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傳統，在中國自古有之，中國新詩的詩體建設可以分為“詩”的建設與“歌”的建設兩部分，伴隨新詩的發生，彼此一直在猶豫不決當中不斷被試驗。其中“歌”的部分，遠如聞一多、馮至、何其芳、吳興華等等，曾為之做過不懈努力；直至當代詩寫作現場，仍能看到詩人們在艱苦探索，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問題的核心在于，就古詩而言，漢字一字、一音、一義的特性，使得外在的漢語詩歌格律成為可能，因此從沈約規定“四聲八病”開始，漢語詩歌的音韻學特征初步成立，直至最終蔚為大觀。但新詩使用的是現代漢語，雙音、三音乃至多音節詞的大量涌現，使得原有的音韻范式幾無可能繼續適用，新詩自然或被迫呈現出自由散落的形態。

這一定是必然且合理的嗎？如果有改進的空間，可以從哪里入手呢？廢名曾說，“舊體詩因為形式是詩的，怎么寫都可以，都是詩；而新詩，因為形式是散文的，所以必須有一個詩意，再將文字組織串聯起來”。廢名敏銳地看到了中國古典詩歌除了大家所慣常認知的“抒情”“言志”之外，就寫作范式而言，大多內嵌有“起承轉合”的文章做法，也就是廢名所指認的“散文的做法”。在今天現代漢語普遍運用的詩的場域里，對于詩的“本質”的認知，我認為廢名的意見值得拎出來重新審視：就當代詩歌內核而言，它應當真正是“詩”而非散文的；在此基礎上，它的外在形式，應當有適應現代漢語的、全新的音韻表達，也就是仍然應當有它作為“歌”的另一部分。古代漢語四聲與平仄在詩中的運用，目的在于達到一首詩在語音層面的錯落，最終通過錯落形成整體感，這種錯落感與整體感如何在現代詩里實現，可能要思考現代詩中的分行與分節，以及詩句內部的調諧問題。

從文類的確定性而言，現代詩仍然應當有體、有格，并據此將它和其他文類斷然劃分開來。古典詩歌因為古代漢語的特性，平仄與四聲的穿插運用變得可能，對偶等形式技巧的發展讓寫作充盈智性的樂趣。古典詩歌的韻律，平仄在調節詩歌內部的節奏與氣息上，起著基礎作用。按啟功的意見，中國古典文學中的五七言律詩以及一些詞、曲、文章句中的平仄，大部分是雙疊的，好比一根長竿，可按句子的尺寸來截取它。

啟功所論的啟發，在于對于復雜的問題可以“極簡”地“建模”。現代漢語中巨量的雙音節詞、三音節詞乃至多音節詞，使得詩的形式上的工整幾乎不可能。那么，可不可以另有一種普遍的規則貫穿進來，既兼顧古典詩歌的形式美學，又適度平衡現代漢語的語用習慣？也就是在現代詩當中，讓分行與分節成為一首詩節奏、氣息調諧的有意識運用。我的設想是：在氣息的調正與聯結上，不妨在一首詩當中，尋找基本的建節單元；此外，一句之中，近似地調諧出節奏與氣息，通過參差錯落，生出無窮的搖曳之美。暗中迎回詩的“歌”的部分，節制詩中的節奏與氣息，形成現代詩自身內部的錯落，產生出抑揚頓挫之效，最終形成一首詩形式上的整體感。

現代詩歌的體與格，前人多有嘗試，無論引入“商籟體”還是依據音尺、音步、頓等來自我建體，從結果看，依然有著難以獨自解決的諸多困難。比如上述談到的擬想中一首詩內部的最基本單位，究竟該如何去精確定義它，并使之具有明確、簡便的可操作性，以及如何始終保持鮮活、靈動，不會陷入機械乃至顢頇等，都需要進一步思考和實踐。

在嚴格音韻學意義上的詩本體已經基本退位的情況下，賡立何種詩本體確實是一件深遠的大事。但無論如何，詩人仍然應當是自覺的聲音學家，詩人敘述的過程中，語言的節奏與氣息究竟怎樣以及如何能夠恒定、持續地參與到詩歌書寫中去，最終形成富有高度意蘊并有可組織性的建句、建行與建節，都是有價值的思考。

（作者系《安徽作家》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