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乙對閱讀的深度沉迷早已不是秘密，在會場間隙，在飯局，在各個場合，都可以看到他手不釋卷的身影。瘋狂的閱讀對這位作家意味著什么？或許我們可以從他的新長篇小說《未婚妻》里得到答案。這是一部向《追憶似水年華》致敬的作品，敘述人以“追憶”寫下他生命中的“未婚妻事件”，在回憶未婚妻事件時，世界文學的重要場景與瑞昌生活無數次出現疊合，遙遠的世界人民的生活與瑞昌小鎮生活形成緊密呼應，這使讀者面對小城時想到世界文學史上的重要生活場景。同時，當我們想到世界文學場景時，也想到了近在中國的瑞昌生活。某種意義上，阿乙將中國小鎮生活鑲嵌在了世界文學版圖之上。多年來對世界文學經典的閱讀使阿乙小說具有了一種蕪雜遼闊之氣，他的寫作由此走向了新的天地。

未婚作為一種人生狀態

“未婚”、回憶、小鎮是阿乙《未婚妻》里的關鍵詞。在時光的迷霧中，阿乙像個導演一樣準確地捕捉記憶，哪些部分需要放大、需要聚焦，哪些部分變成塵埃如煙散去，他盡在掌握，可以隨時使它們停下來，快進、慢放、1.5倍速、2倍速，靜止不動，倒回，反復觀看。他的筆有如他的攝影機，要重新攝取、組合、結構記憶，不，這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小鎮故事，也不是圍繞未婚妻的“起承轉合”和“風生水起”，這是越過時光的重新定格與觀看，重新凝視記憶中的小鎮、生活在小鎮上的親人，以及那些曾經和他生命產生緊要關系的人們。

與許多鐘情于故事起伏的長篇小說不同，《未婚妻》“怪模怪樣”，有陌生化和新鮮感，讀后讓人久久難忘。作品所寫的是一種境遇，一種生活方式，小說家帶領讀者一起深度凝視小鎮人民的生存狀態。

在這部作品中，未婚是一種狀態，“未婚”充滿了年輕人的冒險、激情、不可遏制的荷爾蒙，也充滿了好奇、探索、憧憬，當然，也有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未婚是向往，也是可能。小說從一種未可知的狀態起筆，帶領讀者凝視艾國柱在下鄉過程中遇到的那個女孩，她像一道光照亮年輕的他，也照亮整部文本。“她的頭發很多，不過并不是像麥垛那樣高高隆起，發絲散發著光澤，向后梳，在腦后扎成馬尾辮。她的眼睛——清澈如洗——像頭發那樣黑，有黑夜那么黑，生長著長長的睫毛。從這眼睛里放射出的是直率的光芒，請相信，在這光芒里還沒有一星半點的狡詐、冷漠和狠毒。她的鼻子顯得窄長——但又不是那種嚇人的長——而挺拔，鼻尖上沒有任何贅肉。”[1]放大，仔細面對記憶中的女孩，回首往事重看，那無疑是一種奇遇，一個偶然，但恰恰是這個偶然構成了他生命中的光。“我遇見了自警校畢業后所能遇見的最美麗的女人。并且她極大地縮減了美麗那千差萬別、百花齊放的定義，使這個概念定音于一槌，僅僅只符合她。我的心上躥下跳。”[2]相遇之后便被一種無法克制的情愫牽引，這是小鎮青年性欲的萌醒（也可能是愛的發生），生理的、自然的欲望推動著一個人的行為，也推動著故事的前進，它是美好的，是故事的緣起。接下來，小說進入龐雜的敘事，來到世俗世界——喜歡一個女孩是情感的自然發生，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也意味著傳宗接代，意味著子嗣傳承，于是，要面對算計、面對父母親戚的加入與參與。

渴望她成為“未婚妻”，它在小說內部點燃著每個人——它卷起欲望，卷起家人們為金錢和前程所做的考量。由此開始，情感與欲望、金錢攪和在一起，共同組成未婚妻故事的多個聲部，當然故事的結局我們早已明了，他們后來退回普通關系。由此，“未婚”狀態的另一個層面也顯現出來，這是“半明半暗”：一方面是等待，是躊躇滿志、信心十足；另一方面則早已塵埃落定，滿目瘡痍，情感的真相早已水落石出，埋藏在記憶深處。

