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吉穆拉特》是托爾斯泰晚年投入心血最多的作品，講述19世紀中期高加索山區一個部落領袖的真實故事。故事很簡單，篇幅也不大，卻被譽為托爾斯泰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40年前讀過，印象不深，如今重讀，深感震撼。下面我試著從歷史認識（而不是文學欣賞）的角度說說我讀出了哪些當年未能讀出的內容，以及為什么這些內容具有非凡的意義。

哈吉穆拉特（Hadji Murat）是車臣穆斯林抗擊沙俄殖民統治的傳奇英雄，他英勇善戰，不僅高加索山民無不稱頌，在俄羅斯軍人中也是威名赫赫。不過托爾斯泰這部中篇小說并不是寫哈吉穆拉特作為反抗者和無畏戰士的高光時刻，而是寫他人生末尾的進退失據與窮途末路。正如托爾斯泰在小說開頭所說的，他要寫的是一種如同田野上被蹂躪的牛蒡花（野薊）那樣頑強的生命力，他認為哈吉穆拉特的最后時刻不是失敗，而是生命的綻放。小說開始于哈吉穆拉特放棄（背叛）自己人生最榮光的抗俄事業，從高加索抗俄聯軍叛逃，投降宿敵俄軍，原因是他與車臣反俄領袖沙米里之間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沙米里打算殺他，為此抓捕了他的家人。于是哈吉穆拉特投降俄軍，意欲借俄軍之力救自己的家人，孰料俄方并不信任他，更不愿用俘囚同沙米里交換哈吉穆拉特的家人。萬般無奈的哈吉穆拉特只好從俄軍營地叛走，最終被俄軍追擊、圍獵并殺害。

沙俄帝國的擴張史同時也是眾多被征服民族的抵抗史，高加索山民的抵抗是其中并不突出的一部分。大多數抵抗都失敗了，因而也就被當時和后來的俄蘇國家史觀所否定，許多抵抗英雄難逃被妖魔化的命運。無論是站在征服者的立場，還是站在抵抗者的立場，這個過程的傳統歷史是二元對立的——征服者與抵抗者，立場選擇是情境性的。然而，在這樣的二元敘事里，哈吉穆拉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曾經是抵抗英雄，但他后來投降沙俄，而他在成為沙俄臣民以后又試圖出逃，等于背叛了沙皇。因而他是對立雙方的叛徒，在任何一方的歷史中都不是正面形象。可是，托爾斯泰選擇他作為自己小說的正面主人公，把他寫成一個道德上幾乎沒有缺陷的英雄，對他的命運寄予深深的同情。這說明，托爾斯泰自覺地批判并超越了前述的二元歷史觀，在二元歷史觀之外，建立了新的歷史坐標。托爾斯泰這個歷史觀的基礎不是民族、國家、宗教或任何大型團體，而是人，具體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托爾斯泰真正做到了從人出發，并最終抵達人。

哈吉穆拉特當然是有政治原則的人，他從來沒有喜歡過沙皇俄國，他當初投身抗擊沙俄是自發自覺的。但是，當他本人和家人的生命面臨來自同伙的威脅時，他寧可叛投沙俄，這個事實本身是傳統政治史觀所無法接受的。托爾斯泰對他的同情，當然首先基于對沙俄向高加索地區擴張的否定，但更重要的也許是對政治原則的超越。人類歷史留給這種超越的空間是很小很小的。漢代李陵在被匈奴俘虜后投降的例子，是中國人都熟悉的，讀史者因為司馬遷的同情而深切地同情李陵，不過當儒家的忠君觀念籠罩一切時，這一同情便失去了生存空間。傳統王朝視角的歷史要歌頌的是蘇武、文天祥，而不是李陵、洪承疇。但是歷史的復雜性表現為任何過程都是多方向和多可能的，講述永遠不足以表述真實。回到人，回到具體的人，對于泛道德化的傳統歷史敘述來說，也許是一種必要的拯救。

像哈吉穆拉特這樣無法為二元歷史觀接納的歷史人物太多了，也許多到遠遠超過可以被歷史接納的人數。他們都失落在歷史的縫隙中，很難被看見、被理解、被同情。令人震驚的是，托爾斯泰竟然在垂暮之年，發掘整理他半個世紀前訪問高加索時的經歷和見聞，以悲天憫人的胸懷和臻于化境的寫作能力，寫出哈吉穆拉特，為人類智識奉獻一條新素材，為我們反思人類歷史提供一個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