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綱要》指出，“習近平文化思想全面闡述了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地位作用、目標任務、方針原則、戰(zhàn)略路徑、實踐要求，既有文化理論上的創(chuàng)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是一個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科學體系”。就習近平文化思想關于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以及對中華美學精神、美育傳統的傳承創(chuàng)新的精辟論述，作筆記兩則，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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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有著高度重視文化建設的優(yōu)秀傳統。黨的第一代領袖毛澤東同志早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就說過，黨領導的革命事業(yè)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拿槍的軍隊，總司令是朱德；另一支是文化的軍隊，總司令是魯迅。從毛澤東主席到習近平總書記，其文化思想一根紅線貫穿，一脈相承，繼承發(fā)展，在黨領導的文化建設中都強調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中國化、民族化、時代化。毛澤東主席在1938年就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與時俱進地提出了“兩個結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并把“第二個結合”視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這確實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新觀點、新理念。當然，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政治”“經濟”“文化”三大篇章布局的思維方式推斷，我國的具體實際理應包含“政治的實際”“經濟的實際”與“文化的實際”。但毋庸諱言的是，由于時處民族解放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對“政治的實際”的結合必須突出，對“經濟的實際”的結合也在如土改運動與南泥灣開荒大生產運動中講得不少，與“文化的實際”的結合在以廣西桂林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文化抗日運動中大顯神威。歷史進入新時代的和平建設時期后，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強調提出了“第二個結合”即“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確有深意存焉！

文化是民族的根魂和血脈。毛澤東主席和習近平總書記都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毛澤東主席在193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多次重要會議中，都曾用“博大精深”這一成語來稱頌中華傳統文化；他們還都用“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這一介詞結構來強調對傳統文化應當給以總結、汲取其中積極的養(yǎng)分。但是，在談及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時，毛澤東主席在戰(zhàn)爭歲月里多用“批判繼承”，強調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而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和平建設環(huán)境里則提出了“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揚棄”較之于“批判”，是哲學術語，更突出了有“揚”有“棄”，通向守正創(chuàng)新。

這就觸及了中華傳統文化如何現代化的嚴峻課題。習近平文化思想中關于這一課題的論述，是一個科學體系，必須全面領悟，不可有所偏廢。

首先，對傳統文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做到“兩有”——“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這是前提。傳統文化固然博大精深，但仍須以科學的歷史觀、美學觀去揚其精華、棄其糟粕，完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比如“二十四孝”，“孝”之精義，當繼承弘揚，然其間“割肉奉親”之類的愚昧之舉，則當棄矣。

其次，對傳統文化，其實踐路徑，必須實行“兩與”——“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這是“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必由之路。且看由羅周編劇、李政成主演、揚州揚劇院演出的揚劇《鄭板橋》，就在當代舞臺上血肉豐滿、活靈活現地塑造出一位古代文人“以民為本、以藝通心”的精神靈魂，引起當代觀眾強烈的情感共鳴，為中國式現代化宏偉大業(yè)提供了新時代所需的思想正能量！

最后，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兩創(chuàng)”即“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這是宗旨和目標。只有堅持“兩有”的思想方法，堅定不移走“兩與”的實踐路徑，才能真正實現“兩創(chuàng)”的宗旨目標。這是為新時代成功的文化建設和藝術實踐反復印證了的真理。我們當永遠銘記并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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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傳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同時提出了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這又是關于文化建設的一個新觀點、新理念。

