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創作的廣闊天地里，羅偉章無疑是一位勤勉而富有探索精神的行者。近年來，他的作品不僅數量可觀，質量更是上乘，屢屢入選各類權威文學選本及排行榜。而成績的背后，是他對文學不懈的追求與勇于自我革新的勇氣。從細膩描繪生活微末情感的《誰在敲門》，到深刻揭示社會變遷與人性掙扎的《紅磚樓》，我們不難發現，羅偉章的筆觸在時間的流轉中悄然變化，他正以一種堅定的步伐，在求變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從題材和主題而言，《誰在敲門》書寫鄉村，而《紅磚樓》轉向書寫城市。前者賡續魯迅、周立波等的鄉土小說，后者接力吳敬梓、錢鐘書等書寫知識分子的諷刺小說，它是抽向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的鞭子，搞得大家人人自危，攬鏡自照。從社會進程來說，《紅磚樓》里人物活躍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那時商品經濟大潮來臨，社會轉型，大部分文人的欲望開始由精神和權力的轉向物質的。而《誰在敲門》則關注當下，關注消費社會里底層人如何在物質欲望里裸泳，他們談不上精神，即使有也是對精神欲望的嘲諷。這么看來，《紅磚樓》在前，《誰在敲門》在后，將它們拼接起來，就可以看出物欲是怎樣由中上層的知識分子一波波傳遞到底層，并橫掃鄉村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紅磚樓》對《誰在敲門》是一種追溯和補全。對羅偉章而言，《紅磚樓》的出現更有一層意義在于，他打破了以前評論界的一些誤解，以為他擅長的只是底層敘事，鄉土小說。事實上，他是一個不斷敞開不斷打破邊界的作家。

從語言上來說，兩部小說都對智性的語言表現出了癡迷。羅偉章的智性，首先表現為思辨性。他會對一些習焉不察的概念進行辨析，翻出新意，這給人有了重新發現那些概念的感覺。其次是對人生、對兩性、對文學、對世界等深刻的體察，這在《紅磚樓》里尤其多。事實上，這些表達可能對情節是無補的，取消它并不影響意思的傳遞，可以稱它為閑筆，漫溢之筆。但有了它，才有了思維的韌性和力度。如果把語言分為三個層級，準確是第一級，美感是第二級，那么智性是語言的最高級，它無限靠近哲學，沒有對生活的思考是無法辦到的。事實上，吉根和昆德拉也是這方面的實踐者。

但語言的變化也有，《紅磚樓》寫城市，寫知識分子，就使用普通話，而《誰在敲門》寫農村，寫農民，語言的在地性就非常明顯。羅偉章利用了方言，也改造了方言，使得語言的辨識度很高。使不使用方言，這是由人物身份決定的，羅偉章深諳這個道理。

與之相應的，《誰在敲門》里有很多地方性知識，充滿南方經驗，比如喪葬文化等。《紅磚樓》里也有地方性要素，比如對川西和美食的描寫，又尤其是后者更難能可貴。成都是個美食之都，但能寫美食的還要追溯到李劼人。盡管如此，這個故事幾乎可以放到中國除邊疆之外的任何一座城市，因為中國的城市面貌都差不多，如果《誰在敲門》只能放在大巴山的話。

在人物上，雖然兩部小說書寫的主體有了變化，但不變的是作者使用放大鏡對他們纖毫畢現的考察。人與人之間信任感缺乏，彼此成為對方的地獄，互相猜忌，互置羅網，互為鏡像。這些人物的心思都很纖細，“千回百轉”，他們在細微處釋放人性的毒素。在人性的表現上卻又有不同，《誰在敲門》里表現為親情的隔膜、冷漠、算計、貪婪、狡詐、錙銖必較，《紅磚樓》里的人物荒誕、滑稽、算計、背叛、虛榮、拉幫結派、營造山頭。作者對待人物的態度上，也有差異。《誰在敲門》里，作者保有對底層人物的悲憫。《紅磚樓》里，則表現為嘲諷。如果說兩部小說里作者對寫作對象都用一個恨字來概括，前者是恨其不爭，恨其不爭的底子是愛。而后者的是恨意、怨恨，這是取消愛。《誰在敲門》里人物關系主要表現為代際之間的權力約束力在一代代松弛，到了第三代，成員之間就成了原子狀，家庭倫理和鄉村倫理在斷裂。而《紅磚樓》里人與人之間，表現為依附、對立和互掐。

從視角上看，兩部小說都有一個敘述者“我”，同時“我”又是事件的參與者。但《誰在敲門》事實上是第三人稱，“我”行使了全知全能的職能。《紅磚樓》里，整個小說是“我”對另一人的述說，且“我”告訴她，我告訴她的故事是假的，這就使得這部小說具有了原小說的性質。這兩個“我”同時又是一個反思者，他對外界擁有解釋權和評判權，看似是強者，其實是手無縛雞之力的零余人。他敏感、細膩、病態，擁有精神生活，但又孤懸于千萬人之中。

在情節上，兩部小說都有傳奇性。這在農村那種神秘主義經驗主義盛行的地方，自然好理解。《紅磚樓》里，則把傳奇變成了一種隱喻，比如小琪聽見關門關窗就覺得門窗在夾她的腦袋，就要犯病。她作為受害者，表征著文化圈是個病態的圈層。其次，這兩部小說，往往都選取日常的甚至不值一提的小細節，通過意識的流動和邏輯的力量，通過預續和插敘，巧妙連綴，或者回防，讓斷線的人、事、物、情瞬間扣合，這就使得兩部小說在情節上橫生枝蔓，旁逸斜出。

如果說《紅磚樓》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落幕，那么《誰在敲門》則表征了另一個時代的登場，從群居的“樓”，到散裝的“門”，時代變了，作為書寫者，其風格也得跟著改變。羅偉章在兩部作品中的變則是打破路徑依賴，努力突破和創新，而突破和創新是文藝發展的力量源泉。羅偉章的不變，是他已經形成了獨特的美學風格，這些風格受到了市場的檢驗和讀者的喜歡。羅偉章的變都是修辭上的、手法上的、戰術性的，而戰略上的——要用作品去反映時代風貌這條在他那里的鐵律——是始終不曾變過的。

【作者簡介：王戡，筆名王刊。成都青年作家。多篇小說在《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作品與爭鳴》《四川文學》刊載，出版有長篇小說《擇校記》、中短篇小說集《阿加，阿加》《生死之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