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中長篇小說部分作者座談會合影

每到春節(jié)，即使耳邊一時沒有，心頭也總會響起暖人的鑼鼓聲。

有朋友轉(zhuǎn)發(fā)我一張老照片，是一幅壯闊的“全家福”，照片上方標明“人民文學出版社中長篇小說部分作者座談會·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于北京”。1979年2月9日，還在己未年春節(jié)期間，查資料，那個座談會于2月6日一直開到13日，地點在西郊友誼賓館，其間2月11日是元宵節(jié)，應該是大家一起吃了元宵。參會的人很多，牽頭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席的有中宣部的領導，以及恢復建制后的中國作協(xié)領導，記得馮牧、陳荒煤都到會并有精彩的發(fā)言。當然應邀到會的主體是當時正活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數(shù)量很多，那天拍照并非閉幕，有的與會人士未及參與。將照片上傳到網(wǎng)絡的人士，還耐心地將林林總總每排約三十人共三排的與會者名字稽考出來，當然最大的亮點是居頭排當中的茅盾，那應該是他重新以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席頭銜的一次重要亮相。茅公左右是人文社的領導嚴文井、韋君宜，傳送照片的人士把絕大部分作家和編輯的名字開列了出來，作家中包括王蒙、陸文夫、宗璞、林斤瀾、黎汝清、敖德斯爾、高纓、焦祖堯、陳立德、楊佩瑾、馮苓植、馮驥才、諶容、陳國凱、朱春雨、王祥夫、葉辛、竹林……也標注出了我，差不多四十六年前啦，那是我嗎？……觀此舊照，耳邊仿佛響起激越的鑼鼓聲，無數(shù)往事，紛至沓來疊印心頭。

1978年至1979年初的元旦、春節(jié)，有形無形的鑼鼓聲實在是一浪高過一浪。

1978年，中國作協(xié)暫借沙灘紅樓后面的空場，搭建起若干簡易板房，以為恢復工作的場所。我的記憶里，1977年至1978年間，作協(xié)大力鼓勵支持中青年作家的創(chuàng)作，到1978年10月，由《人民文學》雜志牽頭，從1977年10月算起，到1978年10月為止，舉辦了中國作協(xié)歷史上第一次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的評選活動，評定方式由讀者投票與專家審定相結合，最后在1978年年底公布了二十五篇入選作品名單，我于1977年11月《人民文學》雜志刊發(fā)的《班主任》榮列第一名。這一獎項持續(xù)多年，1986年后并入魯迅文學獎中。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勝利召開，宣布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zhuǎn)移到經(jīng)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全民振奮，文藝界更覺春風駘蕩，繁榮文學創(chuàng)作的活動頻繁呈現(xiàn)。

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評選名單公布了，但頒獎活動擬定在1979年3月26日在北京舉行。我在等待領獎的間隙，有幸應邀出席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牽頭的中長篇小說作者座談會，感到非常榮幸。我此前在一些文章及發(fā)言中，把這次座談會說成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召開，表述不準確，但那個時候恢復建制不久的中國作協(xié)，主張支持由早前恢復業(yè)務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人民文學》雜志牽頭操辦這類活動，我感覺他們是不分彼此，通力合作的。

將近半個世紀的春節(jié)往事，各人記憶中的鑼鼓點，重疊中又有差異，是很自然的。有的與會者記憶中最深刻的，是關于中篇小說的討論。那時候人文社手里有三個中篇小說，其內(nèi)容是否可予容納，有所爭議，會議中對此進行了討論，還在匯報茅公后，候其當場表態(tài)，茅公認真聽取說明，都給予基本肯定，并諄諄提供了修改意見，后來三個作品都被陸續(xù)刊發(fā)，其中一個還從中篇擴展為長篇。我的記憶呢，卻集中在關于長篇小說的部分，可稱之為長篇小說的一次深嵌我心的春節(jié)鑼鼓。

就小說這個文學體裁而言，因篇幅又可以分為小小說、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茅公在會上做了長篇發(fā)言。那一年他已經(jīng)83歲，正是當下我已進入的年齡段，我現(xiàn)在雖然也還能到一些地方演講，但都是只能坐著講，站著發(fā)言會覺得不勝其力。回想起來，不禁驚嘆，茅公83歲卻是站著發(fā)言，真是梅開二度，矍鑠剛健，娓娓道來，吐露芬芳，沒有應酬客套，全是肺腑之言。我記憶中，他主要是強調(diào)長篇小說這一體裁的重要性，當時沒有記筆記，現(xiàn)在全憑印象，化為我自己的理解，展開來表述，我有這樣的心得：如果說各種小說體裁構成了一個王冠，那么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可以比喻為王冠上璀璨的珍珠瑪瑙珊瑚翡翠，但居于王冠中心位置的那顆最大最亮的寶石，就是長篇小說。固然世界上有的小說家是以短篇小說取勝，獲得了文學史上一席至高的地位，如俄羅斯的安東·契訶夫，中國的魯迅，但大多數(shù)的小說家，還是憑借其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形成影響，進入文學史。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歷史階段的文學成就，就小說創(chuàng)作而言，往往也還是要以出了多少部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來衡量。

