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作這件事上，我是一個懷疑主義者。”在《聲音博物館》的自序中，向迅如是說。

對向迅的創作有所了解的讀者，大概都會有這樣一個印象：向迅是一個對寫作有清晰的自省意識的作家。這種對寫作的懷疑意味著，寫作者始終葆有對寫作的敬意，以及對寫作及其倫理的深刻自省。這種自省表明，向迅的寫作，其立意或目標，其實更多是在尋找一種與自我密切的對話關系。當然，這種對話關系既不僅止于創作者內在的自我吁求，也不意味著他的寫作僅僅是一種指向私人領域的思想操練，而是說，在關于寫作這件事上，向迅顯然有獨屬于他的認識和理解，有清晰且明確的目標。這個目標促使他的寫作在持續推進，因而無怪乎時常會有周期性的懷疑或“不滿”：“我到底想寫什么樣的文章。這是發生在我身上的周期性事件，每隔一段時間，它就會發作一次。我對過去以及當下的寫作狀態，似乎不曾滿意過；對過去寫下的那些文章，亦作如是觀。”（《七月晚餐：南方幻想故事集》后記）

如果從這個角度進入向迅和他的文學世界，我們不難發現，向迅的文學創作在關于主題、互文性以及文體等方面，實際上不斷生發著一種關于寫作、關于生命經驗的省思。在這個意義上，“寫作及其不滿”便構成一個觀照向迅作品的關鍵詞。

“寫作及其不滿”這個說法，自然是套用了弗洛伊德的名著《文明及其不滿》，雖別無新意，但對進入向迅的寫作而言，未嘗不是一條相對便利的路徑。如果說弗洛伊德所謂“文明及其不滿”，展現的是個體的心理世界同社會結構之間的緊張、矛盾關系，那么，“寫作及其不滿”指向的便是寫作者自身同其所從事的創造行為（文學創作）之間的辯駁或詰問，這種“不滿”源自對寫作倫理和意義的自覺或焦慮。從另一個層面來看，“寫作及其不滿”，本質上關涉的是哈羅德·布魯姆意義上的“影響的焦慮”，也即對“正典”或前輩作家的超克，只不過向迅深耕的方向，更多是從自己出發。向迅在散文、小說這兩種文體之間的跨越和切換，很大程度上闡釋了這種“影響的焦慮”及其生動性。

關于主題：一條通往內心世界的小徑

如果將向迅的創作做一個總體量化，會發現他的作品其實并不算多，這一點從他對寫作的猶疑和謹慎態度上，也能看出來。一個寫作者，對寫作始終葆有一份敬意，總歸是一件好事。這意味著，寫作的首要任務是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而非主題先行或隨大流。

向迅的寫作主題相對集中，特點也較為明確，筆下的文本多與父輩生活、童年經驗、鄉村生活密切相關。在我看來，寫父輩生活并為其著篇立傳，意在追尋“隔世的背影”，其間閃爍著獨屬于向迅的回憶詩學，情感與思緒雖顯斑駁，卻尤為動人；以孩童視角或寫童年經驗的諸篇，意在總結、清理個人成長的軌跡，筆尖傳遞的乃是一種對自我成長的見證，字里行間不無失去或告別的憂傷；寫鄉村則大抵因為“僑寓”到了城市，因此也有了幾分魯迅意義上的“鄉土氣”，筆間傳遞的更多是念茲在茲的情牽。然而，不論主題如何，向迅的路徑卻始終是清晰的：寫作是一條通往內心世界的小徑。

就其作品而言，散文集《與父親書》的寫作主旨游弋在對父輩生活的理解與總結、對個人成長經驗的回望與清理這兩重主題之間；小說集《七月晚餐：南方幻想故事集》最為顯豁的主題，依然是父親與成長，不過，小說筆法也為其宕開了更多的空間和余地；《誰還能衣錦還鄉》《斯卡布羅集市》《聲音博物館》這幾個集子，主題上略顯駁雜，更多像是在做寫作上的準備。具體來看，同名小說《七月晚餐》寫的是父親缺席之后，孩子逐漸克服恐懼的成長故事；《父親失蹤史》則寫出了孩子通過日記閱讀父親，并且建構缺席的父親形象的過程；《白色燈塔》在夢境與現實的關聯中寫尋父的故事，讓人不禁想起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其背后的題旨依然關涉父親與成長。

散文集《與父親書》更是一次集中的對父親、對記憶的清理。《鼠患之年》寫家庭生存的艱難，一幕幕細碎的人生體驗，在面對父輩與自我成長的雙重主題中展開和完成。在漫長冰冷的陰雨季節里，鄉村生活的社會學維度、農事生活及其相關的經驗，全部被用來詮釋那些隱忍、沖突、傷痛和不辭辛勞。《九月永存》寫“我”同患病的父親一道乘坐公交車去醫院做檢查，那種被恐懼和不安所籠罩的氛圍以及由此引發的人生思考，通過“我”對父親言行舉止的觀察和敘錄而得以呈現。《獨角獸》同樣寫患病的父親，角度卻是父親在面臨不治之癥時所展開的遐想，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慌亂、矛盾、挫敗。《巴別塔》寫父母至親之間的誤解與隔膜，飽含對生活和親情的深刻理解。《時間城堡》寫父輩在碎散的語言及印象中，抵達生命真相的無力與無奈。這些游走在父與子、成長與憂傷中的篇章，道出了向迅的寫作初衷和訴求。在《與父親書》后記中，向迅坦言，寫父親的目的是為了拆除和翻越那堵橫亙在“我”與父親之間的墻，是為了不忘卻。然而，與沉默的父親所造起的那堵墻相比，遠去的時間之流對記憶、生活和過往的阻隔，其實遠勝于此。這或許才是向迅追求挑戰“有難度的寫作”的核心要義。