讀《未婚妻》，我想到一首馬林·索雷斯庫的詩作《兩遍》（高興譯）：

“所有的事物/我都要看上兩遍，/

一遍讓我歡欣，/一遍令我憂傷。/

樹木在綠冠中/發出朗朗的笑聲，/

一顆碩大的淚，/卻悄然落進樹根。/

太陽十分年輕，/在光束的頂端，/可那光束卻困于/無邊的黑夜。/

世界完美地閉合/在兩頁封面之間，/

那里，我聚攏起/所有的事物，并將/它們愛上兩遍。”[3]

我認為，作為敘述人，文本中兩種情緒一直交織在一起，有如兩遍乃至無數遍重看往事，一遍是喜悅，一遍是感傷；一遍是明亮，一遍是灰暗；一遍是情感的無限可能，一遍是情感的無路可走……小說固然講述的是一個年輕人的未婚妻故事，但因為深度凝視，它早已變成了人生隱喻。

閱讀經驗的滋養

支撐起作者兩遍乃至更多遍回看往事的，是回憶。回憶在這里是聚光燈，燭照著作品中的一切。事實上，每個人都會對回憶進行刪減，一些刪減是無意識的，是不經意的；有些人喜歡刪減不快，留下快樂；有些人刪減快樂，留下不快；更多的人是刪減那些可以刪減的，留下那些無法刪減的、無法消化的，不斷地進行反芻。

很顯然，阿乙是一位深曉何為回憶的寫作者，他有著令人驚訝的清醒：

回憶就是這樣，它讓我們經歷過的不少重要的事——甚至包括有可能使我們喪生的事——變得無影無蹤，卻把一些我們當初以為只是細枝末節的事，呈現得詳詳細細。當初我們對這些細枝末節的事只是瞟了一眼，茫然地看著它隨著時間之水匆匆流去，現在，記憶卻像是一位認真的解剖大夫，利用不會落下陰影的手術燈，從各個角落去審視它，分析它可能蘊含的機理。寫到這，我想起公安局辦公室主任對我的諄諄教導，要我寫材料時“抓大放小”，今天，我卻成為一個“抓小放大”的人。今天，我的寫作或者敘述就是基于這樣一個基礎：它依賴于一個有自己脾氣的記憶之神，而不是依賴于歷史真相、依賴于它本身是怎么發生的。記憶不是像復寫紙那樣去復印我們的歷史，而是對歷史挑挑揀揀，繼而對揀出來的東西進行歪曲。我的寫作體現的就是這樣的原則。因此可以說，我并不是自己人生的史學家，而只是記憶這個怪物的走狗，是它意志的執筆者。[4]

重回往昔，五味雜陳，它使人清醒，也使人惆悵，更多時候，小說寫下的是難忘，比如關于父親：

今天，當我寫到這一段時，雖然我的父親已經不在世，我還是能感覺到在我的周圍環繞著他爽朗的笑聲。笑的時候，我的父親不時仰起頭，我不知道他是為了發出暢快的笑聲而仰起頭，還是暢快的笑聲本身迫使他不得不仰起頭，就像水流過于猛烈，迫使膠水管不得不扭來扭去。他露出一口緊密齊整有如箍緊的桶片的牙齒，它們雖然不白，卻一點也不臟。作為窮人的后代，能長出這樣一口好牙實屬難得。繼而，笑聲降低并且消失，但他的身體還在因大笑而聳動。[5]

父親當然是艾國柱一個人的父親，但當他被召喚進文本，便不再只是一個人的父親，而變成了父親們，大笑成為他的經典表情，父親永遠活在文本里。父親的大笑，歐陽春的苦惱和計較，準岳母萬德珍的心理活動，施銀當年作為媒人的滔滔不絕，那些難以消化的記憶在頭腦中反復，成為小說的主要敘述場景，它們由細枝末節勾連而起，溫度、氣息、情緒、聲音疊加在一起，成為未婚妻事件的“多聲部”，這也許與事實本身出入甚遠，但早已不重要，正是小說與事實的不完全吻合，才構成這部作品的魅力，那是阿乙在發明他的“追憶似水年華”。

