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6年3月，穆旦赴沈陽辦《新報》，以報紙1947年8月被遭查封為終結，歷時約一年半，他為組織稿件和維系報紙事務而奔波、勞碌，持續著“緊張的生活”[1]。筆者在查閱國家圖書館、沈陽圖書館所藏《新報》時，辨識出近30篇出自穆旦之手、發表在“日日談”欄目的匿名時評，再加上署名為“金”的38則，《新報》共存留有六十余篇穆旦所寫的時評文字。同時，有關《新報》基本情況的史實也獲得了更新的契機，近年來發掘和披露的一些史料，尤其是穆旦寫于1950-1960年間的一系列交代和外調材料，關涉報館的人事、職責等細節，為廓清詩人的生平和經歷提供了契機，雖不至于顛覆有關穆旦“《新報》時期”的總體認識，但搜集并檢視這部分數量可觀時事評論仍極具意義，它更清晰地呈現“報人”穆旦在詩歌之外，藉評論文字介入公共事務、以筆桿促動改良的努力，此外，對這部分時評文字的理解，也是展開對穆旦寫于1947年的一系列“時感詩”的一個恰切的認知基礎。

一、《新報》與“日日談”欄目

《新報》創刊于1946年4月22日，初為四開四版小報，1、4版系國內和國際新聞，2版為東北及本地新聞，3版為“新地”副刊。報紙5月6日起改為對開四版大報，1-4版分別為公告及廣告、國際與國內新聞、本地新聞、副刊，自此報紙的版面格局便固定下來。擴展至對開四版后，第三版中不僅有讀者來函和“日日談”，還固定刊載“沈陽繁花”欄目，并刊載每日物價，編輯部對本地新聞的重視與用心經營可見一斑。報紙在1946年11-12月，還曾擴展至對開一張半（六版）的規模，新聞及廣告版塊各有增加。

李方先生的《穆旦主編<新報>始末》（2007）一文，是最早專門論及穆旦“《新報》”經歷的文章，其對《新報》影響力的基本判斷，引用編輯主任卲季平[2]的回憶，指出其是“一份發行數量可觀又頗具地方性影響的報紙”，甚至“躋身東北四大報紙之一”[3]。值得一提的是，“東北四大報紙”一說多為后來的研究者所采信，然而李方先生并未標明其出處，筆者也未在其他材料中找到類似說法。不過，報紙讀者的反饋，則為之提供了間接證明：在《<新報>周年紀念特刊》中，便有讀者表示“我每天必讀新報……在沈陽五大報之中，算是一個獨特報紙”，或“貴報已成為全國有名報紙之一，因為我每天打開各地報紙時，必看新報。”[4]穆旦多年后在交代材料中表示：“我覺得當時在東北，關于國家大事的言論自然是不自由的，無寧多在社會新聞及讀者來函上著重發展。”[5]創辦初始，穆旦與報社同人便無意將《新報》辦成“大報”，而主要借助在地性的社會民生板塊，一年內吸納相當數量的忠實讀者。

穆旦在報館內的工作職責，據他本人在交代和外調材料中的反復申說，已經比較明確：“我在報館中的工作，主要是組織社論，自己每日寫一篇二三百字的‘日日談’，同時看讀者來信”[6]；“在新報期間，共寫社論兩三篇”[7]，他同時也提及這些欄目的影響力：“我則根據地方新聞寫‘日日談’（約二三百字），自覺頗受讀者歡迎。”[8]翻閱“《新報》周年紀念特刊”也能發現，正是“日日談”、讀者來信、社論這三個欄目頻繁為讀者所提及。關于“社論”褒貶不一，而讀者來信及“日日談”則普遍獲得贊譽：“但是惟有貴報的確沒有忘了大眾，這由于‘沈陽花絮’‘日日談’‘社論’可證。”[9]“我最愛看報上的花絮，日日談和讀者之聲，別的什么都不看。”[10]抱持“民眾立場”是《新報》長期秉持的方針和理念，也是這些欄目廣受贊譽的要因。5月15日，《新報》創辦尚未滿月，當天的“日日談”便明確談及了這種立場：“報紙是要替人民講話的，這是本報一向的方針。今后我們更當本著這個方向去努力。”[11]總編輯查良錚在1947年4月22日為《<新報>周年紀念特刊》所作的《撰稿和報人的良心——為本報一年言論作總答復》一文，則再度申明《新報》“替老百姓說話”的原則。在文中，他強調報紙應有自己的“個性”與“獨特風格”，報社同人的理想之一是這種風格的形成，他們正是為此“不斷的試探”。要在其他報紙中突出重圍，就應盡力讓官場新聞為民間消息讓位，更關注“廣大的人民的動態，生活，和嚴肅的工作”，“尤其是一些不合理現象，迫切的問題和人民的疾苦，我們不惜用頭號標題惹人的注意。”[12]