回想1933年，37歲的茅盾把剛出版的長篇小說《子夜》親自送到52歲的魯迅先生家中，魯迅翻閱后很快在致友人的信中這樣評價：“國內(nèi)文壇除我們受壓迫以及反對者趁勢活動外，亦無甚新局。但在我們這方面，亦頗有新作家出現(xiàn)：茅盾作一小說曰《子夜》，計三十余萬字，是他們所不及的。”魯迅強調(diào)《子夜》“計三十余萬字”，也就是強調(diào)其作為長篇小說的分量。魯迅不僅鼓勵年輕的作家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自己也打算創(chuàng)作長篇歷史小說《楊貴妃》，為此還曾特別往西北去采風，可惜他未能完成這一夙愿。當時右翼文壇有人譏諷左翼作家聯(lián)盟多是短小之作，三十余萬字的《子夜》出現(xiàn)令他們驚訝語塞。1949年丁玲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1950年丁玲出任中央文學研究所主任委員。中央文學研究所后改稱中國作家協(xié)會文學講習所，職責是培養(yǎng)中青年作家。1952年丁玲訪問蘇聯(lián)回國后，一次跟學員們說：“你們一定要出一本書，來表明自己的實力。有了一本叫得響的書，你在文壇上的地位也就站住了。”她所說的“一本書”，就是獲得影響的長篇小說。魯迅和丁玲先后鼓勵后生寫出大部頭的長篇小說，不追求數(shù)量唯求以質(zhì)量取勝，哪怕只是“一本書”，警動讀者，留香后人，其金玉良言，是值得我們憶念的。

1979年春節(jié)里的那一天，昔日魯迅跟前的青年作家茅盾，已成文壇耆宿茅公，他慈藹而又嚴肅地鼓勵包括我在內(nèi)的中青年作家，大意是，你們已經(jīng)寫出了精彩的短篇，也開始了中篇小說的寫作，這非常好，現(xiàn)在有了多么好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啊，你們要嘗試長篇小說的寫作，寫出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來！

那天我在會場中間幾排的座位上，望著在前面講話的茅公，按說我望著他聽見他，應該眼中心中只有崇敬，可當時我心中卻五味雜陳。我讀過他大部分的小說，長篇小說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腐蝕》，后來由柯靈編劇、黃佐臨執(zhí)導，石揮和黃導夫人丹尼分飾男女主角，拍成的電影非常精彩。我也讀過他的話劇劇本《清明前后》。他的短篇小說幾乎全讀過，我在中學任教時，課堂上講授過他的散文《白楊禮贊》。

那次座談會，我正坐在下面聆聽茅公講話，他講完一段，忽然偏頭問坐在前面一側(cè)的嚴文井：“劉心武來了嗎？”我聽到后不待嚴文井示意，便主動站起，聽到嚴文井告訴茅公：“就是他。”這時我與茅公四目相對，持續(xù)總有五六秒鐘，他的眼里，滿溢出對我的肯定、勉勵與期望。他長我46歲，眼光里有祖父對孫輩般的慈藹，也有文壇宿儒對晚輩作者的嚴肅叮囑，總之他那一聲詢問，那幾秒鐘的對視，夠我一生回味，成為我在馬拉松式長跑寫作中的重要動力。1983年以后我和嚴文井過從較密，記得是大約在1984年，他偕夫人到勁松參加一對年輕文化人的婚后私宴，我也在座，大家交談甚歡，許多話說過，聊天內(nèi)容無限延伸，有人語涉友誼賓館，我就提起1979年那次友誼賓館的座談會。我在1981年茅公去世后寫的悼念文章《默默想音容》里，記載的茅公問句是：“劉心武在吧？”新郎新娘就笑我：“這跟‘劉心武來了嗎’有什么區(qū)別？”嚴文井卻說：“意思確實一樣，但若嚴格還原，記得茅公當時是帶江浙口音的問法：劉心武在（口+犮）？”嚴老模擬茅公語音惟妙惟肖，逗得大家全笑了。嚴老說：“我理解心武。對于其他人來說，那天會上茅公那一問，不過是會上的一朵小浪花，過去就忘了，可對當事人來說，銘記一生是必要的。”再后來我自己到嚴老家拜訪，聊天中又提及茅公那“劉心武在（口+犮）”的一問，嚴老說：“我估計，你那篇《班主任》里正面提及《茅盾文集》，應該給他留下了印象。要不那么多中青年作家，他怎么單問你在不在？”