是的，《追憶似水年華》是阿乙寫作的潛文本，《追憶似水年華》里的一切細節都已經成為我們理解瑞昌小城的坐標。瑞昌所發生的一切都可以和《追憶似水年華》構成一種對話，普魯斯特是經典作家，也是阿乙可以跨越時空進行對話的那個人，普魯斯特的感慨常常引發“我”的感慨，參與“我”的感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我”的感慨：“可我又總是這樣去冒險，于是我產生和普魯斯特一樣的感慨：‘我最初的印象已那樣遙遠，在我的記憶中無法找到什么憑證防止其每天變形。’有時我想，她的面相就像是一個我們知道含義的詞，我們使用時百想不得，并受盡這種遺忘的折磨，然后在某一天，命運安排我們重遇，在那一刻，我們準會覺得它再熟悉不過，簡直是熟悉到了骨子里。”[6]

《未婚妻》是由回憶引發的創作，更準確地說，是由《追憶似水年華》引發的創作。像普魯斯特那樣思考，像普魯斯特那樣凝視，像普魯斯特那樣寫下，這是這本書的內在追求。自由地穿梭于往事，仿佛一切本該如此，《未婚妻》中的氣息、腔調包括行文都有一種跳躍的文學之光，那些切近的思考和遙遠的往事，那些瑞昌際遇與世界文學里的生活復雜交錯在文本中——前一句，艾國柱還在回憶小鎮，下一句，他便帶領我們來到法國小城的午后，《未婚妻》真正實現了獨屬于追憶體的跨越時空的自由。

地方性語言與翻譯體語言的雜糅

小說中，有許多聯想和比喻讓人心有戚戚。一如未婚妻過夜之后離開艾家時的描寫：

在這里沉浸式地度過一夜，耗掉了她全部的耐心。是飽滿的惡心推著她在天下大白的早晨越走越快，就像是踩著拉威爾《波萊羅舞曲》那一步步增強、一步步明亮、一步步高亢的步點，這樣走下去，她簡直要在逐漸越過樓宇的陽光中、在微風吹拂的馬路上，瘋狂地舞蹈起來。因為要保持一種公家人同時是淑女的姿態，她使步速下降到一個比較合適的水平。她為自己獲得解放感到愉洽。可是，因為意識到身上相較于昨日增加了一項艱巨的任務——就是徹底而永遠地離開我——她的心猛地一沉。[7]

這些段落使人想到，《未婚妻》勢必出自“嗜讀者”之手。

蘇珊·桑塔格對嗜讀者有個看法，真正的嗜讀者不分世界和現實，仿佛中了閱讀的“毒”，但是，作為小說家，阿乙在《未婚妻》的字里行間消化著他的閱讀經驗，他作為嗜讀者重新去看記憶中的往事，帶著世界文學的“眼鏡”重看他的記憶，于是，所寫的每一句話便都有遙遠的來處與去處，并不讓人錯愕。于這位寫作者而言，世界經典不只是閱讀文本，還是他看待世界的視角方法，這些作品滋養著他去回憶曾經的生活，也給予他看待生活的角度。當他將世界經典文本納入寫作時，世界文學史上的人物們，無論是貴族大臣還是平民百姓，都通過這樣的方式嵌進瑞昌小鎮生活，初讀會有古怪之感，但很快我們感受到某種合理性——那些引用文本絕非可有可無，它們早已參與進他的講述中，成為小說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中國故事與世界故事才發生神奇共振。

或者可以說，這位有著嗜讀愛好的敘述人早已成為連接世界文學和中國文學的媒介，寫中國故事，他時時刻刻將之與遙遠的世界文學聯結，由此，他在作品中拼貼起阡陌縱橫的世界地圖。