穆旦在辦報立場上的堅持與他付諸這些欄目的努力，為《新報》性格的形成起到關鍵作用，并在常規欄目中得以貫徹，并收獲良好的反響。上文提及的三個欄目，社論多是穆旦為之組稿，讀者來函也以“讀”與“選”為主，而“日日談”才是穆旦主要動筆撰寫的欄目。迄今，《新報》關注者多根據李方的推斷，關注署名“金”的篇目，而事實上，“日日談”中署名為“金”的篇目相當有限，佚名以及署其他名稱的篇目占多數。嚴格而論，“金”為穆旦仍屬推測，尚無研究者進行過具體考辨。然而，正如張立群所言，“即便我們承認了署名為‘金’的文章大多出自穆旦之手，但《新報》的繼續發掘、整理問題仍然存在。”[13]研究者以往對“日日談”欄目的研究未能充分展開，自然也受材料不全的限制[14]，如今，則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全面梳理“日日談”欄目、并結合新發掘的一部分史料的基礎上，討論與“日日談”欄目相關的問題。

二、穆旦所作“日日談”篇目的辨析

“日日談”是“根據每日社會上發生的新聞”[15]撰寫短評的欄目，每篇百余字，通常在報紙第三版出現，除少數幾日，自報紙創辦就堅持每日刊載一或兩則。在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新報》中，一共可看到407篇“日日談”[16]，其中221篇未署名，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余篇目則在末尾署一字或二字名稱，“多半為報社同人輪流執筆”[17]。除“金”以外,署名還包括紅、平、宇/鏡宇、宜生、華/維華、莊、周、紫、河、江、庸、滿、青葵13種。“《新報》周年紀念特刊”曾刊載“一年來本報主要工作人員題名錄”，“日日談”的署名僅可部分與之對應。易彬認為，“既是‘主要工作人員’，也就并非《新報》成員的全部”[18]。事實上，將此題名錄與有關《新報》工作人員的外調材料綜合比照，除了“滿”“青葵”“紫”“江”以外，其他署名均能夠找到對應：外調材料中數次提及的徐維華、王鏡宇（王敬宇）、傅琴等，便補充了題名錄未涉及的工作人員。具體而言，“紅”與“朱”同義，為總經理朱叔和，“平”為編輯主任卲季平，“河”為主筆王先河，“莊”為記者莊漢，“宜生”為三版編輯王宜生，“庸”為記者鄺安庸，“華”/“維華”為編輯徐維華，“宇”/“鏡宇”為編輯王鏡宇，“周”為廣告周國鈞。

李方在《穆旦主編<新報>始末》中，依據“金”署名的篇目與頻率，推測其“為總編輯親自撰寫”，另一依據是“‘金’字系取‘查良錚’之第三字‘錚’的偏旁”[19]。不過，《新報》另有一位名為“金成鎧”的記者，如何判斷此“金”非彼“金”？1947年4月21日的一則“日日談”可為此提供證明：《一年》署名為“金”，談到戰后沈陽與昆明的對比，議論的部分明顯源于作者本人所見及親歷。報社同人中有徐露放、王先河、朱叔和、劉蘭溪等國民黨青年軍二〇七師中的士兵或師長，這一師曾有駐扎昆明的經歷，而包括金成鎧在內的其他工作人員，為登報招募而來，不大可能見證戰后昆明的景狀，由此，大致可以確定此“金”確為穆旦本人。

至于穆旦所作的“日日談”篇目數量占比，二十余年后，他在回憶文字中陳述，“自己每日寫一篇二三百字的‘日日談’”[20]，副手卲季平也提到“左上角有一專欄《日日談》……大部由穆旦執筆，不署名”[21]。而事實上，“日日談”是從1946年6月16日起，才開始出現零星署名，該欄目此前近三個月都無姓名落款，“金”的首次出現，是1946年12月3日的《微妙的情勢》一文。從數量上看，目前可見的二百余篇帶署名的“日日談”中，“紅”署名共50篇，“莊”41篇，“平”35篇，“庸”、“宜生”各8篇，“宇”和“鏡宇”共4篇，“華”和“維華”共4篇，“江”3篇，“青葵”和“滿”各2篇，“周”、“紫”、“河”各1篇。而“金”所作的38篇，在總數中占比不高，數量不如“紅”“莊”所作的篇目，僅與“平”相仿。而無署名的部分，即使全部為穆旦所作，數量上也不構成“大部分”篇目。況且其中有相當多的匿名篇目，透過語言風格、具體內容即可判斷不是出自穆旦筆下。穆旦本人在多份外調材料中，言及“日日談”便稱“主要由我寫”[22]，反復強化其他當事人或研究者的認知和判斷，這或許是多年后回憶所致的偏差，但這樣的敘述確乎與事實存在抵牾。

