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朱婧的新作《思凡》，我很吃驚。不僅因為她如此勇敢地面對了一個諱莫如深的題材，更因為她的敘述姿態。她之前的小說，會讓人從開始就陷入一種細膩、雅致、古典的語境，如一幅設有清麗底色的傳統工筆畫。但這一篇，開篇的調性就鏗鏘、利落，她收束起氤氳的筆墨，仿佛預示了整個故事的情節架構。

鄭老教授被女學生舉報在一次師生宴上行為不端。“我”曾跟鄭老讀碩士，后來轉去其他學校讀博。因為與其熟悉又疏離的關系，“我”被要求參與調查。鄭老與女方各執一詞，“我”于是開始一個個地接觸“證人”，包括兩位當事者。我會疑惑，朱婧是否想過要將它處理成一個無解的故事呢？懸案在重重的線索鋪展過程中，如果勾連起眾生相，就已經成全了小說該有的質感。但是她偏偏沒有。現代小說發展到現在，意圖的重心已經從解決問題轉移到暴露問題之上，因為作家們清醒地意識到許多事件始于謎團，終于謎團。但朱婧讓小說中的“我”平靜地調查著，一再反轉事件的走向，最后竟然厘清了線團。我們隨之在心里“哦”了一聲——原來如此。但一扇門關上了，另一扇門打開了——看起來，這不是現代小說流行的“開放式結局”，但是朱婧所抵達的“開放式探究”，不在于真相的窮盡，而在于兩性關系乃至人性的深不可測。

小說開頭，鄭老已經天然地落了敗勢——女孩的申訴，鄭老蒼白的辯解以及網絡一邊倒的聲討。這形成一種誘導的壓力，只因鄭老此刻的形象是經過經歷過真實生活事件的我們過濾的。而學校鄭重的調查態度，讓我們坐直了身板，想看一看“我”要如何通過調查來為女孩伸張正義。但是故事的重心從此刻開始變得曖昧和動搖。在場證人也是網傳的救助女孩的C老師的看法，讓一切蒙上迷霧。C老師確實出手相助，但她所見的情形又有悖于女孩言辭鑿鑿的舉報。其中更宕開一筆——C老師自述了親身的婚姻經歷，以及女性的年紀與性魅力在男性眼中是如何一言難盡地被捆綁。“我”因此和C老師都敏感地捕捉到了當事女孩背后隱匿的暗礁。其后，證據越來越多，來自校方的收集、現場的其他證人，乃至熟悉當事女孩私生活的師姐。我們于是仿佛即刻要被說服，在心里重新勾勒出事件路徑：女孩與鄭老私交匪淺，但各有所求，可能未及一致，女孩有意陷鄭老于旋渦？

確切的反轉出現在女孩的坦白。鄭老確有挑逗和不端言行，但她也是心機深沉：會舉報并不是因為那天在宴會上的遭遇，而是因為之前許多次的“不愿意”——不愿意因為現實利益而被迫回應垂垂老矣的教授平時的曖昧言行。作者的利落和鋒芒在于緊接著又為這樣的“不愿意”夯實了更確實的理由，讓兩性關系陷入一種更真實的尷尬：回家后“我”就收到了女孩師姐的郵件，言及據己所知女孩其實一直游走在同居男友與鄭老之間，為了不妨礙自己與雙方的關系，索性扮起弱者，挑動男友與鄭老之間的戰事……

調查的對象，最后終于輪到了鄭老。“我”去了鄭老家，但事實上，根本不用調查，“我”只需扣動記憶的機關。在“我”求學時，鄭老就已經表現出曖昧的態度，雖未挑明，但心照不宣。“我”于是離開鄭門，去了其他學校讀博……