“現在我在寫這段文字時，好似帶翅者飛翔在空中，看見那個生活在世紀末的鄉下的我，一次次抓著自己將要脹破的頭，在夜色中回到派出所。”[8]“好似帶翅者飛翔在空中”真是精妙的比喻，什么是這位敘述人的翅？“翅”對于艾國柱而言無疑是世界經典文本，事實上，正是對這些經典文本的閱讀，才使他可以任由思緒在昔日小鎮上飛翔。當然，作為嗜讀者的危險也是存在的，嗜讀者很可能會成為閱讀的奴隸，他的寫作很可能滑入一種賣弄、一種“二手經驗”，進而使文本有“懸浮感”。慶幸的是，《未婚妻》并沒有陷入這樣的窠臼，原因在于作家對瑞昌生活的熟悉及準確表現。

需要特別提到的是，《未婚妻》使用了地道的瑞昌方言。語言不僅僅是語言，它還是一種審美思維方式，包含著價值觀和審美。《未婚妻》里，每當人們用方言表達，其實意味著他們在使用這種話語體系思考，于是，每當父親、母親、外祖母、施銀的行為用瑞昌話表達，撲面而來的便有一種“在地感”“民間性”，土得掉渣的屬于瑞昌人的生活方式和語言表達系統在這部作品里被充分展現，讀來有身臨其境之感。這也意味著，關于往事，阿乙似乎回憶了兩遍，抑或說，他在小說中寫了兩遍，第一遍是用瑞昌話完成，第二遍則以翻譯體語言完成。是的，《未婚妻》中，有兩種語言風格交替出現，一種是屬于瑞昌的地方性語言，一種則是翻譯體或者說雅正的書面語——方言與書面語的雜糅，構成了《未婚妻》作品的質地，一方面它有著濃厚的地方性和本土性特征，另一方面又因有了世界文學文本的呼應共振而別有遼闊之氣[9]。

很多年前，我曾經在《眾聲獨語》中分析過阿乙寫作的獨特性：“在我眼里，阿乙是沉悶平淡的當代文學的闖入者，他值得寄以希望，我相信他有這個能力。想來，他的心臟承受能力應該不錯。——他當過基層警察多年，但沒有泯滅自己的疼痛感；他做過記者，但并沒有麻木自己的寫作觸覺。對一個寫作者來說，重要的是理解和寫作現實世界的能力，我們眼前的‘世界’在這位寫作者那里不是均質的、單一的、表層的和蒼白的，他不低估讀者們對世界和文學的理解力。”[10]我認為，這個判斷在今天依然是適用的，《未婚妻》中小鎮警察生涯看起來和以往的故事題材如此相近，但作家處理的方式明顯不同，他不僅深入小鎮生活內部，書寫人的精神際遇的復雜，也以嵌入世界經典文本的方式重新完成關于小鎮生活的想象——阿乙不僅將瑞昌視為中國小城，也將之視為世界文學版圖的一部分，這不只是視野的打開，還是文學理解力與價值觀的重新打開[11]。換言之，小說讓人思考何為小鎮生活時，也重新面對如何理解小鎮生活與人的生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未婚妻》是深具探索精神的文本，它以一種鑲嵌方式刷新了我們對中國城鎮生活的理解。

本文系2024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專項一般項目“中國小說敘事傳統的當代傳承”（2024JZDZ050）階段性成果。

注釋：

[1][2][4][5][6][7][8]阿乙：《未婚妻》，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14頁、15頁、37頁、38-39頁、42-43頁、249頁、10頁。

[3][羅]馬林·索雷斯庫：《兩遍》，轉引自高興：《憂傷的戀歌》，漓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259-260頁。

[9]關于地方性的論述可參見閻晶明：《地方性成就現代性——讀喬葉〈寶水〉所思》，《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3期。

[10]張莉：《當代文學里的陌生敘述人——關于阿乙》，《眾聲獨語——“70后”一代人的文學圖譜》，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第221頁。

[11]此觀點可參見項靜：《“走向世界”與描述自我：青年作家非虛構寫作中的旅行書寫》，《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