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小說確切的寫作時間是去年6月。時隔半年再來讀它，我感到我寫得軟弱無力，并且正在寫的小說也顯露出同樣的軟弱無力。它蒙著一層道德的面紗，里面的人物嘗試反思但很快被感傷的情調俘虜，落進了一個陳舊但舒服的套子里。這不是人物缺乏鮮明行動力的問題，是作者邊寫邊退縮，沒有也不敢直面現實最嚴峻的部分導致的問題——借用一個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學生的身份是便利的，但也許過于便利了，就像是預先留了退路，然后果然退了進去。好在，我敢說它是一種真誠的軟弱，因此才不至于完全站不住腳。而現時我們是否還需要在文學中表達和看見真誠的軟弱，這值得懷疑，應該由讀者來判斷。另外，這篇小說對工廠里一切內容的泛泛而談，使我覺得自己寫作時過于依賴感受而非事實了——有些沒寫明的東西看起來是不需要寫，但或許實際上是寫不好所以才沒寫。

如果確實如我所感這篇小說是有不少缺陷，還請讀者在閱讀時自行甄別，我最好不要這里作任何辯解，免得讓它賴以存在的那種無力感也破壞得蕩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