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在福州召開了“劉登翰教授學術志業六十年”研討會，我寫了一篇小文《個人的研究釋放了學科的能量》。文章遠不能表達我從劉登翰老師學術生涯中的受益和他多方面的學術成就在華文文學學科產生的影響，但我卻有些偏愛這一小文的題目。以精準的學術建構力激發了華文文學所包含的能量，是劉登翰等華文文學研究先行者為華文文學學科奠基的重要內容。華文文學教學和研究的魅力在于其中西匯通的天地，劉登翰老師引領人進入這一天地，分享遍布全球的中華民族文學。“一個人的學術旅行”成就了一門新的學科，是劉登翰老師得到的回報，也是華文文學學科的活力所在。這“一個人”是劉登翰老師，也是其他以自己的學術個性和堅持努力于華文文學領域的前行者們。在華文文學歷經40年學術跋涉后，我更加有感于此。當我讀完金進40萬言的《中國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建構研究》一書，聯系他這20余年耕耘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眾多成果，更加深化了這份感受。

大陸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展開得較晚，開始于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記得1994年一批東南亞華文作家到華僑大學訪問，其中有新加坡華文作家曾坦率問我：“你們是否認為我們還生活在樹叢里？”可見當時他們所能見到的大陸媒體對東南亞華人歷史和現狀的介紹之少。今天他們如能讀到金進《馬華文學》《冷戰與華語語系文學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疆界》等書和這本《中國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建構研究》，一定會感到十分欣慰：百年東南亞華文文學在海外與其他民族相處中讓中華文化落地生根、枝繁葉茂，如今又在中國學者的研究中云開月明，其歷史的曲折和收獲的豐碩所提供民族文化的國際傳播經驗反哺了“母國”文化的開放。這過程中包含諸如“華文文學的海外在地經典化”“中華文化的靈根共植和國際傳播”“離散和命運共同體”等命題的持久尋求和曲折實踐，顯然都是海外華人和中國民眾樂于分享的。金進的論著，帶給我們的就是這樣的信息。

金進研究的價值，首先就在于他立足于東南亞華人移民史，充分關注了南洋各國地緣、風土、語種、政治、經濟等多重因素的復雜性。東南亞地緣環境多樣，其半島、島嶼、群島等數量巨多；復雜歷史因素影響下形成的國家及其相互關系各有不同；6億5千萬人口由90多個民族組成，其中3400萬華人（華裔）有著不同的華語群落，其風土歷史（祖籍地、居住國）有所相異。華人作為群體，其遭遇交織著殖民地、民族獨立國家的政治權謀和宗教等復雜因素，而華人群體中有著漢語原住民和南來北歸者、勞工和商人等的差異，由此影響了東南亞華文/華裔文學的歷史形態，產生了“在地”“回流”“同化”“再離散”等多種情況。

金進曾長期“在地”考察，他曾任教于新加坡國立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國臺灣東華大學，又擔任《南洋學報》副主編十年，其間交游廣闊，廣結新馬泰印尼諸國文友，掌握了詳實的資料。他又有著多重辯證的歷史視野，恰當深入地處理東南亞各國華文文學的歷史差異性，這奠定了全書的重要基礎。全書先以開放的視角處理了泰國、印尼、菲律賓、越南、柬埔寨、緬甸、文萊等國華文文學的曲折歷史，隨后展開對“中國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建構”的深入考察。

百年東南亞華文文學史中，金進最為關注的是二次大戰結束后的世界冷戰背景下，東南亞國家爭取民族國家獨立時期的華人文學。這里不妨先從一個例子看金進如何處理這段文學史。韓素音在以往的海外華文文學史中，被視為“歐華作家”。但金進將其列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南下文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五位”（另四位為許杰、林參天、郁達夫、胡愈之）中唯一創作了“堪為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經典之作”的作家。從這一見解看得出金進開放的文學史視野。金進細密分析了韓素音當年創作于東南亞的長篇小說《餐風飲露》（1956年英文版，1957年新加坡中文譯本）。作為20世紀50年代在地南洋文本，《餐風飲露》雜糅戰后左翼文化、后殖民思想等，生動而深刻地映現出馬來亞歷史風云。早于《餐風飲露》的長篇小說《瑰寶》（1951年創作于香港），雖然由于中文譯本2007年才問世而“遲到”，但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和研究的學者認為，作為一部“跨文化寫作”的小說，“把它放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框架內，也可以更為充分地展示出它的價值和地位”，當之無愧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部經典之作”。金進對韓素音的研究，啟發讀者從地緣、風土、政治、語種等多重視域去解讀韓素音20世紀五六十年代作品。由此，他也水到渠成地建構起全書考察“中國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建構”的結構：十章，每章三節，每節選取一位作家的一部作品，展開論析。三十位作家、三十部作品全方位描繪百年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歷史版圖，本身就是東南亞百年華文文學“在地經典化”的集中展開。從中國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建構之間豐富多樣的“擬態”來揭示東南亞華人移民離散的生命歷程包含的“中華文化的靈根共植和國際傳播”“離散中命運共同體的尋求和形成”“文明相遇與互鑒”等價值，拓展了從世界看中華文化的活力所在，加深了我們對民族文化內部跨文化因素和民族文化在跨文化環境中得以提升的認識。這些正是我們會從《中國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建構研究》一書結構中受益的。

《中國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建構研究》考察文學歷史的路徑是非常有其可取之處的，而此書的功力在于如何選擇“三十個人、三十部作品”。有以往較長時間深耕于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的積累，金進對歷史節點（從作家到作品）的舍取是有全局在胸的，各章中心的確立及其相互貫穿，首先開辟出“中國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建構”的百年“在地化”路徑。而“作家”和“文本”的選擇讓這路徑開放，不僅讓歷史路徑開放，也向未來的可能性開放，包容“中國性因素”“在地性語境”“本土化追求”“現代性轉換”等等。與以“作家作品”為主體的文學史不同，《中國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建構研究》文本的選擇未必是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卻是精當的，服從于“離散境遇中對中華古典文學傳統的執守”“世界性背景下，從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在東南亞華文文學歷史進程中的傳承和發展”“從華文教育到華語傳媒，東南亞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的跨界交流激發的創作活力”等中心話題，這些話題都揭示了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價值。包括東南亞華文文學在內的海外華文文學的存在價值在于開拓中華文明的多元空間。對于諸如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起點、現當代漢語文學經典化的價值尺度、跨媒介背景下的漢語文學表達等重要問題，如果接納進多語種、多族群語境中的海外華文文學，其探討都會深入得多，有時甚至讓人耳目一新。《中國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建構研究》的文學史體例能給人這樣的啟迪，對于華文文學學科建設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都是有其推進性的。

《中國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建構研究》一書從觀念、史料，到方法、論述等都是有值得稱道之處的，這是金進承擔的第一個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的結項成果。這些年來，同金進一樣，在華文文學領域耕耘有成的中青年學者越來越多，其中不少人在研究生階段就開始了華文文學研究，金進所指導的博士生也經常電郵向我請教，我也非常樂于跟這些年輕學人交流。這正是“學科建設的歷史進程與個人能量的學術釋放”的完美結合。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