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是一種現場說理行為。演講者以聲音為媒介，通過現場演說將觀點傳遞給聽眾，使之接受并信服。梁啟超說過，演講是傳播文明的重要手段，“大抵國民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演講在傳播新知識、新觀念、新思想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現當代作家頗為重視演講這種特殊的創作方式

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后，演講作為知識分子面向社會公眾發言的一種方式，或者作為一種特殊的創作方式，逐漸受到作家們的青睞。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像魯迅、胡適、茅盾、老舍、郁達夫、聞一多、朱自清、徐志摩、冰心等人都非常重視演講，給后世留下諸多演講名篇。

魯迅就是一位出色的演說家，他用紹興口音娓娓道來，自有獨特的感染力。史料記載，他的每次演講現場都是人山人海，演講記錄稿則被南北各地的報刊搶著刊發，轟動一時。他的演講名篇《老調子已經唱完》《革命時代的文學》《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讀書雜談》等，或者直指當時社會頑疾，倡導時代變革，或者闡發文學觀念，推動文學革新，無不強調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至今讀來仍然振聾發聵。聞一多的《最后一次講演》觀點鮮明、激情澎湃，是一篇戰斗檄文，更是一篇愛國宣言，顯示一位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情懷與反抗黑暗的錚錚鐵骨。

不同于一般的應用性演講，這些演講特別注重追求美與哲思的交融。演講者總是高瞻遠矚，結合時代語境、抓住社會關鍵問題展開，以生動形象的語言深入淺出地闡明自己的觀點，像播火者一樣傳遞著思想的火種，開啟民智、燭照前路。

與紙上書寫不同，文學演講依賴聲音與話語來實現，作家能夠與現場聽眾即時互動，在雙向交流中完成思想觀念的傳播。事后，演講稿通過媒體發表，形成第二次傳播。這些演講稿往往文采斐然，不乏文學性，于是被歸入散文之列，拓展了傳統散文的邊界，而且為散文創新注入活力。遺憾的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這個文學傳統丟失了。

進入新時期，隨著知識分子言說空間的拓展，文學演講呈現復歸之勢。許多作家應高校、圖書館或學術會議邀請頻頻發表演講，一些精彩的演講稿也被匯集成書出版。像《文學立場：當代作家海外、港臺演講錄》精選包括王蒙、莫言、張煒、余華、蘇童等30余位作家從1985年至 2002年在海外及港臺地區所作的演講，堪稱新時期中國文學的一份獨特精神檔案。《思想的盛宴：城市文學講壇講演錄》《中國當代文學演講錄：在中國海洋大學聽講座》收錄諸多文學名家的演講稿，出版后在思想界、文學界產生一定的反響。除了這些面向社會公眾的思想、文化、文學演講，王安憶、馬原、畢飛宇、李浩等作家還出版針對特定聽眾的、專業性更強的“小說講稿”。還有像易中天“品三國”這樣的文化普及性演講，深受大眾歡迎。作家張煒格外重視文學演講，甚至提出作家要把演講視為和寫作同等意義的事業，甚至是更有意義的事業。據不完全統計，他從1984年至今進行過上百場演講，整理后公開發表的演講稿有90余篇。這些演講體散文既是張煒對于生活飽含熱情的詩性發言，也是他直面人生、探尋真理的思考結晶。

以泛文學的、審美的方式與時代和生活展開對話

文學寫作是依靠字符來完成的，傳播空間受到限制，而傳播時間則可以無限延長，作者無須過多考慮特定時空中的閱讀對象，在話題選擇、素材取舍、表達方式方面享有較大自由。而演講是依賴聲音與話語進行的，發生在特定的時空之中，傳播空間和時間受到限制，信息生產、傳播與接受幾乎同時完成。為了吸引此時此地的聽眾，演講者必須精心選擇話題和素材，巧妙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傳播較為廣泛的演講，往往都會選取公共性較強的話題，這樣才會吸引不同年齡層次、不同知識背景、不同興趣愛好的聽眾。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朱國華是文藝理論家，也是一位“演講達人”。從2016年開始，他的語錄式畢業致辭在網絡上廣為流傳。《天花亂墜》收錄他在2016年至2023年間的29篇演講稿，包括迎新致辭、畢業致辭、同事榮休致辭、晚輩婚禮致辭和學術會議發言等。這些篇幅短小、看上去略顯蕪雜的演講，為什么會受到普遍追捧呢？學者華學誠在書的序言中指出：“細讀每一篇章，皆能明其所取，愚以為一言以蔽之，思想者之言也。”的確，朱國華的“思想者之言”指向的皆為公共性話題，所論小到修身養性、為人處世、職場技巧，大到家國情懷、人類命運，既關乎事功，又關乎超越，言微旨遠，說理透辟。