在數量眾多的無署名篇目中，風格與內容接近穆旦所寫的篇目約有30篇，重要篇目將在文后輯錄。其中有提及作為中國遠征軍一員，赴緬作戰經歷的《六三有感》（1946年6月3日）；或以報社編輯的視角，重申“為人民”立場，呼應《撰稿與報人的良心——為本報一年言論作總答復》的《讀者的熱情》（1946年5月15日），一定程度上具有與穆旦寫于1940的詩作《五月》相似的書寫視角，多了些許抒情色彩，但態度與情感更為清晰明快的《五月》（1946年5月3日）一篇，也有可能為“金”所作。而寫及市容與民生之矛盾的《不必立即取締》（1946年10月8日），或可與“金”所作的《攤販事件》、《市容重于民生乎？》這類篇目遙相呼應：

市府取締太原街攤販，各方呼聲很多，因為這固然是“市容問題”。卻尤其是迫切的民生問題。整頓市容，當然不錯，然而十萬小民不得生活，又將如何？[23]

關注其發布時間，這三十余篇無署名篇目集中刊載于1946年5月至12月，而直到1946年12月才開始出現“金”的署名，由此，除了初創刊的4月，1947年2月初至4月底，以及7月至8月[24]，在《新報》發行的一年零四個月期間，穆旦共計十三個月都參與了“日日談”的撰寫，寫作密度最大的時段當屬1946年12月。雖在數量上看不占多數，但穆旦參與撰寫“日日談”的時間，幾乎貫穿《新報》的始終。

而以“金”署名，明確為穆旦所撰的38篇短文，“或警醒世人，或呼告當局，憂國憂民之情溢于言表……緊扣東北時局下的民生、民情、民意，針砭時弊而為民請命”[25]。面對各類民生事件，“金”有特定的關切點，反對各類官員欺壓百姓的篇目是最頻繁出現的，包括《糾正魚肉鄉民的敗類》《重稅傷民》《如此貪官》《樹立不收禮的作風》《請制止官員逃難》，批評的對象包括當局、中央、市政部門、放高利貸者等等。還有希望政府對惡性事件有所作為的呼吁，比如《豈可縱容不法糧商》《房荒之荒謬》《嚴懲汽車肇禍》《請沒收張學良湯玉麟的財產》。既強調報紙應“替人民講話”，因此也有民眾本位的《商業凋蔽如此》《商運大豆困難重重》《救濟工役生活》《大刀闊斧解決糧荒》，“我們老百姓”“我們小民”這類指稱并不鮮見，寫者旗幟鮮明地為城市無產階級與小民代言，又將市井的聲聲怨言匯聚為清晰有力的聲音。

“金”常常持續關注某一事件，反復闡明自己的立場。《援軍開到》《快為援軍覓住處》《謠言惑眾，庸人自擾》《認清局勢》幾篇，均與國共內戰剛開始時，國軍援助部隊抵達東北后引發的社會與民間反應有關，而《攤販事件》《市容重于民生乎》《令人憂慮的東大現狀》《東大風潮應鎮定處理》反復就市容與民生的關系作評論與倡議。雖然“金”通常批評各機要部門日常工作的不足與失職，但部分篇目中也不乏肯定之語，如《大刀闊斧解決糧荒》及《沈市接收一周年》：“我們今日能看到這么一個相當平定而日漸進步的都市，較起年前此日的雜亂恐怖情況，自不得不向軍政當局的努力致一番謝意。”這也能說明《新報》所抱持的“民眾立場”，并不意味著一味針對或蓄意攻擊政府。“日日談”的出發點正如總編輯查良錚本人在《撰稿與報人的良心》中特意回應的，“在這些地方我們希望得到當局的一個諒解：這樣做，不是有害于政府，而正是有利于政府的。”[26]有意味的是，在外調材料中，他多次寫到自己在“日日談”和社會新聞版面中“對反動派小罵大幫忙”，“小罵大幫忙”的本義，是中共批評內戰前夕《大公報》“在若干次要問題上批評當局……一切首要問題上不能不擁護當局”的態度，包含對這種偏袒的不滿與嘲諷。在外調材料中，“反動派”是特定語境之下的所指，穆旦的立場也與檢查或反思必備的“認錯態度”有關，但通過“罵”與“幫忙”的關系觀之，撰寫這些批評性的時事短評的用意，確實也在于希望能紙面轉化為實效，最終引向民生的改善，在此層面確實也是一種“大幫忙”。

