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經籍二》載錄“《列異傳》三卷，魏文帝撰”。原書已佚，從遺文可知，這是一部記述神異鬼怪故事的志怪書。其散佚篇什主要存于幾部唐宋類書，如《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魯迅早年作《古小說鉤沉》，輯錄《列異傳》五十則。后有學者又重為輯校或考釋，并重新厘定篇目。考慮到魯迅的輯佚影響最為廣泛，以下討論采用其“鉤沉本”。原書各篇無標題，姑參照《廣記》條目自擬篇名。

《列異傳》多為鬼魅敘事，或涉及男女情愛。其中《談生》一則尤為動人。流傳亦廣：

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忽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為夫婦，乃言：“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為夫妻，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后，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此必發墓。”乃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果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賜遺衣，以為主婿。表其兒以為侍中。

故事以人鬼共情敘男歡女愛，自是引人入勝。結局是窮書生終入富貴之門，奇幻之想亦未擺脫俗念。令人心悸處，卻是女鬼一聲“君負我”。王女早夭，不甘陰間富貴，委身談生乃企圖還陽。年逾四十的談生尚未婚娶，白撿了一個老婆，自是歡喜不已，卻忍不住違反約定，“夜伺其寢后，盜照視之”，女人身子一半還是枯骨。這下壞了，含辛茹苦的一番努力都白費。功敗垂成，功虧一簣，頓生斷腸絕念的悲劇感。談生“涕泣不可復止”，亦讓人唏噓不已。王女難入人間寒窯，談生卻登王侯門第，內中似乎別有寓意。

文中“睢陽王家買之”一句，指睢陽某王姓人家，還是睢陽王之家？似有兩讀，應該是后者，不必說王女陰宅如何豪華，末尾“表其兒以為侍中”，是向朝廷表薦談生的兒子作為皇帝近臣，絕非一般土財主所能操辦。不過，“睢陽王”疑為“淮陽王”之誤。查《漢書》兩個諸侯王世表，以及萬斯同《東漢諸王世表》、黃大華《東漢皇子王世系表》，兩漢并無“睢陽王”之封，而淮陽卻是封國之地。當然這無關緊要，沒準是作者故意虛擬名目。

這書里另有《宗定伯》一則（宗定伯，干寶《搜神記》作“宋定伯”）。這篇人與鬼的故事，更是廣為人知，曾選入中學語文課本。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有一本流行讀物《不怕鬼的故事》（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開卷第一篇《宋定伯捉鬼》即取自于此。宗定伯（或宋定伯）遇鬼，便冒充鬼，糊弄鬼，算計鬼，摸到鬼“唯不喜人唾”的畏忌，終而將其制服，還賣了一筆錢。這個頗具諧趣的故事講的是破除迷信，是斗爭哲學，自是將人/鬼置于對立面。敘述不知不覺強化了這樣一種認知：別怕鬼，鬼比人傻，它玩不過你。

其實，在《列異傳》的鬼故事里，鬼多半不傻，卻往往比人好。《鮮于冀》一則，清河太守鮮于冀建公廨，工程未竣已身亡。審計官員誣稱其貪污工程款二百萬，表奏朝廷籍沒田宅奴婢，將其家人流徙邊陲。進了陰間的鮮于冀，以鬼顯形，為洗刷污名，入府核賬，查出審計者枉法貪匿。于是上表陳言，痛斥“偷竊狠鄙”之輩，后任太守亦以實情報上。結果，“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此則《御覽》《廣記》俱引，《廣記》所存文本更早見《水經注》卷九，文字略詳。主人公自書“臣不勝鬼言”的奏章，交付后任太守，之后，“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云云。此句甚妙，幽緲之象令人神醉。

又有《欒侯》一則，描述鬼有幻化之趣，有為民除害之功。其曰：

漢中有鬼神欒侯，常在承塵上，喜食鲊菜，能知吉兇。甘露中，大蝗起，所經處禾稼輒盡。太守遣使告欒侯，祀以鲊菜。侯謂吏曰：“蝗蟲小事，輒當除之。”言訖，翕然飛出。吏仿髴其狀類鳩，聲如水鳥。吏還，具白太守。即果有眾鳥億萬，來食蝗蟲，須臾皆盡。

文中“承塵”指房梁上遮擋灰塵的布幔（古時房屋沒有天花板）。“鲊菜”即腌制食物。欒侯亦鬼亦神（神是鬼的正面修辭），不作人形，為鳥形。其“翕然飛出”，喚來億萬飛鳥捕食蝗蟲，為百姓抵御蟲害之災。

