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源遠流長，姿態豐盈。溯其初始，皆以《詩三百》為中原之代表，以《楚辭》為南方的代表。浙江偏處東南，似皆無預。其實，萬年上山遺址被譽為“遠古中華第一村”，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越州禹廟的存在，知古越人對以編戶齊民到三皇五帝傳說之形成，也不遑多讓。越地保存的《彈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詩中記錄了初始人民與百獸競逐的生存狀態，有可能就是中國保存最早的古詩。而時代不晚于戰國的《越人歌》，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的天籟，表達古越人兩心相悅、傾情訴述的真意。在南朝時期的《阿子歌》《錢唐蘇小歌》中，還能體會到古越民歌這種明麗之聲的賡續和弘傳。

秦并六國，天下設郡，會稽郡為三十六郡之一，也為越地州郡之始。到有唐一代，今浙江境內設有十州，雖歷代區劃皆有調整，省境規模大致底定。十一市的格局雖確定于晚近，但各市歷史上無論稱郡稱州稱府，無不文明昌盛，文士群出，文化發達，存詩浩瀚。

就浙江在中華文化版圖中日顯昭著的地位而言，我們可以提到幾個很特殊的時期。一是西晉末永嘉南渡，大批中原士族客居江南，僑居越中，越中山水秀麗，躍然于文化精英的筆端：“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山陰道上，剡溪沿流，留下大量珍貴記錄。南北對峙，南朝綿續，越地經濟發展，景觀也廣為世知。二為唐代安史之亂后，士人南奔，實現南北文化的再度融合。中唐偉大詩人白居易、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皆出身于北方文化世家，但出生或成長在江南。浙江東西道之設置將今蘇南、浙江之地分為兩道，其文化昌盛、詩歌豐富，已不遜于中原京洛一帶。三是唐末大亂，錢镠祖孫三代割據吳越十四州，出身底層而向往士族文化，深明以小事大之旨，安定近百年，不僅使其家族成為千年不敗、人才輩出的文化世家，也為吳越文化造就無數人才。四是靖康之變，宋室南渡，定都臨安即今杭州，更使浙江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此后九百年，浙江在全國舉足輕重的地位，歷經江山鼎革，人事變遷，始終沒有動搖。

浙江人杰地靈，文化繁榮，山水奇秀，集中體現在每一時代、每一州郡，皆曾出現過一流人物，不朽著作，杰出詩篇。“詩話浙江”的編著，即以省內十一市域各為單元，選編歷代最著名的詩篇，以在地的立場，重視本籍詩人，也不忽略游宦客居之他籍人士，務求反映本土之風光人情，家國情懷，文化地標，親歷事變，傳達省情鄉情，激發文化自信，培養鄉土情懷，增進地方建設。

唐人元稹有“天下風光數會稽”之句，引申說天下山水數浙江，應該不會有人反對。東晉孫綽《游天臺山賦》以全景式的鳥瞰寫出天臺山之俊奇雄秀，王羲之約集家人朋友高會蘭亭，借山水寄慨，是越中詩賦寫山水之杰作。廣泛游歷，寄情山水，留下眾多詩篇的劉宋大詩人謝靈運，以詩作為山水賦予了靈魂。本套叢書中杭州、紹興、臺州、溫州、麗水、金華諸冊，皆收有謝詩，如“林壑斂暝色，云霞收夕霏”之絢爛，“白云抱幽石，綠篠媚清漣”之嫵媚，“明月在云間，迢迢不可得”之企羨，“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驚喜，“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之特寫，“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之素描，“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之觀察，無不在瑰麗山川描摹中投入自己的真實情感，開創了山水詩的無數法門。此后歷代詩人，無論名氣大小，游歷深淺，無不步武謝詩，傳達獨到的觀察與體悟，留下不朽的詩篇。

浙江各市皆有標志性的名山秀水，且因歷代官民之開拓建設以及歷代文人之歌詠加持，而得名重天下。以舊州名言，臺州得名于天臺山；明州得名于四明山；處州本名括州，因括蒼山得名，避唐德宗名而改；湖州得名于太湖。南湖煙雨，孕育出以朱彝尊為代表的浙西詞派。西湖名重天下，離不開白居易和蘇軾兩位大詩人任職時的建設疏浚，更因他們寫下無數膾炙人口的名篇而廣為世人所知。有些名山云深道險，如雁蕩山，弘傳最有功者為唐末詩僧貫休，以蘭溪人而得廣涉東甌名山，“雁蕩經行云漠漠，龍湫宴坐雨蒙蒙”二句極其傳神，此后方為世重。類似例子還有很多，讀者可從全套叢書中細心閱讀，會心感悟。

其實，山靈水秀觸發了詩人的靈感，詩人的名篇也促使人文景觀的升華。南朝詩人沈約出任東陽太守期間，在金華建玄暢樓，常登樓觀景抒情。更特別的是，他還寫了與樓相關的八首抒情長詩，世稱《八詠詩》，名揚天下。后人更將玄暢樓改名八詠樓，成為有名的故事。衢州爛柯山又名石橋山、石室山，因南朝任昉《述異記》云東晉王質入山砍柴迷路，遇二童子對弈，著迷而耽擱許久，欲歸而發現斧柄已爛，從此有爛柯之名，且因此而成為圍棋仙地。縉云仙都山以鼎湖峰最為著名，因其拔地而起高達一百七十多米的石柱而備受關注，傳為黃帝置鼎煉丹或飛升處而知名，更成為國內著名的黃帝祭祀地，歷代相關詩歌也很多。