莫礪鋒是南京大學古典文學研究專家，他的《莫礪鋒演講錄》無論是懷人言志，還是解讀經典，都是娓娓道來、引人入勝。他在演說時善于將學術話題通俗化，而且不忘觀照現實生活。比如，他告訴聽眾，閱讀李白“可以使我們在人生境界上追求崇高而拒絕庸俗，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解放而拒絕作繭自縛”，杜甫的偉大情懷就是“人要關心他人，要關心社會”，蘇軾最可貴的是“在逆境中的人生態度”，學習辛棄疾“那種為了正義事業而奮不顧身的價值取向，必然會實現人生境界的超越”。

李敬澤是文學評論家、作家，他的演講大都是圍繞文學創作展開，涉及文學本體、美學風格、傳統轉化、經典作家、文學與科技等，這些引人關注、老生常談的話題，經他獨辟蹊徑的演說而新見迭出、詩意彌漫。盡管他們所選擇的話題林林總總、千差萬別，但是都沒有偏離一個中心——知識分子直面現實的問題意識與人文關懷。

如今的演講者身處新媒體時代，他們表達的觀點更容易傳播，同時也面臨著更大的挑戰和風險。每次演講，看似現場只有幾十或者數百個聽眾，可是一經直播平臺、短視頻、微信朋友圈傳播，聽眾呈幾何級增長。演講話題的公共性越強，就會傳播得越廣。傳播的領域越廣，也就意味著觀點要經受越多的檢驗。這對演講者的思想水平、理論素養、生活閱歷、知識儲備、審美情趣和表達能力等提出更高要求。

好的演講者關心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尤其關注時代巨變中人的心靈世界變化。他們擁有敏銳的問題意識，對歷史、現實和人性有著深刻而獨到的理解，善于選擇那些既具有大眾性又具有精神深度的話題，引經據典、信手拈來，抒情表意文采粲然，在現代傳播語境中游刃有余，充分釋放演講的語言之美及其應有的思想力量。他們借由演講這座橋梁，跨出具體的學科領域甚至擺脫文字形式的束縛，以一種泛文學的、審美的方式，與時代和生活展開對話，恢復文學與現實的有機聯系，接續新文學“為人生”的傳統，在廣闊的天地中完成知識分子“立言”的使命。作為聲音與話語的沉淀之物，演講體散文也鮮明而生動地彰顯了文以載道、文以弘道的傳統。

“閑話風”吹來的是深邃的思考與詩性的觀照

演講體散文基本上是“說”出來的，與純粹“寫”出來的文章存在一些差別。譬如，它的語調多半是鏗鏘的，說理充滿雄辯性，邏輯層次清晰明了，語言比較口語化、通俗化，喜歡以小故事講大道理，靈活采用多種修辭，文風幽默詼諧。閱讀這類散文，讀者往往會感覺到字里行間似乎回蕩著作者的聲音，這種隱約的聲音能夠還原彼時彼地的特殊情境氛圍。很多人并沒有現場聽過那些著名的演講，但是閱讀演講稿時，依然被演講者那充滿個性的腔調、語氣甚至還有想象中的表情所營造的強烈氛圍牢牢抓住，從而進入閱讀的沉浸狀態。這種關聯著作者生命溫度的感受，在閱讀其他散文時一般難以產生。

李敬澤曾經從創作者的角度描述過演講者和聽眾如何共同營造這種特殊氛圍，“你注視著人群，或者人群中某一個人，你在和他或她或他們對話，你讓話一句一句地說出來，用聲音和話語搭建一個完美的花園，你和他們一起在其中漫游、盤旋”。其實，此時的演講者不僅是漫游者，更是精神煥發、詩情勃發的創造者，他的精辟觀點借助聲音、表情、體態激蕩起一股特殊的“氣場”。這個“氣場”隨著語流的奔涌而不斷放大、增強，直至成為席卷全場的迷人“風暴”，以排山倒海般的力量征服所有的聽眾。哪怕是轉換了時空，閱讀者依然能夠透過文本感受到那種“氣場”，基于演講者內心所煥發出的強大力量，直擊人心，將人征服——這也是演講體散文的獨特魅力。

經驗豐富的演講者在演說時，善于通過強調自我的體驗性來營造獨特“氣場”，這也使得演講更具個性與溫度。朱國華喜歡將自己的強烈情感代入素材中，莫礪鋒多講述自己親歷的或獨有所悟的故事，李敬澤則信手拈來日常生活中的物象或人們熟知的文學意象起興。固然，帶有體驗性的表達方式會造就不同的“氣場”，但是，“氣場”之源還是在于演講者的精神氣質。

學者吳曉東認為，從朱國華的演講體散文中可以感受到“五四”一代散文家所推崇的“閑話風”的審美情境。“閑話風”吹來的是深邃的思考，是詩性的觀照，是溫暖的情懷，是真誠的表達，是潤物無聲的影響，反抗的正好是冰冷的理性、盲目的附和與簡單粗暴的說教。

當下，人們似乎更需要輕松、便捷地接收富有價值的“觀點”來燭照人生。作家、學者們的演講提供一種與生命體驗相關聯的哲思火焰，直抵人的心靈。這大約也是演講體散文流行的原因之一吧。

（作者：蔡家園，系湖北作協副主席、《長江文藝》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