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姨父林沉，在史學界，大家更多稱呼他亦鄰真（筆名）。他出身豪門大戶。從我記事起，他就住在內蒙古大學東門內北側的“單身樓”，與青年教師余大鈞（也是蒙古史領域專家，后調離）合住一間房。我和我姐姐經常去他那里，就看到余老師用一支毛衣針慢慢攪動茶杯里的茶水，覺得新鮮。我們偶爾給姨父效勞，總是在周日為他從主樓后的開水房打來開水，他在樓道里的盥洗室拉開架勢洗衣服。我們常常都能得些獎賞，糖果之類的吧。那時他已婚，他妻子——就是我姨姨瑟塵在巴彥淖爾盟盟委做文秘類工作。他們分多合少，每次姨姨回來，也是我們兩家走動最頻繁的時候。平常我們家吃一頓好飯——餡餅、餃子之類時，會去請姨父過來一起吃。我對姨父的母親還有印象，那是一位令人見到就會肅然起敬的老人，消瘦、挺拔，表情平和恬淡，說話慢聲細語，但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威嚴。只是聽家里人說她是貴族出身，后來才知道她是扎賚特親王郡主，曾經的生活應當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在我姨父去世十周年之際，2009年底，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辦，中國蒙古史學會、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和日本國立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協辦，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隆重舉辦了“紀念亦鄰真先生逝世十周年國際蒙古史學術研討會”。就一位畢生在內蒙古工作的學者而言，這樣的殊榮是不尋常的。國內著名蒙元史專家和蒙古學學家蔡美彪、陳高華、陳得芝、周良霄、喬吉、劉迎勝、李治安、白拉都格其、杜家驥、烏蘭、達力扎布、白音門德、齊木德道爾吉、烏云畢力格、寶音德力根等，以及日本著名學者大島立子、中見立夫、森川哲雄、松川節、池內功等蒞臨大會。會議進行了一整天，多位學者以精心準備的發言稿深情回憶了亦鄰真先生高潔的人格，評騭了亦鄰真先生在蒙元史領域的卓越超拔的貢獻。會后，會議文稿納入由沈衛榮教授主編的《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四輯）。因種種原因未能與會的一些學者，也分別表達了對他的緬懷之情，如因健康原因未能前來的他的老同事周清澍教授，以及因公務活動未能與會的他的學生、著名民族學家郝時遠學部委員，都分別以書面發言稿的方式向他致意。集刊的主編沈衛榮教授是當今國內倡導和踐行語文學最力者，曾長年游學海外，東西方學術視野開闊。我與沈教授初次相遇就是在我姨父亦鄰真的病房里。當時他患眼疾，來京診查治療。回想起來，沈教授當時還是青年書生，意氣風發。后曾聽沈教授說起，在用精湛老到的語文學方法從事研究的學者中，他最為佩服亦鄰真先生。

我姨父對他的家世從來都是緘口不言。作為晚輩，我只零星知道他是貴族出身。在1949年前后的若干年里，這樣的出身，可以想象曾經歷多少坎坷。根據他的老同事周清澍教授撰文介紹：“由于他的家族是來自西陲的額魯特人，是內蒙古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王公異族通婚的對象，因此他的母親貴為扎賚特親王郡主，扎賚特旗親王巴特瑪拉布坦正是他的舅父。”

他在這樣的家庭中出生成長，生活條件之優渥可以想象。少時一度幾乎被選為活佛，那時家中曾請來喇嘛教他誦經。這種機械背誦的訓練，加上他天資聰穎，成就了他博聞強記的特點。他是研究歷史學的，在那個年代，讀書做卡片是做文史專業的基本路數。他卻很少做卡片，讀過的資料，都儲存在大腦里。無論是面試學生，還是回答同行的疑難問題，張口就能準確說出相關知識點。他去世后，家人整理他的藏書和手跡，所見卡片確實不多。國外同行的研究，他都分紙袋收存，袋上標注姓名。總之，他的記憶力和領悟力是超強的，所以他的老同事周清澍說，“據我同他多年的交往，深感他是一個罕見的天才”。

他的同行和學生們眾口一詞，認為林老師在語言方面的造詣和天分難以企及。他是在齊齊哈爾城市里長大的孩子，沒有在學校專門學習過蒙古文，但后來通過刻苦學習，居然能夠在《內蒙古騎兵報》和《內蒙古日報》（蒙文版）工作，蒙古文已然是專業水平。兒時念誦的藏文佛經，成為他后來釋讀和研究八思巴字和史籍中藏語詞匯的基礎。他少年時代在日本統治下的學校學過日文，后來在專業上一直能用到，乃至能用日文起草講稿。稍后他又自學并掌握了西里爾蒙古文。在北京大學學習期間（他1956年以調干生身份高分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他自學了俄語和英語。看他與國外學者的信函（有發表），可知他掌握英文的程度。他的漢文則是令人贊嘆不止的。他曾用文縐縐的清代漢語翻譯蒙古族文人哈斯寶的蒙古文《紅樓夢》四十回，用語之典雅地道，不僅在蒙古族學者中堪稱獨步，就是漢族學者能這么拿捏漢語的也是少而又少。北京大學教授陳崗龍曾撰長文分析他的《紅樓夢》蒙譯漢的藝術成就和語言特色，極為推重，對他的關于《紅樓夢》的研究也給予極高評價。他讀書和掌握知識一向有自己琢磨出來的竅門。記得我在大學本科學習古漢語時，他就建議說不一定要從先秦開始讀古文，反而要先讀《聊齋志異》，他說從清代往前讀，才能更好地體會語言的變化和用典的層累現象。