我的《班主任》，里面提及了諸多文學作品的書名，我將應該讓下一代，首先是讓中學生閱讀的代表性書籍，開列了出來。以文學書籍為例，中國古典文化，我提及《辛稼軒詞選》《唐詩三百首》。1919年至1949年的文化，其文學部分目前被稱為現(xiàn)代文學，除了魯迅，我在列舉應該向中學生開放推薦的現(xiàn)代文學書目中，特意提到《茅盾文集》。關于外國文化，我也以文學書籍為例，把《表》《蓋達爾文集》《歐也妮·葛朗臺》《戰(zhàn)爭與和平》都列為應向中學生推薦閱讀的正面書籍，而且特別提及愛爾蘭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

需知在我寫出《人民文學》雜志刊出的《班主任》的時候，小說文本中作為正面文化符碼出現(xiàn)的以上書籍，當時都沒有開禁，按說更不應大膽地向中學生推薦，但《班主任》在1977年11月的《人民文學》上印出了這些書名，茅盾應該也是閱讀者之一，十年動亂至那時，《茅盾文集》被正面提及，應是第一次。

1978年恢復文聯(lián)作協(xié)建制后茅盾恢復了作協(xié)主席身份，而他就在1979年春節(jié)期間的座談會上，鼓勵包括我在內(nèi)的新一代作家在新長征的路上創(chuàng)作出精彩的長篇小說。

這個中長篇小說座談會開過后的下一個月，中國作協(xié)把1978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評選獲獎者都邀集到北京崇文門招待所，從3月25日至29日舉行了獲獎短篇小說座談會，并在3月26日在華僑飯店舉行了頒獎儀式。我第一個被召喚趨前領獎，當茅公把獎狀遞到我手中時，我們又有一次四目相對，我從他的目光中汲取了更多的心靈滋養(yǎng)。我感到他是真的看重我，寄望于我。那以后我有去茅公寓所拜望他的念頭，但一是羞怯，二是覺得以后總有機會，特別是進入長篇小說構思時再去，更加妥帖，就沒有及時踐行。1980年我發(fā)表了中篇小說《如意》，1981年春天應浙江人民出版社創(chuàng)辦的大型文學刊物《東方》邀約，到杭州去寫中篇小說《大眼貓》。記得三月底的一天，我在寫作間隙到西湖邊散步，遇到閱報欄近前看報，忽見上面有茅公去世的新聞，心頭一震，當時正下小雨，我情不自禁流下淚水，淚水和雨水混在一起，布滿臉頰。

女作家李黎，1949年一歲時被養(yǎng)父母從上海抱往臺灣高雄，后畢業(yè)于臺灣大學歷史系，1970年到美國留學，在美國大學圖書館，讀到了魯迅、茅盾的小說，艾青的詩歌等左翼作品，大為震動。1980年北京三聯(lián)書店老總范用邀請剛?cè)畾q出頭的李黎來北京演講，中國作協(xié)當時負責人之一孔羅蓀召集了一批在京的作家評論家與其聚會。范用把李黎在臺灣和香港報刊發(fā)表的一組短篇小說推薦給了中國青年出版社，中青社很快結集出版，范用請到丁玲為其作序，并把李黎帶往茅盾寓所。茅盾不但親切接見了她，還當場揮毫，為其小說集《西江月》題寫了書名。后來我和李黎成為至好的文友。說起我竟未去拜見茅公，她為我大呼遺憾，告訴我茅公對晚近作家極為愛護提攜，談起小說創(chuàng)作，言簡意賅，令人有醍醐灌頂之慨，還說我的小說集《班主任》應由茅公題寫書名。但錯過就是錯過，無可奈何。

茅盾在去世前，捐獻出畢生的稿費積蓄二十五萬元設立茅盾文學獎。他在遺囑里是這樣寫的：“親愛的同志們，為了繁榮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我將我的稿費二十五萬元捐獻給作協(xié)，作為設立一個長篇小說文藝獎金的基金，以獎勵每年最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我自知病將不起，我衷心祝愿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yè)繁榮昌盛。”

看到這條消息，我就暗暗發(fā)誓：我一定不辜負茅公對我的期望，我要寫出盡可能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我要爭取獲得茅盾文學獎！

1981年我完成七萬五千字的中篇小說《立體交叉橋》后，便潛心結構撰寫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鐘鼓樓》。寫成后于1984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志第五、六期連載，1985年在單行本尚未印出時，《鐘鼓樓》便獲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當我從頒獎會上領回獎狀和獎牌，回到家中，我立刻翻開《茅盾文集》，面對茅公的照片，1979年他那句“劉心武在（口+犮）”的問詢聲又響在耳邊，我不禁喃喃出聲：“劉心武來了……還會繼續(xù)努力！”那以后，我又完成了長篇小說《四牌樓》《棲鳳樓》，與《鐘鼓樓》構成“三樓系列”，另有長篇小說《風過耳》，本世紀又推出長篇小說《飄窗》《郵輪碎片》。

1979年春節(jié)的長篇小說鑼鼓聲，“劉心武在（口+犮）”的親切詢問聲，將永遠伴隨著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進程。

2025年1月6日綠葉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