古時，人所不能解困之難，往往祈于鬼神，這種原始信仰自然蔚成禋祀萬靈的風氣。

《列異傳》有四則故事記述秦人為鬼神立祠，實是比較宏大的神話建構。

《陳寶祠》《陳倉祠》兩則，說的是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異物”，一塊形狀若羊若豬的石頭，道出陳寶祠之來由。《史記·封禪書》將此事系于秦文公時，如謂：“作鄜畤（按，鄜畤是秦祭祀場所）后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命曰陳寶。”合而觀之，可知“陳寶”得之陳倉，被“寶而祠之”，故名。王國維有《陳寶說》，稱是一種玉石（《觀堂集林》第一冊），后之學者多認為是隕石。《列異傳》這兩則故事說的是一樁事，彼此文字有異，而《水經注·渭水上》和司馬貞《史記索隱》所引文本亦有出入。

有趣的是，文中采用了一種互為主體的敘述關系。先是由異物引出二童子，童子說這東西稱作“媼（又作媦）”，亦為地神。石頭被神靈化了，人們轉而按石頭指示去追逐童子。媼曰：“彼二童子，名為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兩個童子化為雌雄二雉飛入林中。官府派人漫山遍野獵捕兩只雉雞，結果逮住雌雉，雄雉飛去南陽那邊。被逮的雌雉化為石頭，自然被認為是瑞物。從石頭到童子，由童子化為雉雞，又化為石頭，似乎又回到了原點。至于雌雉變成的那塊石頭，是否還是“媼”？讀者自可揣想。古人云：“后土富媼”“媼神蕃釐”（《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秦穆公“得雌者”，果然躋身晉、齊、楚之儔，成春秋一霸。秦人得陳寶在陳倉山（今陜西寶雞天臺山一帶）立祠供奉，于史有征，但《列異傳》稱“至文公，為立祠，名陳寶”，顯然將秦之世系顛倒了。文公是春秋秦國第二位國君，穆公為第九位，大致相隔百余年。《列異傳》將事情移至穆公，大概是應合“得雌者霸”之說。

《怒特祠》和《梓樹化牛》都是關于怒特祠的故事。這兩則時間背景正是秦文公時。秦人砍伐南山大梓樹。豈料斫處隨即愈合，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猶不斷”，這就像《三國演義》寫曹操伐躍龍祠大梨樹，“鋸解不開，斧砍不入”。這大梓樹亦是樹神，但有山鬼與樹神對話，道出其不能抵御的軟肋，就是所謂“赤灰跋”一法（又謂“以朱絲繞樹”）。其時有人樹下偷聽到這個陰招，報告文公，便“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大梓樹被斫斷，即化為牛，躥入水中。這頭健碩而暴躁的大牛被稱作“怒特”。秦人立怒特祠，就是祭祀大梓樹化作的大牛，其祠立于武都故道縣（這地名有歧說，這里不討論），大致說來離著陳倉山不遠。這個由樹神轉化為牛神的故事亦見于史家著述，裴骃《史記集解》、張守節《史記正義》等都有引錄。

陳寶是石頭的輪回，怒特由樹化牛，此二物奠定秦滅六國之前的國家祭祀。《列異傳》這兩個故事與《史記·秦本紀》《封禪書》相關記述有著復雜的文字纏繞，亦互相印證。今之學者田天著有《秦漢國家祭祀史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一書，對其中文獻關系梳理甚詳，可資參考。

石頭和樹木是人類最初賴以庇身之物，亦是初民的精神凝視，進而產生的原始信仰代入部落的宏大敘事，演化為各種神話主題。然而，秦漢以后民間淫祀大熾，拜物之風已轉向個人化瑣碎化趨勢。《列異傳》里還有這樣一則故事：

豫寧女子戴氏久病，出見小石曰：“爾有神，能差我疾者，當事汝。”夜夢人告之：“吾將祐汝。”后漸差，遂為立祠，名石侯祠。

因禍祈福，緣物拜神，舊時蕓蕓眾生大抵如此。但是，魏文帝曹丕記述這戴姓女子為小石頭立祠祭拜，想來有些奇怪。曹魏建政一向注重制度與禮治，對祭祀有嚴格規定。早在后漢光和末年，曹操做濟南相時，便有“禁斷淫祀”之舉（《魏志·武帝紀》）。曹丕做了皇帝后，黃初五年詔令嚴禁“非祀之祭”（《魏志·文帝紀》）。其后明帝曹叡亦遵從祖制，青龍元年申飭“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不過，戴氏是“豫寧女子”（豫寧，即今江西武寧縣），立石侯祠是在東吳境內。或許對曹丕來說，無非是一樁異域奇聞。

