索，他四十五歲時認識十七歲的瑪麗·特蕾莎，于是上一個伴侶奧爾加就從他的畫中消失了。我看過一個展覽，展出畢加索以瑪麗為原型創作的超過一百件作品，其中包括那幅著名的《夢》，看展時我十分動容，回家之后卻想，后來呢？瑪麗后來怎么樣了？查閱資料后才知道，畢加索后來遇到下一個繆斯——攝影師朵拉，瑪麗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些都觸動我，讓我想寫下名畫背后繆斯的故事，尤其是那些不愿把自己的命運獻給一幅畫，而是拿回自己人生的女性，所以就有了《故事里總有兩個女人》這樣一個小說。故事發生在斯德哥爾摩附近的一個島，藝術家和他的繆斯看似過著童話般的生活，但生活的殘酷卻埋藏在表象之下。

顧拜妮：蔣老師成名很早，清華大學畢業，曾任《新周刊》副主編，后來又去中國人民大學讀了創造性寫作專業的碩士，錄制過一些知名節目，但這些年一直還在堅持寫作。寫小說對你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有沒有設想過另外一種不寫作的生活？

蔣方舟：我沒想到自己還能干嗎，我知道寫作現在是個越來越不光鮮時髦的行業，甚至可以直觀地感受到，在各種新媒介和社交網絡的沖擊下，全世界范圍內的文學讀者都在萎縮。但是，那又怎樣呢？我最近在想，隨著AI能取代越來越多人的工作，財富機會越來越有限，我們這一代，包括更年輕的一代人，可能真的要思考一下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么了。什么東西能帶給你快樂、價值感，讓你感覺到自己活著，在這個意義上，寫作是唯一讓我覺得自己存在的事。

顧拜妮：現在有非常多的年輕女性嘗試通過寫作來表達自己，可以給她們一些鼓勵和建議嗎?

蔣方舟：唯一的建議就是坐下來寫。經常聽到別人說自己有個好的主意、想法、靈感，寫出來一定很精彩，每次我都說，如果不寫下來，一切都不作數。寫下來，寫完，想想怎么寫得更好，這是唯一的方法論。另外，對自己的經歷和感受要誠實。我一直覺得女性表達的一大優勢是對自身的挖掘，用個人的經歷去描述一個時代，但很多女性會覺得自己的經歷沒什么意思，不值得寫，我的建議是如果你對自己的感受誠實，會發現任何一段普通經歷都可能引發無數女性的共鳴。比如我自己就從杜拉斯和安妮·艾爾諾的寫作中獲得了巨大的勇氣，尤其是安妮·艾爾諾，她以自己的恥感作為記憶的線索，去挖掘那些隱秘的羞恥，她認為恥感象征著我們記憶中最真實的那個自我。所以當閱讀她的作品時，會發現很多原本以為埋藏的記憶被重新挖掘出來。

顧拜妮：你似乎很喜歡旅行，前不久和你聯系時，你說正在從柏林去布拉格的火車上，非常冷。可以分享一下這段旅程嗎？這些年，旅行對你的寫作有什么影響？

蔣方舟：這次在歐洲玩了將近二十天，去了巴黎、柏林、布拉格、布達佩斯和維也納。這些地方我之前都去過，但感受還是不一樣，比如在柏林看到很多非常好的當代藝術展覽，關于女性，關于身份認同，關于戰爭和對歐洲未來的思考。在布拉格，主要是重新走了卡夫卡生活和寫過的地方，了解到他每次經過查理大橋，都會溫柔地撫摸每一塊石頭，再走一遍大橋，感受就會完全不同，你就不再是個游客，而是在想，我摸過卡夫卡也摸過的石頭。在布達佩斯和維也納，主要是感受奧匈帝國曾經的榮光，尤其是維也納，能看到很多哈布斯堡王朝的痕跡，整個城市就是一座歷史博物館。因為很喜歡歐洲歷史，所以逛這些地方就覺得很有意思。我覺得旅行最大的好處就是轉換一個環境，在同一個地方待久，看的想的都會變得同質化，到了不同的地方，會發現無論是人生還是寫作其實都是很廣闊的；另外，也可以更直觀地感受到世界上其他的創作者在思考什么問題。

顧拜妮：最近有看過什么和女性有關的書籍嗎？能否推薦一本給讀者，順便說說這本書為什么吸引你？

蔣方舟：今年最喜歡的一本小說是德國作家燕妮·埃彭貝克寫的《白日盡頭》，她假設了一個歐洲女人一生可能有的五次死亡，用一個女人的生命串起歐洲百年的歷史，經歷三個帝國、兩次世界大戰，每個章節都以想象女主人公如果沒有死亡會怎樣來切入，是我最近讀過的對個人命運和歷史之間關系進行思考的最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