讀至此，不禁跳腳，原來“我”心里早就有譜，但是作者一直讓“我”禁言。直到最后才波瀾不驚地經由回憶，散開了迷霧，當然，被撥開的迷霧只是表層，屬于一開始急于要分辨對錯的我們。這樣的敘述角度是一種反常的設置。第一人稱的敘述是被限制視角的，因此尤為適合介入懸疑事件，通過各方提供的小部分真相，認真努力地一步步靠近更大的真相。但是“我”卻假裝無知。對于鄭老，“我”早有預判，而對于當事女孩呢？超凡的觀察力和冷靜的洞察力，讓深陷謎團的“我”異常清醒，不時有著驚世之言。在學校收集的資料照片中，“我”尋見了女孩的身影；“女孩自然是好看的，尤其那種坦然自信，獨屬上個世紀最后十年出生的青年，有因充分的自我關注養成的驕矜，生在被科技和速度拉平的同一個世界，近在咫尺的蜃景亦容易催動無法拒絕的欲望和野心。”在最后去鄭老家路上買水果時，偶遇了鄭老，“我”卻已不忍相認：“行將就木，尤戀青春。思凡，只為一念，不愿成佛，不念彌陀，般若波羅。那場夜宴，是誰羞恥？是那個女孩，還是我師？”這些只在細微處乍現的睿智，早已暗示了“我”對事件的預判。而之所以作者會讓“我”一直埋伏到最后，是為了提醒我們，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不容置疑，包括早已“知根知底”的“我”，而“我”也該被質疑，就如被視作旁觀者的我們都應該被重新審視一樣。因為我們根本不可能抵達對于人性的定見。

類似的題材，朱婧之前也有涉獵，比如《水中的奧菲利亞》。那個故事，全程都從第三人稱的視角出發，從事件的調查到對當事人人生軌跡的各種隱喻。第三人稱的全知敘事可以讓故事陷入迷途，但同時讓敘述者不容置疑，因為敘述者的聲音就是故事本身。但《水中的奧菲利亞》卻是比《思凡》更加隱晦和模糊的。這就是我為何會在讀到《思凡》時，吃驚于朱婧的機杼。“我不會再用復雜的人物關系和情節以及預設的情境，只要把一切推至圓融動人足矣。我想慢一點，我不怕慢，給小說更多一點東西。”在二〇一九年出版的小說集《譬若檐滴》的后記里，朱婧明確了自己的路徑。只是這一次，她的轉向愈加清晰決絕。處理類似的題材時，她不再隱晦，而是設置“我”直接介入紛爭。她不再只是想站在外圍記錄和旁觀，所以面對這樣的故事時不曾抱有怨懟和批駁的心態。她愈加成熟地將我們的注意力從這樣的題材轉入對于人性的自省。我們于是覺得，故事里的主角也好，配角也罷，比如C老師和受到愚弄的當事女孩的男友，都隸屬于一個更龐大的情節，這個情節里不存在最高審判官。道德與人性的邊界和糾葛，成為這個故事最大的向心力。朱婧異常直接而大膽地面對了這一切，但我想說的是，這不是她寫作上的截然轉身，這只是放大了她既往的特點——對他者懷有足夠的理解和尊重，既而才注意到雙方相互間千絲萬縷的糾葛。所以，“我”的目光掃過故事中的一眾人等，清明而淡然，用朱婧的話來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邏輯。”之前曾有師友評價朱婧的小說有著“不合作”的特點：雖然平靜克制，但不會柔順地無視生活中的不公、欺騙、厄運，也有評論家覺得她不夠徹底，常常提出問題，但沒有更往前推進一步。《思凡》扎實地回應了這些觀點。朱婧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不合作，努力平和地理解他人，但絕不放棄自己的觀察據點。而這一次，她更加勇敢、果斷、鋒利。

誰能不思凡？誰能不被困于現實？誰是道德審判席上的被告和原告？在兩性關系與年齡的悖論下復雜的沖動和共謀中，誰又能置身事外？這些問號一點點地擴大，連綴成籠罩在我們個人頭頂的迷霧。

小說的主角身份設置頗有景深——戲曲專業的師生。人生如戲，戲夢人生。朱婧之前小說中搖曳生姿的語感和清麗的格調在描述戲曲唱詞和劇本時橫溢了出來，這些精微的細節更顯露《思凡》整體格調的利落和力度。

這是一種野性的、深渺的力量，直視著人性的激情和本能、無奈和掙扎、良知和恥感。這種力量以前在朱婧的小說里以一種更為含蓄的方式存在著。這一次，朱婧換了筆墨，她的鋒芒不再隱含。這提醒我們，看起來柔軟、溫和的朱婧其實擁有著“野心”，要包容和理解世界萬事的“野心”，因為能全面地看待和理解“凡心”才能擁有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