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的新著《作為方法的“選本編纂”與當代新詩》借助他研究多年的文學選本，實現(xiàn)了“跳出文獻看選本”，重訪中國當代新詩發(fā)展歷史現(xiàn)場，勾勒出一幅有因、有理、有節(jié)的當代新詩脈絡圖景，展示了選本作為一種文學史或文學思潮研究方法的可能性。

“作為方法”是選本的天然屬性。徐勇無意于將卷帙浩繁的選本當作邊緣史料來重新整理，所做的工作也并非挖掘文學框架之外的歷史訊息，他的目的是建設起一套關于當代新詩格局、思潮、流派乃至文學史觀的論述模式，這套模式正是在對詩歌選本的選與未選、編排體例、版本嬗變等問題的研究中得以自圓其說——選本是途徑、而非目的；是方法、而非對象。這從徐勇對“選本批評”這一概念的重視上可見一斑：選本的方法性，體現(xiàn)在能居于歷史現(xiàn)場而“說話”，這種“說話”的能力使得選本具有了文學批評才有的判斷、分類、解釋的功能。

借選本所勾勒的新詩圖景，是“有因”的，或者說是尊重文化傳統(tǒng)的。徐勇關注到了古代選本加諸現(xiàn)代選本的“影響的焦慮”：如新詩選本中有一類“百首”選本，便是在“詩三百”、《唐詩三百首》等的影響下誕生的；朱自清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的“導言”“凡例”“詩話”則是對古代詩歌總集“序、跋”“箋注”等體例的仿效。但徐勇更重視去發(fā)掘那些同古代選本有對話和挑戰(zhàn)意識的因素。例如古詩選本的編排方式一般是先按照詩體、再詩人的原則，這導致詩體越辯越明、詩人的形象卻模糊不清；朱自清的《詩集》則按照先作家、作家內部按時間排列作品的原則編排，詩人的主體性也得到強化。通過這樣一重細節(jié)，他看到了問題實質：這種不同，本質上是古代循環(huán)、怠速時間觀與現(xiàn)代線性、加速時間觀的不同，這種時間觀的差異性成就了現(xiàn)代詩歌選本的獨立性。與此同時，這種與古代選學傳統(tǒng)的有意對話，也使得將選本編纂“作為方法”格外有效，因為它指認了一個在本土傳統(tǒng)中具有文化史意義的分析單位，也展示了歷史話語資源的一種遷移方式。

借選本所勾勒的新詩圖景，是“有理”的，或者說是具有辯證發(fā)展邏輯的。這種邏輯首先體現(xiàn)在見微知著的實證主義精神上。在徐勇看來，對于選本收入作品而言，是否標注作品創(chuàng)作或發(fā)表時間至關重要，如對馮至、艾青、穆旦等創(chuàng)作生涯跨度較大、風格變換明顯的詩人，選本遴選的偏重并不僅在于整體選詩多少，更要看哪個時期選入的詩多少，這涉及對詩人的階段性評價問題。同時，相比于一般意義的歷史材料，當代詩歌選本的獨特性在于有強烈的主體性和意識形態(tài)色彩，這主要表現(xiàn)為其面向讀者主體的“詢喚”功能，選編的方式只是為了達成初步的目的，最終目的是將這種方式內化為讀者接受的框架。徐勇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選本的序言、前言的重要性的：讀者在對詩歌作品的閱讀中接受了選者的有意選編安排，從而將前言所確立的指導原則內化為自己的準則。選本編纂常常提供給我們以辯證的、發(fā)展的看問題視角。比如，對于選本而言，不僅要看選家選擇了哪些作家作品，還要辯證地看其沒有選哪些作家作品，像臧克家編的《中國新詩選（1919-1949）》中，沒有選入胡適的作品，卻在前言中不得不論及，這種在場和缺席的交叉錯位，當然是別有意味的；而同一部選本自身的版本變遷中，或者針對同一類文學流派、思潮所編纂的不同選本之間，都能比較出具有文學史意義的細節(jié)。

借選本所勾勒的新詩圖景，是“有節(jié)”的，或者說是有語境和限度意識的。徐勇重視袁可嘉在《九葉集·序》中為九葉派證明歷史合法性的策略：新月派和現(xiàn)代派是被作為需要否定的對象出現(xiàn)的，要確立九葉派的合理合法，就要以對九葉派“自覺意識”的建構來使九葉派從新月派和現(xiàn)代派中剝離出去。在徐勇看來，袁可嘉的做法是既要肯定九葉詩人的獨創(chuàng)性，又要努力和彼時通行的文學史認識論框架對接。這也正是選本研究的限度所在，任何文學選本都是要被放在特定歷史語境和文學史框架之下來審視的，永遠是動態(tài)性的，不能對其做本質化的理解。同時，這種語境和限度意識絕非是在封閉的認識框架中騰挪，而是隨著文學史的動態(tài)邊界而波動。如郭沫若、周揚編的《紅旗歌謠》，往往被視作是新民歌運動的產(chǎn)物，而在徐勇看來，《紅旗歌謠》更是對新民歌運動的總結，和對中國文學發(fā)展道路的思考。這看似超越了具體的歷史語境，但卻同樣受制于更大的歷史語境：《紅旗歌謠》是當代文學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它的變化或超越，其實指涉著阿爾都塞意義上的“總問題領域”的變化。有“重讀”的創(chuàng)新意識，卻也主動受制于更寬泛的歷史框架，這也正是洪子誠所說的“革新的限度”。

徐勇所從事的文學選本研究，一方面，它充分汲取古代文選學的經(jīng)驗方法、與豐富厚重的古代文選學理論資源展開對話；另一方面，它又關注選本出版、編選出處、選家與選篇關系、選本時間與歷史觀等現(xiàn)代性因素，將選本作為窺探中國當代詩歌史乃至文學史、思想史的一枚方法視鏡，通過古今選本學的有機對話，勾勒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文學知識圖景。由此，選本這一頗具傳統(tǒng)本土意義、又深具現(xiàn)代內涵的分析單位在文學研究話語體系的當代變革中充當了守正創(chuàng)新的觸媒，并從方法論意義上助力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自主知識體系的實現(xiàn)。

（作者系廈門大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