實事求是地說，在此之前，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黨的主要負責人都高度重視文化文藝事業(yè)，都強調這是黨的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但是，在他們的公開指示和黨的文件中，都尚未用過“美學”一詞。我猜想并考證過，這恐怕與學術界長期流傳著一種說法有關，認為“美學”一詞是從西方傳譯過來的，而西方有哲人則認為中國古代既無哲學，也無美學。其實，說中國古代無哲學、無美學，這既是無知，也是妄說。請問，老子的《道德經》、孔子的《論語》乃至莊子、孟子直到張載、王陽明等的學說中，能說沒有哲學嗎？我看比之西方古典哲學，可謂“天人合一”與“主客二分”，各有所長，互補成輝，一點也不遜色。至于“美學”一詞，倒確實是從西語轉譯而來，為此，上世紀50年代起，中國學術界就曾為“美”的定義爭議了數十年，大致形成了四派主張：一是美在客觀，以蔡儀為代表；二是美在主觀，以呂熒、高爾泰為代表，高爾泰還提出美是自由的象征；三是朱光潛提出美在主客觀的統一，最終統一于主體；四是李澤厚提出美在主客觀的統一，但最終統一于實踐，他由此提出了“實踐美學”。四派主張，各抒己見，爭論不休，終無結果。直至新時期，北京大學教授葉朗領銜150多位大學教授、學者積十余年耕耘，集體編成《中國歷代美學文庫》共十九冊，自先秦至民國。我讀罷，感慨萬千，受益良多！怎能胡謅“中國古代無美學”呢？僅舉一例，唐代柳宗元被貶官后，回到柳州。其表弟在柳州修一新亭，引起鄉(xiāng)賢諸友爭議，有人稱亭美，有人曰亭丑。這倒頗像今日之中央電視臺總部大樓引起的爭議一樣。亭主請柳宗元賦文，文中八字曰“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請看，絕了！美與客觀有關，但又不只決定于客觀；美與主觀有關，但亦不全決定于主觀。因為人的觀念（歷史觀和美學觀）不同，所以才對同一審美對象產生了不同的審美評價。寥寥八字，竟把上述關于何為“美”的四個學派觀點之合理處盡收，而把片面處盡棄，其間灌注的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維，不就是中國古代哲學和美學的魅力嗎！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了黨領導文化、文藝工作的豐富經驗，理直氣壯地大聲疾呼要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他進一步精辟地闡釋了何為中華美學精神——

一是從審美創(chuàng)造的運作思維上，“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是的，論國畫，中國畫家畫松，不是畫松之真，而是言說人之“青松挺且直”之志；畫梅，不是畫梅之艷，而是言說人之“俏也不爭春”之品；畫竹，不是畫竹之青，而是言說人之虛懷若谷之節(jié)。人生的哲理，做人的道理，都蘊含其間呀！明乎此，再讀宗白華論意境，個中深味，當更體悟。

二是從審美創(chuàng)造的結構原則上，“言簡意賅、凝練節(jié)制”。是的，從秦文漢賦，到唐詩宋詞，再到元曲雜文，傳世經典都可謂字字珠璣，惜墨如金。新時代要以文化人，以藝通心，培根鑄魂，啟智增慧，更須如此呀！君不見，時下被資本綁架了的某些注水電視劇， 30集不夠就40集，多一集多拿一集錢，越拍越長，真成了“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這不是悖離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方向了嗎？

三是從審美創(chuàng)造的宗旨上，“形神兼?zhèn)洹⒁饩成钸h”。妙哉！中華民族的審美創(chuàng)造，其宗旨就是要塑造出形神兼?zhèn)涞木哂懈呱猩钸h的精神意境的藝術形象，以美塑象，立德樹人。為此，習近平總書記說：“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他對文藝作品提出了“精神高度、文化內涵、藝術價值”三方面的高質量標準。

最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美學精神要追求“知、情、意、行相統一”。“知、情、意”對應的是“真、善、美”，這是西方美學也提倡的。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加上了“行”——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中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中的“行”，凸顯出中華美學精神鮮明的實踐品格，值得我們深思。

習近平總書記在給中央美術學院老教授的回信中，因勢利導，又發(fā)出了“加強美育工作，很有必要”的號召。美學，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關于創(chuàng)造美、鑒賞美、傳播美的一門學問；運用這門學問去培育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提升全民族精神素質的實踐，稱為美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美學與美育齊抓共振，中華美學精神與中華美育傳統相輔相成、互補共進，這便是認真學習、領悟、踐行好習近平文化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

作者系著名文藝評論家、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