關于互文：不斷深耕、持續精進的創作追求

向迅作品的互文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指他的寫作與其他文本之間的關聯性，即與他所閱讀的“西方正典”之間的互文性，二是他不斷持續的文學創作與他已經寫就的文本之間的互動性。

第一重的互文性，顯示的是作者本人的閱讀史或文學積累，它的本意在于同經典文本產生互動或對話。比如讀《沙之書與巴比倫花園》，不難讓人聯想到博爾赫斯的《小徑分叉的花園》，一個故事的多重講法，衍射出一種開放性的敘事思維；讀《妻子變形記》，不難想到卡夫卡的《變形記》，夢境與現實交織在一起，營造出一種荒誕的美學氛圍；《時間城堡》則讓人容易聯想到卡夫卡的《城堡》。困在時間里的“我”，正如同那個被困在城堡外的、名義上的土地測量員K，因無法抵達真相而永遠活在與過往的糾葛與拉扯當中。如前所述，這些互動既顯現出向迅的文學滋養，也見證著他寫作上的不停探索。

第二重的互文性指向的是向迅的文學創作本身，它呈現出一種文本間的關聯與互動，透露出向迅所關注的文學領地和方法。比如小說集《七月晚餐》中的篇章，與散文集《與父親書》《聲音博物館》《斯卡布羅集市》《誰還能衣錦還鄉》之間的關聯性。又比如小說《我所認識的巨翅老人》與散文《無名之輩》《盡是他鄉之客》等篇之間的關聯，所寫大都是生活在我們的日常周邊的小人物故事。《鄉村安魂曲》《小鎮藝術家》《懸置地帶》《時間城堡》《姓李的樹》等，則專注于敘事層面的探索，是帶有實驗性質的文本，目的是找尋屬于自己的修辭、腔調乃至句子。這些相互關聯、貫通的篇章里，既充滿著靈光乍現的寫作激情，也有挑戰、探索“有難度的寫作”的沖動，更有在語言、敘事層面不斷深耕、持續精進的創作追求。

關于文體：以敘述語調統合散文與小說

從文體的角度來看，向迅的創作總體呈現出兩副筆墨，即散文與小說。如前所述，向迅創作的自主意識更多指向的是一種寫作與自我的持續互動。這意味著，寫作之于向迅，本質上是一種探尋自我成長、張揚精神特質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最適宜的文體應該是散文，因為散文是更能體現“人文互證”的文體形式。

向迅的散文和小說，總體來說文體邊界都不強，寫散文滲透著小說筆法，寫小說則常用他所精擅的散文筆法。收在《與父親書》《聲音博物館》等集子中的散文，基本都有這種特點。于堅說，向迅試圖打破小說與散文的界限，寫出某種超越二者的東西或更模糊更不確定的東西，細節被拉長了。讀《獨角獸》《時間城堡》《巴別塔》等散文，能看到卡夫卡、馬爾克斯等經典作家的影子，這意味著向迅的文學路子有雜取旁出的特點。余華說，前輩大師的影響之于作家，正如陽光之于樹木。樹木吸收陽光，但卻始終在以樹的方式成長，而非陽光。向迅的超克方式在于，他找到了一條文學創作的破體路徑，即以敘述語調統合散文與小說文體，而不特注意或強調區別，這就使得他的寫作獲得了更多自由和余地。

我由此想到章太炎引申《莊子·齊物論》而感發的一句：“故執旋機以運大象，得環中以應無窮”（《國故論衡·正言論》）。在我看來，向迅的作品在筆法上靈活多變，文體上不拘一格，關鍵在于他找到了一個足以守持的根本。而這個根本，就是他有自己的敘述語調。從蹤跡上來看，它顯然是經由馬爾克斯、卡夫卡以及西格弗里德·倫茨等“西方正典”而來，但其質地乃至根本，卻是內生于向迅的，它屬于向迅，透著他的個性與氣質。這種敘述語調或曰風格，在其寫作中顯然正處于“環中”的位置。只要守持好這個“環中”，不論散文還是小說，其實都可以作為一種方法——而不是簡單的文體或限制——拓展寫作的余地與可能性。

對于寫作者而言，寫作從來都是在一邊總結，一邊清理，一邊告別。向迅的寫作，亦可作如是觀。在他的作品中，我們能夠讀到一個寫作者應有的認真、謙敬以及坦誠，我相信這是一個優秀的寫作者應該具有的品質；在他沉潛、克制的文字背后，也不難看到自在而不拘束的寫作方法、率性從容的寫作姿態，以及面對寫作的抱負。這種氣質與稟賦，決定了他作品的情感吞吐與精神質地。

（作者系江蘇省作協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