書中《蔣子文》一則，也是東吳奇聞。謂：“蔣子文漢末為秣陵尉，自謂骨青，死當為神。”此條輯自《御覽》，就這一句話，只說蔣某死后要封神，便輒然而止。這個故事在《搜神記》中有完整記述，稱其追捕盜賊身亡，之后陰魂顯形，一再脅迫吳主封侯立祠——

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謂己骨清，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鐘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子）文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竊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子）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啟佑孫氏，宜為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為災。”俄而小蟲如塵虻，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為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議者以為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宜有以撫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為中都侯，次弟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為立廟堂。轉號鐘山為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蔣子文封神之事流傳甚廣，從《太平寰宇記》到《歷代神仙通鑒》均有載錄。《資治通鑒》居然提及其再度封神，說的是南朝齊梁間的事兒。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按，齊廢帝蕭寶卷）拜蔣子文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鐘山王，及（蕭）衍至，又尊子文為靈帝，迎神像入后堂，使巫禱祀求福。（卷一百四十四）

秦漢以后，讖緯之學日盛，國家祀典需要能夠溝通上界的專門人才，儒生自可變身為方士，出入鬼神之道，此中情形可參閱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一書。《列異傳》所記費長房、王方平、蔡經數輩，亦見東晉葛洪《神仙傳》，這類人物如果不作廟堂頂層設計，便是在民間操弄方伎。書中所記費長房除魅、求雨、縮地三事，以及壽光侯劾鬼之術，《后漢書·方術列傳》皆有載錄，可見史家亦頗關注此類消息。不過，《后漢書》撰者范曄是南朝史官，他那些方士故事大抵引自《列異傳》或《神仙傳》。

《列異傳》又有《魯少千》一則，其事甚奇。

魯少千者，得仙人符。楚王少女為魅所病，請少千。少千未至數十里，止宿，夜有乘鱉蓋車，從數千騎來，自稱伯敬，候少千。遂請內酒數榼，肴餤數案。臨別言：“楚王女病，是吾所為。君若相為一還，我謝君二十萬。”（魯少）千受錢，即為還，從他道詣楚，為治之。于女舍前，有排戶者，但聞云：“少千欺汝翁！”遂有風聲西北去，視處有血滿盆。女遂絕氣，夜半乃蘇。王使人尋風，于城西北得一死蛇，長數丈。小蛇千百，伏死其旁。后詔下郡縣，以其日月，大司農失錢二十萬，太官失案數具。少千載錢上書，具陳說，天子異之。

少千精于醫卜巫祝，與鬼魅相周旋別有套路，轉道詣楚，乃破局之術。治愈楚王小女，破了蛇精的蠱道。一陣妖風囂聲遁去，其陣腳大亂，大蛇小蛇統統暴斃。

方士本在似仙非仙之間，區區矻矻就是奔著升仙而去。傳說有所謂“尸解”“飛升”的成仙大法，《列異傳》當然不缺這一主題。卷首一則，標榜黃帝升天之事，曰：“黃帝葬橋山，山崩無尸，惟劍舄存。”（舄，即鞋）山陵崩裂之際，只見劍和鞋子，肉身分明形解銷化，或尸解，或飛升，必是已達天庭。

又一則，謂蔡經成仙故事，曰：“蔡經與神交，神將去，家人見（蔡）經詣井上飲水，上馬而去。視井上，俱見經皮如蛇蛻，遂不還。”蛇蛻或蟬蛻，亦是尸解之法。只是對照“山崩無尸”，這一招顯得比較“low”。

《列異傳》里有一篇很特別，極具想象力，卻非鬼神之作，就是以復仇為主題的《三王冢》。這個故事許多人都熟悉——

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劍，三年而成。劍有雄雌，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劍獻君，藏其雄者。謂其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爾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覺，殺干將。妻后生男，名赤鼻，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劍，忽于屋柱中得之。楚王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仇。購求甚急，乃逃朱興山中。遇客，欲為之報；乃刎首，將以奉楚王。客令鑊煮之，頭三日三夜跳不爛。王往觀之，客以雄劍倚擬王，王頭墮鑊中；客又自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別，分葬之，名曰三王冢。

