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學蕓的長篇小說《太和》第一次鄭重其事地將“囤子媳婦”，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童養媳”的故事如此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作為傳統男尊女卑觀念的犧牲品，小說主人公“潘大丫”潘美榮年僅8歲就被自己的母親從潘家寨騙到了罕村，從此開始了她作為“囤子媳婦”的漫長人生。小說并沒有從頭寫起，它開始于99歲高齡的潘美榮那次猝不及防的絆跤，敏感的讀者顯然能夠感覺到，這大概是個不祥的征兆。而當“死鬼”劉方化身“綠毛怪”，帶著滿身的小螺螄來頻頻作祟，一聲聲叫喚著“潘大丫，你咋這渾”時，所有的跡象都在預示那個最后的終局了。當死亡變得不可避免時，潘美榮終于開始懷念那些過往的歲月，重新審視曾經的苦難與歡笑。

小說以潘美榮內心獨白的方式細致入微地展開，夢境與回憶反復交織，幻象和現實相互夾雜，由此詳盡描繪了主人公瀕死之際的最后掙扎，以及等待親人的最后時刻。在這將死之人對自己一生的深情追憶中，我們清晰辨認出她那令人深感絕望的日子，被原生家庭拋棄的孤獨感，在“表嬸”家遭受的諸般屈辱，一家人所承受的歷史苦難與創傷，婚后遭遇的背叛和困擾，以及丈夫自殺令她深陷的長久悔恨……

這種著力表現傳統女性“地母”式的堅韌與不屈的作品，我們大概并不陌生，當代文學貢獻了太多此類典型形象。然而，《太和》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不僅呈現了早已銷聲匿跡的“童養媳”的生活苦難史，更展現出一個時代的女性苦難史。小說在潘美榮之外，也著力刻畫了眾多其他女性，她們的命運同樣令人扼腕嘆息。如果說嗜賭的母親屬于“自作孽，不可活”，那么，一生操勞的表嬸、“隔山買老牛”匆忙出嫁的劉園，甚至是有著“狐貍精”之稱的張二花，誰又不是苦命的女人？她們共同鑄就了男尊女卑時代的女性群像，也共同見證了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的復雜與豐富。

對于《太和》來說，重要的不是呈現苦難，更不是渲染苦難，而是竭力凸顯一種面對苦難的生活態度。小說中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在于，潘美榮并沒有為了“換個活法”而參加革命，盡管她曾經一度離革命如此之近。當三位八路軍女戰士在家借宿時，誠摯的情感動員讓她無比動心，然而在一番猶豫之后，她最終還是留了下來，繼續做童養媳。這里的“虛晃一槍”，使得小說自動溢出了我們所習慣的革命敘事框架。曾幾何時，為了對抗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不公正的女性待遇，革命女性往往以決絕的姿態投身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運動，革命的意義也正在于此。但是對于潘大丫來說，諸如“三民主義”“反對買賣人口”等外來詞匯，只在她心里泛起一絲漣漪，并沒有從實質上改變她的生活。

因此，《太和》的不同尋常之處在于，這里的故事與我們熟悉的20世紀主流敘事截然相反。潘美榮并沒有如人們所期待的，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進而奔赴革命的光明坦途。這一點正如小說所言的，“若是跟她們走，就改了自己的命運，也改了別人的命運”“說不定會改變很多人的命運”。然而在出走革命的“當口”，她突然留戀起腐朽舊家庭的親情倫理，便又留了下來。這一念之間的“沉淪”，改變了小說的整體走勢。

對于作者尹學蕓來說，她并非不關注女性命運的反抗話題，只是她所關注的“反抗”不再是以革命的決絕方式展開的對于不合理的舊社會制度的“大反抗”。小說集中呈現的恰是更為隱秘的女性的堅韌與隱忍，以及以此為基礎對于個體命運的默默承受。在她這里，“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沉默”竟然成了最后的反抗武器。這一點恰如小說所言：“大多數人都無法選擇自己的生活環境，但至少我們可以選擇用什么樣的態度面對人生。”是的，人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命運，但他們可以選擇以什么樣的方式去面對這無情的命運。對于那些苦命的女人來說，無論經歷怎樣的風雨與滄桑，生命的意義在于如何去面對這場不斷變遷的旅程。

這便不得不談到小說的標題“太和”所寄予的獨特內涵了。正如作者所言，“長篇小說《太和》，以薊州區內一座大洼的名字命名。”但在“太和洼”的地名之外，“太和”還包含著更為深刻的人文意涵。所謂“太和”，指的是天地之間的沖和之氣。或者說，太和就是人的精神、元氣，以及平和的心理狀態，亦是陰陽會合沖和之氣。“白頭萬事都經遍，莫為悲傷損太和”，小說意在以平和自在的心情，去度過人生的一切苦難。

就像潘美榮真正去做的那樣，面對生活中的苦難與不公，她不是去奮起反抗，而是默默地承受，以一種萬事經遍的寬厚與仁慈去與生活的一切苦厄達成和解。比如，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終于與年少時曾執著認定為造謠生事、意圖霸占房產的二爺爺達成和解，誠摯的歉意意味著她終究能夠坦然接受那個不幸的真相，對家庭變故所帶來的心靈創傷也最終釋然。這同時意味著對于一切苦難的根源——她那位荒唐而又狠心的母親的最終諒解。此外，“和解”還包括與“出軌”背叛的丈夫劉方的和解。多年之后的歷史追憶，終究讓潘美榮發現，“死鬼”劉方雖有過錯卻罪不至死。她在一遍遍的回溯和反省中終于內疚地發現自己的問題所在：正是在劉方的絕境之中，憤怒的她讓他無處可去，這間接導致了他的跳河自殺。盡管事實上，那天晚上她并沒有插門，但也正如老三所說的，未嘗不是她親手殺死了他。由此連帶的是，與丈夫出軌對象張二花的和解。張二花是這一條街的笑話，“誰提起她都會啐一口”，但小說最后，潘美榮終究明白，張二花其實也是不幸命運的受害者。這種同病相憐的感覺，讓她在最后的時刻還能夢見自己跟張二花勾肩搭背走，“像極了一對老姐妹”。

在《太和》中，這種和解的意味被空前強調。善良、隱忍、寬容，以德報怨，“知世故卻不世故”的傳統美德也被重新開掘。因此，這里要落實到的，其實是一種樸素的人生哲學，即小說中二先生的孫子所念叨的，“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自恨枝無葉，莫怨太陽偏。大家都是命，半點不由人。”于是，小說至此出現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價值歸返。在革命經典之外，類似陳思和所說的“民間隱形結構”的價值理念凸顯。這也顯然被認為是更加穩固和永恒的所謂“超穩定結構”。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部“用一個女人的百年人生”所寫就的“寫給天下母親的一本書”，恰是某種從革命中溢出，重返民間社會“超穩定結構”的小說文本。我們得以從中領略的那種柔韌而堅定的美德，以及基于隱忍的價值所突顯的女性力量感，部分地呼應著今天這個時代的價值理念。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