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新詩史上，聞一多并不以創作詩歌的數量和從事詩歌創作的時間跨度著稱，相反，他在這兩個方面都不占優勢，在這些方面超過他的新詩寫作者數不勝數。但問題是，為什么聞一多留下了很多留存于世的經典之作呢？為什么詩壇后來者在清理新詩歷史時，他是一個不可繞過去的審美存在呢？2024年是聞一多先生誕辰125周年，雖然他已逝世78年，但他留給詩壇的這些問題仍然在緊迫地逼問著我們?；赝勔欢嘞壬男略妱撟鳎氐絺鹘y的詩與詩的傳統這一話題，似乎能尋找到某種答案。傳統的詩指向過去的詩人及其作品，它是休眠的物態的；詩的傳統則是容易被激活而重新煥發活力的詩的精神元素和藝術品格，外化于作品之中。聞一多詩歌的生命力，既有對傳統的詩的獨特的創造性轉化，也有詩的傳統的源頭活水，兩者構成了生生不息的內驅力，使之成為了中國新詩史上歷久彌新的經典之作。

立足傳統：銜接傳統與現代的紐帶

聞一多在詩歌創作領域中采取的辦法是承接傳統并借力傳統，實行中西詩歌的傳統匯流，以博采眾長、兼容并蓄的姿態見長。首先，他深受中國傳統詩歌及其文化的滋養。中國古典詩歌是聞一多創作的源泉，前期，詩人就發表了《律詩底研究》，提出中國的律詩是“最合藝術原理的抒情詩文”，又說“均齊是中國的哲學、倫理、藝術底天然的色彩，而律詩則為這個原質底結晶”，并在此基礎上開啟了中國新詩的格律化運動；后期，詩人通過鉤沉神話、《詩經》《楚辭》和唐詩等文化瑰寶，在挖掘古典文學寶藏的同時，進行了創新性和創造性探索，期望培植能夠深耕于現代國家的民族傳統精神?？梢哉f，繼白話詩運動以來，聞一多是對當時詩壇風氣提出疑義的為數不多的詩人，而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厚植和深耕便是他提出不同意見的底氣。其次，有選擇性地對西方詩歌傳統進行采納學習。聞一多在詩歌形式創作上對西方唯美主義的借鑒學習比較明顯，比如濟慈“藝術純美”的思想，他曾在1922年11月26日給梁實秋的信中這樣說，“我想我們主張以美為藝術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東方之義山，西方之濟慈了”，從中就可窺見一二。在追求“詩的格律”時期，王爾德的“生活模仿藝術”的觀念對聞一多的影響也很大，一如他在《詩的格律》中對王爾德“自然的終點便是藝術的起點”之語的肯定。當然聞一多對西方詩歌傳統的承襲不僅體現在他詩歌創作之中，而且也延續到他的詩論作品之中，如其詩論文章《〈女神〉之地方色彩》便鮮明地提出了“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現成的。其實沒有選擇便沒有藝術，因為那樣便無以鑒別美丑了”的觀點。他的系列詩論觀點，將草創時期中國新詩的發展推向了“中西交融”的方向，為中國新詩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源頭和新的路徑。正如學者李樂平所言：“在聞一多的詩論和詩作里，古今中外的特色都在其中熔鑄著?！?/p>

聞一多在探索新詩向何處去的關鍵十字路口，目光既放在縱向繼承上，也在橫向借鑒時進行了辯證統一，真正踐行了魯迅先生所提倡的“拿來”主義，他追求“不要作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然而也“不要做純粹的外洋詩,但又盡量的吸收外洋詩的長處”。因為“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后產生的寧馨兒”，推崇詩歌需要自創自立，即作品“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舊藝術，又不同于中國以外的洋藝術”。可見，聞一多身體力行地在傳統的詩與詩的傳統之間尋找資源，為現代詩歌尋找一副“腳鐐”，形成了詩人在詩歌領域里講究詩的聲音、詩的外形和詩的品性的嶄新格局，這樣讓聞一多創作的詩歌在同時代人中間具有很高的辨識度和獨創性。

