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日戰爭向人民解放戰爭發展的轉折時期開始，到新中國建立后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再到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民族偉大復興而接續奮斗的新時代，賀敬之風雨兼程的詩人生涯，綿延到現在，將逾百年了。這是特別值得祝賀的！在向百歲詩人祝嘏的時候，我們意識到這個時間節點意味著已獲得了一個較長較寬的歷史時空，可以較為準確、完整地衡照詩人的創作實績和歷史地位。

“風物長宜放眼量”，現在是時候了，以大歷史觀的視野，來估量衡鑒賀詩在當代詩史上的獨特地位，這應該是我們現在切迫而嚴正的工作。這是需要從多方面合作進行的研究工作。

作為無產階級堅定而忠勇的革命戰士，賀敬之在黨和國家的文藝事業上的卓越貢獻是全面的。他是詩名卓著的詩人，同時也是形成了自己的詩學形態的文藝理論家，又是黨領導文藝工作實際負責的工作者。綜合地看他在文藝戰線上的創造性的工作實績，是我力所未逮的。我比較熟諳的只是他在詩歌創作方面望今制奇，獨鑄偉詞，開一代新詩風的創新成果和巨大影響。作為畢生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人民解放事業歌唱的才華橫溢的歌手，作為社會主義時代始終不倦地為黨領導的中國現代化事業描繪瑰奇畫卷的畫師，賀敬之在創作的盛果期奉獻給祖國和人民的那些詩篇，早已像鉆石一樣恒定地鑲嵌在詩的星空上了，這些華章，主要是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和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間出現的。曾經有論客斷言，他和他同時代的“共和國合唱團”的詩人群，唱的已是“過時的老皇歷”，行將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聲光會喑啞熄滅。但是，塵謗未落，歷史進程的迅速推進，卻使中國人民又聽到了在風煙滾滾中沖騰而起的雄強偉美的歌聲——那是我們一輩又一輩那么熟諗地認定了的賀敬之的聲音，一次又一次不斷地回答“今日的世界”的聲音。歷史提示著我們，賀詩始終在中國人民的文學生活和精神世界里存在著。賀詩在人民跨進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為偉大的民族復興奮斗的新征程中更加鮮明地呈現了強烈的亮色。這種辨識度是屬于歷史的。

恩格斯曾經指出:“歷史有它自己的步伐，不管它的進程歸根到底是多么辨證的，辨證法往往還是要等待歷史很久。”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當然有足夠的耐心來等待辨證法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勝利實現；但在正確判斷賀詩的歷史價值這件事上，時間老人并沒有讓我們等待太久。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步伐，在低調但蹄疾步穩的行進中實現了讓世界驀然回首、照目一新的感覺。在這種驚艷感中，中國的千事萬物的面目突然清晰、明白了起來。賀詩這一文化風物的輝光也洗塵而凸現，鮮活如昔了。從大歷史時間的觀點看來，賀詩的真實面目及關于它的高下輕重之爭的結論，跨進新時代的普通中國人馬上很清楚地感覺到了。

予生也晚，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后開始學寫文藝評論又主要肆力于小說領域，于當代詩歌連略窺涯涘都談不到，對賀詩及其詩學更是素無研究。但是，我是從青少年時代起就聆聽著《南泥灣》《七枝花》《翻身道情》等歌詩中，沉浸在《白毛女》劇詩中長大的，是千千萬萬賀詩革命詩教的獲益者之一。最近我重溫了那些曾激動過我、點燃過我的青春進行曲，便覺得是對青年時代經歷過的精神洗禮的一次詩情的復按和體驗。

不過，要在理論上科學地認識賀詩的歷史地位與詩學價值，我還是覺得自己的眼力不夠，必須研習、借助那些前輩批評家早已做出的研究成果——這些對賀詩正確而深刻的評論文章，大都裒集在《賀敬之專集》里，摘錄、匯評在何火任《賀敬之評傳》中。其中有的評論文章，在研究賀詩上能夠達到歷史的、美學的批評均衡的統一，我覺得是在當代文學批評史上應該著錄的。我現在想簡括地說一點對賀敬之詩歌的認識和理解，可以說是綜合、融匯了評論界前賢們的真知灼見的一點學詩心得。學詩，評詩也是需要心傳的。且允許我附前賢之驥尾而略作發揮吧。

賀敬之是我國當代詩史上卓絕一時、震爍千秋的政治抒情詩人。無論是在他放聲歌唱的那三十年間，還是在他更多地在理論形態上堅持和發展政治抒情詩詩學的后期二十多年里，他都是時時不忘初心、點燃理想的心燈并不斷地為之注燈油、撥燈芯的豪放的浪漫主義詩人。他是繼承著我國源遠流長的積極浪漫主義詩歌傳統而又“具一家之體”的詩國革新者。他的政治抒情詩，可以說已經開創并形成了膾炙人口的“賀敬之體”。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的美學上的意義，他反映現實生活、摹寫時代風云時所持的視角，所著力的重心，常常不在于客觀而具體繪狀大歷史變動進程中“命運的變局”，而在于聚焦超越于曲折而漫長的歷史進程之上的革命理想和對共產主義未來的向往和追求，并使這種向往和追求的抒發達到詩意的升華，達到感情燃燒的火熾程度。賀詩是最具當代政治性和詩的高度概括性的。他永遠為他所面對的每一個特定時期的當代世界歌唱；但每一發聲，卻總是視通萬里，思接千載，在盡可能寥廓的時空里呼喚未來，瞻望理想。

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最具有當代性的特征。我認為，這種當代性，是隨著歷史的進階，層累地、螺旋式上升發展的當代性，是向著理想、向著人類進步的未來持續發力的當代性，是高度地渾括了歷史發展大勢并吐納于詩筆之下的當代性。這就是賀詩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有時跳舞在波峰，有時隱現于浪谷但永不會沉沒的原因。賀敬之曾寫過《紀念席勤逝世一百五十周》的文章（1955年5月），他在文章里曾引用席勒的預言：

“這一時代對于我的理想還不成熟，/我生活著是作為未來世紀的一個公民。”

然后詩人充滿自信地說:“我們將會把正義事業的勝利表現在今日的現實中，而不是只可能表現在浪漫主義的理想中。席勒的理想將由我們來實現。”但是，歷史進程的曲折性和緩滯性，在賀敬之及身可見的現實中，已經展示出遠比預期的更加復雜，更加蹣跚和更多蹉跌，以至有一些論者在感覺遙遙無期的等待中陷入了幻滅。這時，中國共產黨英明、卓越的領導人之一的陳云嚴肅地指出:“共產主義不是遙遙無期，而是遙遙有期。”這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陳云同志眺望未來，眺望人類發展的大目標發出的堅定的、積極的浪漫主義的政治家之聲。此曠世大音一出，不忘初心的中國民眾，莫不聞聲動容，于心有戚戚焉。在賀敬之晚年的新古體詩中，我們就聽到了不少這種與之桴鼓相應的詩聲。我想，賀敬之也可以像席勒那樣說:“我生活著是作為未來世紀的一個公民”。賀詩政治抒情詩的詩性特質，也許就永存在這句詩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把賀敬之稱為社會主義中國的、當今世界東方的席勒。他的積極浪漫主義的政治抒情詩，是永遠屬于先進的、不忘初心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也是永遠屬于全世界進步人類的，屬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擎理想之旗的人們的。

2024年11月8凌晨2時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