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生問我，韓江的《素食者》為什么能得諾貝爾文學獎呢？他讀了一點兒也不覺得好。太做作了，不論是場景、人物、故事，都是韓劇里的“狗血”風格。

我說，這個你不要問我，要問就去問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因為所有的文學獎都是評委說了算。

這當然是玩笑，玩笑之后，我還是要認真作答的，畢竟“傳道授業解惑”是師者分內的事情——雖然師者自己經常也是“惑”著的呢。

《素食者》當然是一個好小說，它的好，倒不一定如授獎辭里所說的“用詩意的文字直面歷史的創傷揭露人類生命的脆弱”——老實說，諾獎授獎辭的寫法就這套路，總是“詩意的語言”“人類的困境”“生命的脆弱”一類，像瑞典腌鯡魚的配方：洋蔥大蒜醋汁，最多再加點淡奶油胡椒粉——而在于它以極其狠毒的筆觸寫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猥瑣丈夫形象。我敢打賭歐洲的諾獎評委在讀到《素食者》的開篇時，就被那個亞洲丈夫的自白大大驚愕和愉悅到了的：“我那二十五歲之后隆起的小腹，和再怎么努力也長不出肌肉的纖瘦四肢，以及總是令我感到自卑的短小陰莖。”“從一開始，那些可以用漂亮、聰明、嬌艷和富家千金來形容的女子，只會讓我感到不自在。”“我之所以跟這樣的女人結婚，是因為她沒有什么特別的魅力。”女人沒有魅力反而成了鄭先生的結婚動機，不是因為他有審丑的怪癖或救苦救難的菩薩心腸，而是因為只有在這樣的女人面前，他才不必自卑，才能過自己心滿意足卻乏善可陳的無聊婚姻生活。在此之前，世界文學里還從來沒有過如此猥瑣的丈夫形象呢，也沒有過如此猥瑣的擇偶觀和婚姻。窩囊的丈夫形象倒是有不少作家刻畫過，比如福樓拜筆下那個平庸的包法利醫生，比如契訶夫《跳來跳去的女人》里那個普通的德莫夫醫生，但小說里最后作家都把丈夫的平庸和窩囊升華成了美德。只有《素食者》決絕地把鄭先生——也就是《素食者》里的丈夫——的猥瑣寫得義無反顧十分徹底。文學還從來沒有這么殘酷無情地對待過男人，男人一直是勇敢力量的化身，即便邪惡的男人也一樣，帶著大男人氣概的。但鄭先生卻比女人還“女人”了。《素食者》里最弱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幾乎可以說，男人在《素食者》里“第一次遭遇了歷史意義的失敗”。

婚姻也是如此。“婚姻是愛情的墳墓。”意大利作家卡薩諾瓦的這句話廣泛流傳。可從愛情到墳墓，中間是有一段如花似錦路程的，是有一段如歌的行板的，或長或短而已。而后來的失敗——有不少小說是寫美妙婚姻是如何走向失敗的，其中寫得最驚心動魄的當屬耶茨的《革命之路》，但那種失敗都有著從光輝到衰敗、從生到死的史詩般的悲壯。而《素食者》是從猥瑣到猥瑣。

說了這么多，還沒有開始談一句《閔博士的正義》，是不是繞太遠了？像一些不良出租車司機那樣，為了多賺幾個的士費，故意帶了乘客繞路走。

不是的。不是的。

之所以從《素食者》談起，不是因為想揩韓江的油、沾韓江的光，而是因為《閔博士的正義》和《素食者》之間確實有不少共性：也是寫丈夫，也是寫婚姻，也是寫丈夫的猥瑣婚姻觀。雖然我的寫法是中式的——是“新中式”，里面的人物完全沒有舊式儒家男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氣和擔當，而有了現代男人平權的錙銖必較。情感也沒有《素食者》里呼天搶地的激烈，而是溫文爾雅、撙節有度。連反諷都用得十分含蓄，如果讀者略微粗心一點，說不定就要理解甚至同情閔博士了，就要站到閔博士那邊替他鳴不平了。雖然閔博士當初“什么也不是”，但人家通過多年天還黑著就起來工作的努力，已經把自己奮斗到“什么都是”了：教授、博導、各種人才稱號，等等，等等——不像他老婆朱蒂，開始“什么也不是”，后來仍然“什么也不是”，最讓人受不了的，還不是她的“什么也不是”，而是她沒有“什么也不是”的覺悟。明明只是一個教務員，處在大學食物鏈的最低端，收入微薄——至少和教授閔博士比起來是微薄的——卻軟飯硬吃，作威作福。水果要吃昂貴的藍莓，偶爾閔博士買單時略微遲疑一下，她臉上立刻就露出鄙夷的神情。憑什么呢？憑什么呢？

所以閔博士要為自己主持正義，否則著實意難平。

不能離婚，閔博士聰明地知道，以自己的軟弱和算計，根本承擔不起朱蒂那不管不顧魚死網破激烈性格所帶來的可能性毀滅后果。

于是閔博士利用出門開幾天學術會議的機會開始了小出軌——出軌也分大小的，托翁筆下安娜的出軌，是拼卻了性命帶有愛情殉道意味的行為，所以那是大出軌，而閔博士的出軌，不過是一個怨夫暗戳戳地搞點小動作來找補自己，因為他認為在婚姻里他是吃虧的那一個——“老天是虧待了他的”。

婚姻到了閔博士這兒，不再是“庭有枇杷樹，今已亭亭如蓋”的深情，也不再是“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的美好和詩意，而只是半斤八兩的齷齪算計了。

這簡直是反達爾文進化論的，二十一世紀的人類不曾想可以退化成這個樣子。

這真是讓人無語——和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