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在海南三亞南山舉辦“生態與文學”研討會，韓少功、張煒、李陀、遲子建、格非、蘇童、烏熱爾圖、蔣韻、戴錦華、南帆、耿占春、李少君等在場，之后發言整理為《南山紀要：我們為什么要談環境——生態？》，引發廣泛的關注，成為21世紀初期中國文學界關于“生態文學”的重要歷史文本。

不久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與《草原》雜志共同舉辦了“像自然一樣思考：散文與自然生態寫作的可能性”座談會，題目來源于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中的《像山那樣思考》。利奧波德在這篇文章中記錄了自己親手獵殺一只母狼時的感受。他看到了狼將死時的眼神，他在狼的眼睛里看到了某種對他來說是新的東西，是某種只有它和這座山才了解的東西。之前他以為，狼越少，鹿就會越多。但實際上，狼沒了，沒有天敵的鹿會大量繁殖，吃光了灌木和樹苗，山林枯竭光禿，鹿也因為數量過于龐大，造成食物的短缺而相繼餓死。利奧波德由此感悟，人類要像山一樣思考，學會土地之道和生命之道，把自然視為一個有機體，從保持生態平衡的角度，小心翼翼地進入整個生物的循環系統，跟隨自然的脈搏一起跳動，而不是出于人類自身的私利去制定自然界的規則。他說：“野地里蘊含著這個世界的救贖。”人類從自然界的各種生物身上學到了很多技能，比如從鳥的飛翔學會了研制飛機，從蘋果的墜落感悟到了萬有引力，但是人類似乎很少從自然和生物的角度觀看、認識和思考這個世界。自然農法研究和實踐者福岡正信先生在《一根稻草的革命》一書中也表達過這個理念：“像自然一樣思考，先成為自然中的人，再成為農夫。”

最近我看到一本書，叫《生態語言學與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研究》（趙奎英著），作者從《新華字典》對動物詞條的解釋中提出了人類對動物認知的不公平，人們大多是從用途和吃的角度來解釋動物，認為這是明顯的人類中心主義，而語言詞匯對于人類的世界觀、生態觀，對于人類世界的自然和文化的塑造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如果我們讀過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就會發現它對動物字義的解釋，幾乎找不到一條聯系到動物用途的，所有的詮釋都只是從動物的形象或性狀出發。這也說明了人對動物的觀念的變化，它從孩子開始就影響了對動物的認知，并影響到他們對自然的態度和行為。這種觀念在西方的傳統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康德也說過：“大自然中的無理性者，它們不依靠人的意志而獨立存在，所以它們至多具有作為工具或手段的價值。”即使在遲子建的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中一些關于動物的描寫，也不免有對動物的功利與實用性的記述，這也足以說明對自然的主宰性觀念和思考方式已經深入人類的潛意識。

阿來有句話很有意思：“當我們真正走向生活的時候，我們的知識對這些生活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規定性的感知路徑，我們必須把它丟在腦后，我們要像一個一天都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那樣去介入這些事件，充分作為一個比較原生的狀態來感受這個世界，感受與這個世界的真切的關系，而不是用已有的知識和有色眼鏡。”這便是“像自然一樣思考”，讓我們暫時忘記固有的阻礙我們思考和認識自然的一些經驗，調整我們慣常的思維方式，放低身段，重新思考人類的位置，讓自己與所有的生命存在連為一體。

由此，在2025年始，我們在“自然寫作”的欄目下，開設了一個子欄目“生態文學研究”，以期深入探討自然生態寫作與中國生態觀念、自然倫理的關系，在西方生態理論系統的背景下，建構和書寫中國特色的自然生態文學的理論和實踐；在自然生態寫作中，作家思維方式的轉變，如何從生態的立場，反映自然意志，反觀人類自身，建立自然與生態文學的主體性，由此引發更多的作家、評論家和讀者關注自然生態寫作；散文作為自然生態寫作最直接的一種敘事形式，如何融合乃至跨界到其他文學樣式，探索更具審美價值、認識價值以及表現力的敘述文體。

本期推出龍其林的《當代生態文學飲食現象書寫與文化反思》以及項靜的《自然生態文學：未來路徑與寫作可能》，希望引起文學界的關注和討論，也希望更多的作家、評論家乃至讀者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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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其林：中國當代生態文學飲食現象書寫與文化反思

項靜：自然生態文學——未來路徑與寫作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