詩音與詩形：馳騁想象的藝術之殼

1922年7月16日，聞一多從上海乘船前往美國，后進入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美術。美術作為立體的具形藝術，與以文字為材料的詩歌藝術而言，自然區別甚大。在英語與漢語之間，文字的聲音成為感知的對象；在線條與漢字字符之間，立體具體的空間之物也最容易引起人的關注。匯聚到聞一多的詩歌創作上，注重詩音與詩形，構成了他的詩歌探索。其一是“詩的三美”主張，呈現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發展。在創建格律體時，聞一多提出了具體的主張，就是詩歌創作的“三美”原則。詩人在1926年5月13日北平《晨報副刊》的文章《詩的格律》中提出的核心觀點便是“三美”觀點，明晰地指出詩的實力不獨包括著音樂的美和繪畫的美，并且還有建筑的美。其中音樂的美在于音節，專指詩歌從聽覺方面來表現的美，包括節奏、平仄、音尺、押韻、停頓等要素的美，要求語音和諧、聲音流暢，且符合詩人的情緒；而繪畫的美在于辭藻，指詩歌的詞匯應該盡力去表現顏色和現實，表現一幅幅色彩濃郁的想象畫面；另外，建筑的美立足空間，指詩歌每節之間應該勻稱、各行詩句的字數長短需要均齊，形成一種外形勻稱、均齊的格律詩形。詩的“三美”主張，借鑒消化了中外傳統的詩和詩的傳統，并對中國文字重意、詩歌依托吟誦等民族傳統精神的藝術元素進行了充分吸取和改進，從而引發讀者聽覺、視覺上的雙重詩美體驗。其二是借傳統之力，讓詩歌創作具有難度，筑牢詩歌藝術門檻。聞一多早年熱心于新詩的創作與理論研究，欲引領一種詩的風氣，從《紅燭》到《死水》，薄薄的兩本詩集以倡導新格律詩而開一代詩風?！对姷母衤伞分刑岢龅闹匾^點是新詩格律化追求，就是“差不多沒有詩人承認他們真正給格律束縛住了。他們樂意戴著腳鐐跳舞，并且要戴別個詩人的腳鐐”，由此提出“做詩的趣味就是在一種規定的格律之內出奇制勝”。格律原本就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優秀傳統，并且是需要很厚的積累才能收放自如，一如杜工部所言“晚節漸于詩律細”。聞一多對新格律詩的提倡，在新詩白話化運動的發展過程中獨樹一幟，三個原點也構成一種穩定關系：“律詩永遠只有一個格式，但是新詩的格式是‘量體裁衣’、層出不窮的；律詩的格律與內容不發生關系，新詩的格式是根據內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律詩的格式是別人替我們定的，新詩的格式可以由我們自己的意匠來隨時構造?！笔聦嵣?，從《紅燭》而《死水》，聞一多一步一步將詩歌創作與詩歌理論合二為一，將新格律詩向前推進了一步，做到了我們今天所常說的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最終使得新詩摩擦出了中外詩歌交鋒融匯的火花。

綜上可見，聞一多主要立足于對中國傳統詩藝和西方現代詩藝的融會貫通，從而達到對詩音與詩形兩者的有機統一。

詩性：鏗鏘有力的愛國之音

詩歌的新格律化，說到底是一種形式實驗。在詩歌形式的探索之路上，聞一多對詩性即詩的品性的壓實，實際上將內容與形式較好地結合起來了。以詩的品性而言，詩人對國家、民族、人民的癡心之愛是最為強勁的部分。換言之，聞一多遠離了無病呻吟，遠離了個人患得患失的憂樂，以詩為媒發出了時代的強音。早在美國留學期間，聞一多便撰寫了詩集《紅燭》，以“紅燭”自比。謝冕曾論聞一多的《紅燭》“以紅燭的燃燒比擬詩人的謳吟”，字里行間流露出對故土家園濃烈的思念之情，正是由于詩人“如紅燭那樣摻雜著傷心之淚的創造光明的燃燒”，奠定了聞一多在中國新詩歷史上燃燒自己、照亮世界的詩人形象。朱自清在《愛國詩》中指出“抗戰之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聲歌詠愛國的詩人”，可見聞一多的家國情懷和民族意識從始至終都是公開透明、自覺主動的，這是他“詩人的心、學者的魂”的根本屬性。