他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期間，就以超常的自學能力迅速成為專業翹楚。內蒙古大學歷史系主任胡鐘達先生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時教過他，對他印象很好。胡先生到內蒙古大學主持歷史系工作后，又率先表達了希望他畢業后回來，到內蒙古大學工作的想法。他于1961年來到內蒙古大學蒙古史教研室當教師。身為大學本科畢業生，他次年就發表了在蒙古史領域堪稱名篇的《論成吉思汗與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記得《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元史的相關詞條后所列的兩三條基礎文獻里，就有這篇論文。

日后他在蒙元史上造詣極高，贏得中外同行的高度贊譽。作家張承志在考古學和歷史學領域都有專業訓練，曾發表過《掩卷追懷亦鄰真》一文，擇要介紹了他在歷史學領域的巨大成就，尤其是他“攀援絕頂般的工作”——《元朝秘史》畏吾體復原。在國際蒙元史領域，這就如同摘取皇冠上的明珠一般，能贏得崇高威望，但過程極為艱難。張承志說：“對他年復一年的閱讀，早已成了一種溫習和獨自的享受。潛讀之中我常想，當代蒙古學界還有誰的學識能超過亦鄰真。這本不為人知的遺著《元朝秘史（畏吾體蒙古文）》像兩座連著的山，一座是步步礎石的丘陵，另一座是只能仰望的冰頂。翻閱著，尤其是一遍遍讀著他為此書所寫的前言——《元朝秘史及其復原》，我常禁不住暗自感嘆：半個多世紀來，怕沒有比它更優秀的蒙古學論文了。”（《讀書》2006年第2期。）張承志還說：“他（亦鄰真）總是住在呼和浩特。而我每去內蒙古卻總是從北京直奔烏珠穆沁。偶爾遇上中國作協開會，我才能見到他的親戚、著名詩人巴合西·巴·布林貝赫，我們喝一點伊利奶茶，話題總離不開亦鄰真。他對我來說是一個傳說，我長久地著迷于他那文學化的文筆，以及對秘史時代通盤闡釋的傾向。”（《讀書》2006年第2期）

我父親和我姨父這一對連襟，早年同在部隊工作，后來來到同一所大學教書。原來就是熟人，后是親戚加知音。加上工作和居住都在一起，彼此的情誼更是極為深篤。我姨父在專業工作之余，還曾乘興將我父親的若干蒙古文詩作翻譯為漢語，如《銀色世界的主人》等散文詩就是，譯者署名“巴嘎鄰”。這也是他們之間多年友情的一個見證。

我姨父有生性散淡的一面。他一向看淡名利，但做事認真，尤其對學問，可以說是非常較真。看到粗制濫造的研究成果，鞭撻起來也是毫不留情。他又不是一般人認知中的所謂“書呆子”，他能下國際象棋，漢字書法頗有根基，且能左右兩手同時寫板書，在校園中傳為美談。我中學時學習松弛，他還揪住我教會了我打算盤。我后來下鄉能很快被指定做會計，和這個技能分不開。他的英文書法漂亮，我后來從他藏書中見到一冊蘇聯人編的英文字母書法訓練課本，也拿來練習了許久。

在各種挫折中走過了大半生旅程的亦鄰真，對個人的使命，對學問，有他看透后的某種淡定和恬然。張承志是懂得他心思的。他說：

亦鄰真的舉意，似乎含有微義。我想在這部今日印刷的畏吾體蒙文書的字里行間，形式里藏著他深沉的思想……亦鄰真意識著自己擁有的漢語表述能力。面對有限的時間和條件，他放棄或推遲了漢語譯注本這一使命。顯然他想把有生之年，用于朝著終點的攀登。既然百年的研究史證明了秘史原本是一種畏吾體蒙文本，那么終點的研究就是構擬并復原它……他只做向終點的一次攀援，表明自己知道身負的責任，并已經竭盡全力。（《讀書》2006年第2期）

我是外行，對我姨父在蒙元史和相關領域的成就，沒有能力做出扼要總結。在此，我引述他的弟子郝時遠學部委員的一段話作結：“林沉老師的專業知識面非常寬闊，歷史學、語言學、民族學、考古學、人類學等學科方面都有相當的修養，更不要說考據、音韻、校勘和涉及古文字、古文獻研究方面的知識和工具的掌握。”（《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四輯第30頁）是啊，假如沒有這樣深厚的積累和宏闊的胸襟，又怎么可能站立在學問的山巔？

我的姨父亦鄰真當真是不世出的智者。

（本文摘自“玄鳥文叢”《雪地走橐駝》，朝戈金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24年10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