在歷代詩人的共同努力下，浙江各市皆形成了有全國重大影響的山水名區與文化地標。近年在國內外有重大影響的浙東唐詩之路，借用唐代詩人宋之問《題杭州天竺寺》“待入天臺路，看予度石橋”所言，即其起點是杭州，東行經紹興、上虞，至剡溪經新昌、嵊州，目的地是天臺山，沿途著名景點有鏡湖、曹娥廟、大佛寺、天姥山、沃洲山、石梁飛瀑、國清寺等。六朝至唐的另一條詩路，則是從杭州溯錢江而上，經富陽、桐廬、蘭溪、金華、麗水、青田而到溫州，沿途名區也不勝枚舉。

浙江民風淳樸，勤勞奮發，但也有慷慨悲歌、報仇雪恥的另一面。浙江歷代無數仁人志士，為國家民族生存，為鄉邦安寧發展，曾做過許多可歌可泣的努力。舟山在浙江偏處邊隅，有兩段往事尤可稱頌。一是南宋初金人南侵，宋高宗避地舟山，在海上漂泊數月，方得保存國脈。二是明清易代，浙東抗清武裝退居海上，張煌言以身許國，以舟山為重要支點，堅持斗爭，所作《翁洲行》傾訴了滿腔愛國激情。同時陳子龍、顧炎武都有聲援詩作。吳偉業所作《勾章井》寫魯王元妃的以身殉國，也可見其情懷所系。近代中國劇變，浙江受沖擊尤甚，本書收入龔自珍、左宗棠、郭嵩燾、蔡元培、秋瑾、魯迅等人詩作，分別可以看到有識之士在世變中守衛國家領土的努力、放眼看世界的鴻識、反抗清王朝的革命，以及創造新文化的勇氣。雖然人非皆浙籍，詩或因他故，他們的功績是應該被記取的。

浙江海岸線漫長，自古即多良港，由于洋流的原因，日本遣唐使和學問僧多以越、明、臺、溫四州為到達和返國之地。名僧最澄、空海、圓仁、圓珍都在諸州廣交友人，廣參名僧，訪求典籍，體悟佛法，歸國后分別弘傳天臺宗和真言宗，寫就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筆。圓珍在中國的授法僧清觀，曾寄詩圓珍，有“叡山新月冷，臺嶠古風清”二句，傳達中日佛教界的血脈親情。宋元之間的一山一寧、無學祖元，再度東渡，在日本弘傳臨濟禪法。至于儒學東傳，特別要提及明清之際的朱之瑜，在長期抗清斗爭失敗后，東渡日本，受到江戶幕府的熱忱接納，開創水戶學派，弘揚尊王攘夷的學說，成為日本后來明治維新的重要思想資源。至于寧波開埠以后西學的傳入，也可從詩作中得到啟示。

至于浙江對中國學術文化的貢獻，可講者太多，大多也可在本套叢書中讀到。先從天臺山說起。佛教天臺宗創始于陳隋之際的智者大師智顗，其辨教思想與天臺法理，皆使佛教中國化達到空前高度，數傳而不衰，更在日本發揚光大。天臺道教則以桐柏宮為最顯，司馬承禎為宗師，與茅山、龍虎山并峙為江南三重鎮。縉云道士杜光庭避亂入蜀，整理道藏，貢獻巨大。寒山是天臺的游僧，書寫于山巖石壁上的悟道喻世詩作，由道士徐靈府整理成集，流傳不衰，并在現代歐美產生廣泛影響。道士而為僧人整理遺篇，恰是三教和合的佳話。至于宋末元初三大家王應麟、胡三省、馬端臨，皆生長、著述于浙東，而清初三大啟蒙思想家中的黃宗羲也是浙人。黃宗羲子黃百家，更是中國弘傳哥白尼日心學說之第一人。更應說到宋陸九淵、明王守仁倡導的儒家心學一派，明末影響巨大，至今仍廣受注意。至于朱子后學如慈湖楊簡、東發黃震，亦曾名重一時。

浙江物產豐饒，各市縣鄉鎮都有各自的特產與名品。如果舉其大端，則為茶、綢、果、筍。茶圣陸羽是今湖北天門人，但成名則在今湖州與江蘇常州共有的顧渚茶山。陸羽不僅致力于茶的采摘與制作工序，更講究茶的烹煮和水的選擇，曾設計組合茶具套裝。陸羽存詩不多，但湖州歷代詠其茶藝之詩絡繹不絕。白居易《繚綾》寫越州所貢羅綃紈綺，有“應似天臺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的描述，進而質問：“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直至近代，湖絲、杭綢一直廣銷世界。浙江果蔬豐富，如余姚楊梅、黃巖蜜橘、嘉興槜李、湖州蓮子、紹興荷藕，皆令人齒頰生津，品啖稱快。竹林遍布浙江，既可采以制作器具，又可食其初筍而得天然美味。宋初僧贊寧撰《筍譜》，主要采樣于天目山筍。古代文人以竹取其高雅，食筍更見其清新出俗，在詩中也多有表達。

（作者：陳尚君，系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