“日日談”欄目持續關注并跟蹤社會事件，作為《新報》最受歡迎的欄目之一，其及時性、針對性與鮮明的民眾立場，都與穆旦作為編輯與寫者的理念與實踐有直接關聯。而特定的職業與環境，也反過來為穆旦帶來更具體、細膩，不同重量的“時感”，在詩歌寫作之外，承載并安放了穆旦作為一個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個體，進行文學寫作以外的文化實踐，并倡議與敦促當局不斷改良的努力。

注釋：

[1] 穆旦：《致曾淑昭信》（1947年3月18日），《穆旦詩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53-154頁。

[2] 在《新報》“一年來本報主要工作人員題名錄”中，卲季平的職務為“主筆”，但在查良錚數篇提及新報的外調材料中，多稱卲季平為編輯主任，“主筆”則為王先河。根據卲季平在《穆旦二三事》中的說法，他當時“在編輯部做他（穆旦）的副手”，見杜運燮等編：《豐富和豐富的痛苦》，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03頁。

[3] 李方：《穆旦主編<新報>始末》,《新文學史料》，2007年第2期。值得一提的是，“東北四大報紙”一說多為后來的研究者所采信，然而李方先生并未在文中標明此說法的出處，筆者也未在論及沈陽《新報》的其他材料中，找到類似的說法。

[4] 林霽融：《集體訪問 名人首長各機關各階層對本報的金石賜語》，1947年4月22日“《新報》周年紀念特刊”第1版。

[5] 易彬：《穆旦評傳》，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2年，第195頁。

[6] 查良錚：《關于劉蘭溪》，轉引自易彬：《“自己的歷史問題在重新審查中”——坊間新見穆旦交待材料評述》，《南方文壇》,2019年第4期。

[7] 查良錚：《歷史思想自傳》（1955年10月），轉引自易彬：《穆旦年譜》，第94頁。

[8] 查良錚：《歷史思想自傳》（1955年10月），轉引自易彬：《穆旦評傳》，第204頁。

[9] 白玉琢：《希望更進一步》，1947年4月22日“《新報》周年紀念特刊”第1版。

[10] 佚名：《讀者對新報之批評》，1947年4月22日“《新報》周年紀念特刊”第1版。

[11] 佚名：《讀者的熱情》，《新報》，1946年5月15日。

[12] 查良錚：《撰稿和報人的良心 為本報一年言論作總答復》，1947年4月22日“《新報》周年紀念特刊”第2版。

[13] 張立群：《沈陽的穆旦——兼及研究中的史料使用問題》，《文藝評論》，2015年第7期。

[14] 國家圖書館所藏《新報》不全，幾乎每月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漏。僅1946年9月、1947年2月完整收錄，其余月份均不完整；除1947年6月8日后的整體缺漏外，一共有48天空缺。沈陽圖書館的《新報》數字館藏補足了一小部分空白，但總數很少，整體上缺漏情況仍是無法忽視的。

[15] 查良錚：《我的罪行交代》，1968年10月2日，轉引自易彬：《“自己的歷史問題在重新審查中”——坊間新見穆旦交待材料評述》。

[16] 這一數字減去了報紙不全所缺失的48篇或以上（因存在一日有兩篇“日日談”的情況）。

[17] 李方：《穆旦主編<新報>始末》。

[18] 易彬：《“自己的歷史問題在重新審查中”——坊間新見穆旦交待材料評述》。

[19] 李方：《穆旦主編<新報>始末》。

[20] 穆旦：《關于劉蘭溪》，轉引自易彬：《“自己的歷史問題在重新審查中”——坊間新見穆旦交待材料評述》。

[21] 卲季平：《穆旦二三事》，杜運燮：《豐富和豐富的痛苦》，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03頁。

[22] 詳見查良錚：《關于褚世昌》《關于劉蘭溪》《關于林開鑒》，轉引自易彬：《“自己的歷史問題在重新審查中”——坊間新見穆旦交待材料評述》。

[23] 佚名：《六三有感》，《新報》, 1946年10月8日，第3版。

[24] 《新報》1947年8月查封時，穆旦并不在沈陽。具體離開的時間，目前尚不明確。詳見易彬：《穆旦評傳》。

[25] 李方：《穆旦主編<新報>始末》。需說明的是，國家圖書館所藏縮微版《新報》、沈陽圖書館可公開查閱的數字化《新報》均不全，李方文中所列舉的14篇署名為“金”的篇目，僅《微妙的情勢》《房荒之荒謬》《攤販事件》《市容重于民生乎？》4篇能見到，其余10余暫缺，由此可見署名“金”的實際篇目要更大。

[26] 查良錚：《撰稿與辦報人的良心——為本報一年言論作總答復》，《<新報>一周年紀念特刊》, 1947年04月22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