干將之子欲報殺父之仇，山中遇客，將自己的腦袋和父親留下的雄劍都交付那位俠士。這是一種信托性的復仇之局，亦自有因襲，太史公筆下荊軻刺秦即為一例。荊軻見秦王，獻樊於期首級；俠士見楚王，攜赤鼻人頭而來。當然，荊軻身后還有一顆人頭，之前田光已毅然自刎。以死相激，乃為托付。《史記》記述信陵君救趙，侯嬴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同樣是舍命以求。從這類故事中能夠讀出一種信義，復仇者明知看不到事情成敗，卻預先付出自家性命。慨然付與執行者，自是基于對方的承諾。以信托作為情感鋪墊，乃具古君子之風，懸于這一層，無疑加深了復仇主題的內涵。

此篇殘酷而諧謔的結局最是出人意表，鼎鑊里翻騰的三顆人頭，不能分辨誰是誰，國王與草民，仇家、殺手與債主，統統扯平了，結果只能以“三王冢”葬之。這里邊可有多重解讀。劍有雌雄，暗合“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之說，復仇者、執行者最終亦成王者。

此則在《列異傳》中是一個異數，是否出于是書當有疑問，《御覽》引作劉向《列士傳》。在魏晉以前的各種文本中，《搜神記》載述的故事最為完備。

魯迅小說《鑄劍》取材于此。赤鼻原是“眉廣三寸”，小說里作“眉間尺”，并替換為人名，原文稱作“客”的俠士，則為“黑衣人”。

與鬼神關系不大的還有《馮貴人》一則，事涉東漢桓靈時期宮闈爭斗。

漢桓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七十余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奸通之，至斗爭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所幸，尸體穢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配食”一語，這里指祔祭桓帝。《后漢書·皇后紀》謂桓帝先后有梁、鄧、竇、董四位皇后，又稱“帝多內幸。博采宮女至五六千人”，所寵幸宮女往往選為貴人。雖然《皇后紀》未提及馮氏，這馮貴人確有其人，冢墓被發亦確有其事。《后漢書·段颎傳》說到這事情，建寧三年，段颎為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冢”，因受牽累左遷諫議大夫。至于“竇太后家被誅”，是指竇后之父、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不成，反被中常侍曹節等矯詔滅除。熹平元年（172），竇太后崩，宦官們不欲將之列入宗廟牌位，擬用馮貴人祔祭，遭士大夫反對。“下邳陳公”即陳球，據《后漢書》本傳，陳球堅持以竇后配食，提出馮氏不宜祔廟的理由：“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污染，且無功于國，何宜上配至尊？”這跟《列異傳》所述相符。東漢政治常態是太后臨朝，宦官弄權，故外戚與宦官纏斗不已，士大夫厭惡宦官，往往與太后、外戚結援。

所謂“七十余年，顏色如故”，應是魯魚亥豚之誤。桓帝踐祚在本初元年（146），靈帝崩于中平五年（188），桓、靈二世連頭接尾僅四十二年，而馮墓被盜發在建寧三年（170），就算馮貴人死在桓帝初年，至盜發之日不過二十余年。《馮貴人》一則，輯自《類聚》卷三十五，其書正作“七十余年”。《搜神記》此篇亦作“七十余年”。

《列異志》的作者究竟是否為魏文帝曹丕，歷來有爭議，卻是迄無定論。但有一個問題，一再被人提起，就是其中某些篇目出現曹丕之后的事況。如，魯迅指出：“文中有甘露年間事，在文帝后。”（《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甘露”是高貴鄉公曹髦的年號，出現于《公孫達》《欒侯》兩則，而曹丕之后的敘事內容還有魯迅未提及的幾處，茲舉述如下：

《王臣》（《搜神記》江紹楹校注本題作《飯臿怪》）的故事發生在“景初中”，那是魏明帝曹叡的年號。

《周南》一則，時間在“正始中”，那是魏主齊王曹芳的年號。

《弦超》一則，原無時間標記，《搜神記》作“嘉平中”，那是曹芳的第二個年號。

按曹魏世系，叡、芳、髦，都在丕之后。

不僅是年號的問題，人事與職官、地理方面亦可檢出若干錯舛。如《華歆》一則，提到華歆后為太尉，據《魏志·華歆傳》，文帝在位時，其為司徒，明帝即位后才“轉拜太尉”。

又，《蔣濟》一則，稱“蔣濟為領軍”，領軍，即領軍將軍，《魏志·蔣濟傳》，文帝時，蔣濟尚為東中郎將，明帝時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至齊王芳即位“徙為領軍將軍”。