受中外詩歌傳統的深遠影響，聞一多強烈的家國情懷和民族意識在他詩歌作品中表現得十分鮮明，同時也是其作品的詩性所在，包括體現在詩歌意象的選取上。其一是宏大歷史背景中家國意象的書寫，如《七子之歌》中的澳門、香港、臺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旅順和大連等意象的書寫，該詩每一節最后都反復吟詠的那句“母親，我要回來，母親”，既表達了詩人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深惡痛絕，又表達了他對祖國家園的深情厚意；又如《愛國的心》《口供》《發現》《天安門》《長城下之哀歌》以國家版圖等為詩歌意象，用來表現詩人的愛國之情。其二是中國傳統文化意象的使用，如《孤雁》以雁為意象來抒發詩人對故土家園的眷戀之情；《憶菊》借用多種修辭對“菊”的華貴和高雅展開了極致的描寫，用以表達身處他鄉的游子，對祖國花草樹木和民族文化的熱愛和思念；《紅荷之魂》以“荷”來書寫了中國傳統詩歌的靈韻等。顯而易見，雁、菊、荷等中國傳統文化意象均蘊含了詩人濃烈的家國情懷。其三是詩人對故土家園意象的書寫，如《晴朝》中的朱樓、榆樹、游子等意象的書寫，又如《太陽吟》中的太陽、游子、家鄉、北京城的官柳等意象的描繪，體現了聞一多借助詩作中眾多故土家園意象的描寫來抒發自己的愛國之情。至于《死水》《靜夜》《一個觀念》《祈禱》《一句話》等詩作，雖然以理性見長，但也糅合了具體的物象而具有形象感。借物以言志，舍自我而代言，可見詩人的家園從不局限于“小家”，而是由家到國的過渡并形成家國同構觀念，正如1922年9月24日聞一多在給同學吳景超的信中對自己詩歌中的故鄉風景做出的特別說明：“我想你讀完這兩首詩，當不致誤會以為我想的是狹義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國的山川，中國的草木，中國的鳥獸，中國的屋宇——中國的人。”從山川草木到神州大地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均冠以“中國”之名，富含深情的詩句使詩人的家國情懷更加具象化和立體化。意象是詩人附著想象、抒發情感的立足點，展現了詩人在歷史長河中恣意馳騁的敏銳感受力，而眾多體現了家國情懷、民族意識的詩歌意象便是詩人崇高愛國主義精神的詩性體現，一如聞一多所言“詩人主要的天賦是愛，愛他的祖國，愛他的人民”，這不僅表達了詩人對祖國最深沉的愛，而且也是聞一多一生的真實寫照。

詩言志，歌永言，聞一多的詩歌承襲傳統的詩以及詩的傳統，以特定的詩音與詩形，抒發了詩人心懷民眾、心憂家國的詩歌品性。他在詩歌創作和詩藝研究上不斷探索、創新，不僅展現了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尋求真理、努力前進的品格，而且凝聚成了聞一多特有的不斷燃燒自己的紅燭精神。正如郭沫若在《〈聞一多全集〉序》中所說的“催向永生的路上行進”，這種紅燭精神應當被詩壇的后來者所銘記，生而向上猶如“紅燭”，形成“熒熒之光，灼灼其華”，燭照世人、引領前進，永遠投射出詩人的熱量和光芒。

（顏同林系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婷系貴州民族大學文學院講師、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