又，《鵠奔亭》一則，說到交趾刺史周敞為蘇娥報冤，其實周敞是晉人。《晉書》周敞無傳，是書《地理志下》記曰：“順帝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為州，朝議不許，即拜敞為交趾刺史。”（《晉書斠注》：“永和終于六年，疑‘九’為‘六’之誤。”）按，《搜神記》亦有此篇（汪紹楹校注本題作《蘇娥》），但“周敞”作“何敞”。汪注本“漢九江何敞，為交州刺史”句下注曰：“見《后漢書·何敞傳》。”這條注釋明顯有誤。本傳謂，何敞“扶風平陵人也”，并非九江人。檢視其履歷，亦未曾出任交州刺史。可見，晉之周敞并非漢之何敞，《搜神記》及校注者均誤。

又，《傅氏女》一則，所稱“北地傅尚書”，即三國魏之傅嘏。《魏志·傅嘏傳》：“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正始初，除尚書郎……曹爽誅，為河南尹，遷尚書。”不過，嘏傳又提到其伯父傅巽“黃初中為侍中尚書”。那么，“傅尚書”是否指傅巽？“黃初”正是魏文帝年號。但傅巽為“侍中尚書”，乃“侍中省尚書事”之簡略說法。也就是說，其本官是侍中，只是兼領尚書事而已。所以，“傅尚書”應當是傅嘏，而“正始”又是曹丕身后之事。

又，前述《石侯祠》一則，豫寧（今江西九江武寧縣）這地名與時間不合榫，曹丕在世時這地方還不叫豫寧。后漢三國時期，此地屬豫章郡，《續漢書·郡國志》作“海昏侯國”，后改西安縣，晉太康元年改豫寧縣。

另外，《鄧卓》一則，稱“吳時，長沙鄧卓為神”云云，亦有疑點。以“吳時”作為朝代標識，《搜神記》里多見，如謂“秦時”“漢時”之類，顯然是后世之人口吻。曹魏與東吳并峙，文帝登基前魏蜀吳三方均采用漢獻帝建安年號，魏國既立，孫權便北面稱臣（曹丕在位時，東吳雖有年號，尚未建國），很難想象曹丕會用“吳時”稱述東吳事況。

“鉤沉本”《列異傳》僅五十則，時間不合轍的就有十余者，難怪有人質疑此書是否曹丕所作。所以，《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列異傳》均作“張華撰”。張華（232-300）是魏晉官員、詩賦家，其出生時文帝已崩，卒于晉惠帝永康元年。張華有淹博之名，號稱“博物洽聞，世無與比”，而且“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晉書》本傳），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講述神怪異說的《博物志》。將《列異傳》列于張華名下，感覺似較靠譜，其實別無佐證。曹丕之后那些篇目或是張華所增補，將張華視為是書合著者亦是一種說法。

《列異傳》不管是否曹丕所作，或是否張華所補，肯定不晚于魏晉之世，因為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魏酈道元注《水經》，皆有征引。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講六朝之鬼神志怪書，首先介紹的就是它，不啻開山之作。不過，這類神異鬼怪敘事原本并非文學創作，其性質倒是很難歸納，而古人通常視如歷史著作，如隋志是將《列異傳》置于史部雜傳類，并未列入小說。舊唐志仍列雜傳類，新唐志方歸入小說類。

六朝人作鬼神志怪，大抵并無虛構意識，那是他們信以為真的東西。按魯迅的說法，“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說，因為他們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樣的，統當作事實”（《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史傳與小說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有故事。然而，這里邊抑或不乏無意識虛構，如“山崩無尸，惟劍舄存”，想象的空間就很大。人世與鬼域并非異次元，實是表達想象與推理的某種互動關系。故事即是演義之局，這是中古時期的寫實主義。誠如魯迅所言：“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

六朝志怪作品甚夥，《列異傳》之后，又有干寶《搜神記》、陶潛《搜神后記》、劉敬叔《異苑》、劉義慶《幽明錄》、王嘉《拾遺記》、吳均《續齊諧記》，等等。當然，各書敘事多有重疊舛互，如《搜神記》與《列異傳》相同篇目有二十則之多。這類志怪書固有許多意義不明的“殘叢小語”，使可讀性大打折扣，卻也有一些敘述相對完整的故事。作為中國小說早期敘事形態，自然有其不可低估的示范意義，這些作品與《世說新語》等志人小說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后世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